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看到了一些诬蔑大法的文件,大法弟子很多都聚在一起切磋,觉得这样对大法不公,便分成了两批,一批到四川省政府、另一批有3个人去北京反映真实情况,我听说后,觉得自己也应该去。因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生命是大法给予的,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需要母亲甘甜的乳汁,如果失去了,这个婴儿是无法生存的,这个婴儿好比我们大法弟子,弟子需要师父教导我们的法理,需要宇宙大法来指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失去了这些,我们更无从生存了,因此,当大法在人间受到破坏时,弟子们应该站出来舍命维护大法。
我就说,我要去北京。于是我就和两个姐姐一个阿姨一起于7月21日凌晨5点去了飞机场。到北京的第2天,我们4个碰到乐山的十几个功友,就一起去旅馆住,当天下午3点我们看了诬蔑大法的新闻,便分成了四批打的去中南海上访。第一批去就被抓了,进行搜身、搜到我们旅馆的地址。我们第二、三、四批去了觉得不能反映,更不能进去,就回旅馆了,刚回去,警察就来把我们带走了,四川眉山的那些人把我们带了回去。回去后,警察问我还炼吗?我说我还炼,便把我拘留了三天,在拘留的过程中,我并不害怕,也不觉得可耻,相反我觉得为了大法,关我几年都值得,我真想让那些不修炼的常人明白我们的思想和做法。
10月13日我们又动身到北京,一共有20多个人,在火车上我和两个阿姨去补票,有一个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想从中得钱,一个阿姨为了弘法,说出了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并告诉他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是不会帮助他干坏事的,列车长得知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后就把我们全都抓下车去了,回乐山后爸爸他们被拘留了十五天,我是个小孩,就没拘留。
等爸爸拘留完后,11月初,我们又来到了北京,这次我在北京吃了很多苦。比如,刚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是在路边一个卖小吃的摊位上借了板凳,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坐了一夜,白天我们走了一天,晚上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时警察查票,把我们都问了一下,我能心里平衡而又不慌张地回答,这在我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我再说一说11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见闻和感想,前几天,我听说了大法弟子要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横幅、炼功。我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也应该去。爸爸和阿姨们都叫我想好,因为做这事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听了这句话,我想了想,当时我到北京的过程:在临来北京的前几天,我天天都在盼着到北京来护法。那天正好赶上星期六,学校老师都走了,我没法给老师们说,我跟老师打传呼,他们也没回,我悟到是师父在考验我是否放得下。于是我就什么也没管,收拾起东西就走了。在路上,我想了很多,爸爸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可能会挨打、坐牢。我想为了护法,我什么都得放下,什么苦都要吃,师父为了我们耗尽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父在“真修”中讲:“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就算舍命也得护法,大法是教人向善,修炼心性,没有任何邪的东西在里面,但为什么政府就要说是邪的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护法,向政府善意地解释,因此我就跟他们说:“我想好了,我要去。”
到了11月16日早晨,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坐车到了广场。那天,广场周围的便衣警察非常多,游人也非常多,大法弟子也很多,大家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都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大约九点,有一个学员把录音机拿出来放起第二套功法的音乐,另两个功友迅速把写着“法轮大法”的横幅拉了出来,我就过去在横幅前站好,开始抱轮,过了十几秒钟,我听见一个警察像发疯似的又骂又吼地跑了过来,扯横幅,接着又几个警察过来扯,当时音乐停止了,可有的学员照样炼,我回头看见一个警察把学员的手打下来,学员又坚定地举上去抱轮,这时有一个警察不知为什么,把我一下子拨到围观的人群中去了。当时我看着警察把比我们生命还贵重的横幅扯过去,有两个学员就拼命保护横幅,扯住不放,警察就打他们让他放手,那时已把很多学员都带上了车,我哭了,伤心极了,现在社会怎么成这样了,我们法轮大法学员是好人,为什么政府还抓我们呢?不是说好人越多越好吗?为什么连做好人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呢?后来,我一直在天安门,到下午一点多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