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京办,有的功友被连续铐在室外达20小时,看守还要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为止。冬天零下10多度也要在室外雪地里通宵冻着。成都市治安三处的警官审讯时也曾拳脚交加,并威胁不说就用烟头烫。
在成都青羊戒毒所,有几个功友因不愿顺从邪恶之徒强加的跑步体罚,被脱光衣服,只穿裤头,反铐在隔离室地上。在严寒的冬天用冷水淋,之后又让他们穿上湿衣服铐在铁栅门上。当学员奉劝它们不要践踏法律、人权,希望它们弃恶从善时,又用手纸、袜子、脏毛巾塞进学员口中,最后干脆用胶布贴在学员嘴上,企图封住正义的声音。一个武警小战士还把他们当作练散打的沙袋,有招有式地拳打脚踢,连女警也用高跟鞋从背后蹬踢学员,一个年轻功友晕倒两次后学员们才被从铁栅门上放下来。
在九如村治安拘留所,一个老警官和一个年轻干警对法轮功学员最狠毒。有个学员被铐在院内,因为面带微笑便遭来老警官的毒打,用胶木棍在学员头顶胡乱敲打,用棍尖戳学员的脸、嘴和眼睛,并顶住学员的眼球狠狠揉挤,不停地击打学员胸膛、戳小腹。连其他干警都看不下去,过去劝阻,它不但不理,更疯狂地叫嚣:“我整的就是‘真善忍’,就是你们师父我也照样!”学员回到监室,见到这一幕的其他拘留人员一边关心地擦着学员脸上的伤痕,一边愤愤地说:“这些坏蛋一个个都该斩尽杀绝!”但学员只是无怨无恨地笑笑。
在莲花村看守所,坚持炼功的功友全部被带上脚镣手铐,一带就是连续二、三十天,睡觉、上厕所都极不方便。
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先后关有170多名大法学员。女功友们在这里仍用各种方式证实大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默默地承受着。炼功时,警察常常冲过来用电棍持续不断地触脸,许多功友脸上伤痕累累。民警和其他女囚在冬天向打坐的功友衣服里浇水,甚至丧心病狂地往头上倒尿水。有的民警将功友踢翻在地,狠狠地踩上几脚,抓着头发在地上拖行。周功友被邪恶之徒抬起丢到粪坑里坐着。有个中队还专门修了一个池子,装满脏水,把坚持炼功的学员赶下去,从早坐到晚。李功友等数位功友被脱光衣服,四、五个女犯用楠竹条轮换着抽打全身,还不准哭,不准叫喊,被打得血迹斑斑,遍体鳞伤,后来医生检查时都流着泪谴责这些惨无人道的恶魔。赖功友送到劳教所之前已在乐山某看守所被打断了一条腿。为了强迫学员写“悔过书”,它们让学员每天十几个小时端正地站立着,或不停地做下蹲、起立动作,学员们被折磨得双腿疼痛无力,行走都得有人搀扶。还让她们在大院中间端坐在小凳上,不准动一动(称“坐军姿”),连眨一下眼睛都会遭来一阵耳光,更不能擦汗赶蚊虫,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地在烈日下暴晒。许多人屁股上长了脓疮,仍必须继续忍痛“坐军姿”。在40度的高温下,她们皮肤被晒伤,时常汗流浃背,衣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浑身发出恶臭,也不准洗漱。甚至只准吃,不准上厕所,憋着……这儿留下了执法犯法,践踏人权的种种恶劣记录。
