移花接木 谎言可笑
——评中国中央电视台“4.25”节目
首先，我们知道，早在1997年初，中国公安部一局以法轮功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就布置全国公安部门进行调查。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先生传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通知中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这是典型的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做法。之后安全部门动用了最高级的侦探手段，甚至利用大法大道无形、谁想学就来学的特点派人混入大法弟子内部，可谓不遗余力。
4月25日以后，很多普通学员的私人寓所电话以及工作单位电话都遭到窃听，可见安全部门对这种监视手段确实是驾轻就熟。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若李老师在北京有一套房子，从98年7月21日到99年4月25日如此长的时间内，这套房子必定已被查出并已在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另外，研究会主要人员李昌、纪烈武、王治文等人的住处也应在密切监视中。
录像片中指出，4月25日前后，纪烈武等人通过家中的电话与李老师联系多次，并且说李老师在转机间隙，一直呆在“北京寓所”中，并召集研究会人员开会。那么，这些窃听器、电话监控是否应该发挥一些作用？
以此推断，4月25日中南海万人上访，安全部门应该是知道的，可是，政府多次宣称：
“丝毫未察觉的情况下，万余名群众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中南海”，那么，要么是安全部门能力有限，用最高级的侦探手段都没有发现这么大一件事情（录像中说：这些人计划整个事件的过程只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家的电话，并没有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是到荒郊野外去，采取更隐蔽的手段），对于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来说，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否则，岂不被人耻笑？要么是类似的窃听记录、电话记录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否则，在全面围剿法轮功之后，为什么舆论不把这些记录公之于众，以便大法弟子们早日认清形势，而等到纪烈武等人被逮捕后来交待呢？
再来看看纪烈武等人在录像中阐述事情经过的镜头。凡涉及到与李老师直接电话联系的事，全是纪烈武一人所说，而且只要是有“我打电话给李洪志”等类似的话，前后之间总是有一些间断，给人感觉是不连续的。仔细观察纪烈武在提到李老师的名字时的口型，可以发现口型和名字本身明显不符，很象是经过语音处理的，移花接木。这不禁令人怀疑纪烈武的原话到底是如何说的？他到底给谁打电话？真的是给李老师打电话吗？由于录像片中配上播音员带有倾向性的配音，再加上故意渲染的开会场所，很容易使人忽略这一点。显然，摄制这一录像的新闻工作者们忽视了新闻工作客观公正这条最基本原则，整部片子就像一部故事片一样。试问：若对于证据确凿的事实，用得着采用这种手法吗？
再来看录像片中其他荒唐可笑之处：天津市公安局某处处长公然在记者话筒前信誓旦旦地说“天津没有抓人，一个人也没有抓”。
参加过天津上访的上千名大法弟子都知道，参加过4月25日上访国务院的弟子都知道，天津市出动了防暴警察，4月24日前抓了40多名大法弟子，在25日才放出来，这有被抓弟子写的文章为证。铁的事实谁也掩盖不了，谎言永远盖不住真相。某些阴谋家利用谎言来愚弄群众的伎俩必将暴露无遗。一句“没有抓人”就把天津市政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吗？我们并没有反对政府，只是要求有一个宽松、合法的修炼环境，被抓被压实乃非法待遇。
再看看录像中对4月26日以后的事情是如何捏造的：说的是4月25日没有见到国家领导人，李老师大怒云云。首先是整个过程没有摆出任何有说服力的事实，只有播音员充满倾向性和诱导性的一面之辞；其次，参加过4.25上访的弟子都忘不了XXX（为尊重起见我们隐去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很早就亲自出来与大家见面的感人场面，下午又亲自与五位代表面谈，倾听大家的意见。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国家领导人与群众的见面吗？再者，李老师在4月26日以后知道整个事情真相时，一再要求弟子们要安心实修，以提高层次为根本，心不要动。大法真修弟子谁会相信李老师大怒这样的谎言呢？
谎言永远是谎言，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完近40分钟的录像片，我们的感觉只有一个：大笑之。笑那些可怜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还在人世的迷雾中借镇压法轮功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想着升官发财之道。
“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
中国大法修炼者
1999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