在资阳大堰劳教所,先后关有大约40多名男功友。由于管教干部和其他劳教人员对大法和学员不了解,初期进集训队的近20名功友遭受了极其残忍的折磨和虐待。特别是法轮大法学员王旭志由于认为我们是在做好人,上访不违法,不该被劳教,因此在任何场合都不喊报告,不打报告词,进出看守所、转运站时多次被武警用枪托毒打头部,在劳教所不但多次被干警用警绳捆绑,监室组长王羽等也时常对他拳打脚踢,扇耳光,罚他“开飞机”或通宵干活。一名功友劝它们要遵纪守法,不要干坏事造业给自己带来灾难,并告诉它们“大法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我们的大善大忍并不是害怕”,当时就遭到报复,头部被猛踢了几脚。第二天中午王羽又污蔑他们煽动闹事,拉他们到干警面前,当着十余名正在吃午饭的干警推搡殴打王旭志。功友们要求向干警们反映王羽随便打人的违法违纪情况,干部不但不理,反而蛮横地命令他们到墙角边“顶起”“补学习”,进行体罚。面对这种情况,王旭志责问在场十余名穿制服的干部:“你们这样对得起身上的警徽吗?!”有干部恼羞成怒,也许做贼心虚,说骂他们是“警匪”,唤来五、六个凶恶的刑事犯,一拥而上把他按在地上,强行扒光上衣,象死刑犯一样紧紧地五花大绑起来(捆警绳是一种如“老虎凳”般极痛苦的酷刑,细麻绳深深地勒进后颈、双肩、腋窝、大小臂、手腕的肌肉里,双臂使劲拧到后背捆紧向上猛地拉起,时间稍长几分钟就会致残、致死)。它们邪恶地叫嚣:“把你绑在十字架上!”一个干部命令它们踩住他的小腿拉起来强行按在地上跪着,说是“向人民政府悔罪”,然后脱下皮鞋,用鞋跟一下又一下向他脸上猛打狠砸,打得功友鼻青脸肿,满口流血。这血腥的一幕分明就是“警匪”的行为!它们见功友似要昏迷过去,就解开绳子,让他恢复一会儿,然后再次捆起来……。就象众多大法学员正常上访说明真相却被无辜关押、劳教、劳改一样,学员反映违法违纪事实,揭露邪恶,却遭受酷刑加身。这哪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法制的尊严啊!
从那天起,王旭志开始了长达6个多月的绝食。他认为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不应该被拘留、劳教,因此不吃它们的饭。在以前几次关押期间他也曾多次绝食,并惨遭毒打。这次更是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虐待。看管他的劳教人员邱文皓和“小幺儿”(外号)强迫给他灌食,用塑料管乱戳,经常把上腭、鼻孔插得鲜血直流;用针管注食时,故意把滚烫的奶粉水猛射进胃里;晚上他的双手被反铐在床头,为了寻开心,用烟头烫他,用打火机烧他,甚至丧尽天良地给他灌屎尿……。今年8月,王旭志被保外就医,当时体重只有50余斤,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几条肋骨已被打断,几乎不能行动,不能进食,医生说他只能活三天。过了11天,王旭志平静地离开了人世。邪恶之徒又隐瞒掩盖王旭志死亡的真相,造谣说他有病拒绝就医,死前说大法害了他,等等,极尽造谣、污蔑、欺骗之能事。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功友们仍坚持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李功友因晚上炼功,当场被拉出去捆了半个多小时警绳。第二天一早,又被一个管教叫下去用绳子捆在院中,一边用警棍殴打一边喊道:“还有谁炼了功?还有谁要炼功?”于是有几个功友纷纷从楼上下来,走到院中。邪恶之徒用绳子紧紧捆住学员,让他们面对墙壁,象押赴刑场的死犯一样,站成一排。在遭到痛打后的剧烈疼痛中,学员们默默地忍受着,顽强地伫立着。时间在煎熬中一秒一秒地爬着,功友们的手指渐渐无力张开,手臂红肿、变紫……看着这悲壮的情景,其他的功友不禁热泪盈眶。从那天起,绝大多数功友都开始了绝食。他们不是要与谁对抗,而是希望用自己的付出(哪怕付出生命),自己承受的痛苦,诚恳地向周围的人们表明:法轮大法是正法。
为了强迫他们吃饭,有几个功友被调到严管组,遭受了暗无天日的折磨。白天劳动时,它们动辄拳脚交加,棍棒加身。连续四天,动不动就是一阵暴打;指头粗的铁棍打弯了又在背上敲直,反反复复;竹条在裸背上抽打,一轮凶似一轮;胳膊粗的竹杆在后颈、后脑勺乱敲;碗口粗的木棒向背部、肩部猛戳狠砸;砖头或更大的硬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从几米远的地方向身上砸过来……。邱文皓等挥舞着凶器,时常在学员身后突然袭击,暴打大法学员,并疯狂地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人间地狱!”邪恶猖獗,阴风惨惨!学员善良地告诉他不能随便打人,有事可以找干部解决,它们说:“干部让我们这样管你们的!”狐假虎威,猖狂之极!(那些敢随便打人的一般都是管教、干部的亲属、关系户、“红毛”。)大家背上伤痕累累,鲜血淋淋,有的后脑勺被打出鸡蛋大的血包,有的腰背疼痛,三、四个月使不上力。特别是梅功友因体力不支,视力不好,动作慢了一些,它们又强迫他趴在地上,掀起衣服用竹条抽打了几十分钟,又到干部那里拿来警棍毒打了一阵,刽子手的吆喝声和抽打声穿透围观的人群传得很远很远,干部却不问不理,回到监区又是警绳捆绑……。梅功友倒在地上抽搐不已,奄奄一息,围观的刑事犯也禁不住掉下同情的泪水。无法无天,残忍至极!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四天里它们不准学员有一刻休息时间,晚上仍连续劳动。用废报纸卷鞭炮筒时,它们故意在浆糊里放许多碱粉,功友们的手指、手掌很快被碱腐蚀烂了,每搓动一下就钻心地痛,每张报纸上都留下了殷红的鲜血。它们计划进行三个“疗程”,每个“疗程”持续五天,过两天再接着施虐,从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欲使大法学员彻底崩溃。然而,四天没吃饭,80多个小时没睡觉,每日每夜干活,还时时承受毒打,功友们虽然有“百苦一齐降”的感觉,时时面临生死,有时已气息奄奄,但他们却很坦然,不屈不挠。这时有的刑事犯也在鼓励他们:“忍吧,坚持到底,人间自有正道!”见他们宁死不屈,劳教所在第四天傍晚突然把集训队的功友分到了各个中队,恶劣的环境终于有所改变。
这以后,也许劳教所要推行“法制、文明”管理,这里的大法学员基本上再也没被残酷殴打过。可是,今年7月马三家劳教所的四个“小丑”来过以后,仍让大法学员写“悔过书”、“决裂书”,劳教所的干部也许出于他们所标榜认为的“好意”,又对大法学员增加了劳动和学习强度,强迫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有的一天扛水泥至少十多吨(奥运举重冠军每天的训练量才举3吨),有的成天吃力地推装满泥土的斗车,有的在砖厂出窑,捡坯,有的顶着烈日锤洗玻璃,有的凌晨三、四点还在劳动,有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立正站着“补学习”,有的连续几天通宵跑步,不准睡觉,与其“谈心”,有的被威胁注射海洛因……大家抱着“士可杀,志不可夺”的念头承受着。虽然有一些学员不愿写“悔过书”,感到承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折磨,撞墙、割腕等等,结果使本来已被恶毒摧残的躯体更急剧憔悴下去;但大多数人明白法轮功学员是不允许自杀的,任何磨难都有业力因素,只有保持正念坚持到底才能脱胎换骨。
然而,即便这样的残酷折磨,有的干部还对学员说“对你们还是太仁慈了。”据说绵阳新华劳教所更霸道。那儿还有一批大法学员,并且仍在陆续送去。目前那儿人数不详,情况不明。
另外,刚从劳教所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游全富放回后,因仍继续坚持修炼,已被送进彭州市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