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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年4月18日】

一、 本人于99年10月1日同5名法轮功修炼者一起到成都《商务早报》报社，善意地向编辑阐述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本人患先天性血管瘤，在长期诊治中病情控制不力，95年手术后病情加重，97年经川医30多位专家会诊一致确诊为世界疑难病症，并表示目前国际上尚无有效治疗方法。97年底出现阵发性严重脑缺血，发作时大脑血管像钢琴弦一样绷紧，令全身麻木失去知觉，长期与药为伴。另外，我脸上还有大面积深度蝴蝶斑，经过长达6年诊治和美容，花费上万元巨资都毫无效果。在我绝望之际，于99年3月5日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后奇迹出现了：脸上的斑一星期内全部消失，两月内血管瘤、脑缺血全部痊愈，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告别了痛苦的过去。”

然而，就因为我到该报社说了真话，首次被公安机关以“围攻报社”罪名拘留15天。不久，成都的新闻媒体把我上述反映的真实情况反过来进行了报道，它们污蔑法轮大法把我炼偏了，炼成了血管瘤，并说法轮功不准我上医院打针、吃药。叫善良的人们吸取我的教训，不要相信法轮功，只有上医院打针、吃药才能好病，法轮功是不可能治好病的，甚至还制作成电视节目在四川电视台《今晚十分》栏目反复播出。象这种不讲职业道德、不负责任、严重失实的报道，损害了新闻机构的正面形象，误导了群众，在社会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由我的亲身经历不难看出新闻机构报道的因炼法轮功致伤、致残的1400例“受害者”，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值得深思……谎言只能遮盖一时，却不能欺骗一世，法轮大法的事实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二、 我于99年12月10日起因两次上京合法上访，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以及表态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公安机关再次“实施”刑事拘留1次，治安拘留5次，连续长达100多天。期间多次提出回家洗个澡、看一眼孩子的起码要求都被断然拒绝。又因本人系单亲家庭，在无止境地反复拘留中，被迫丢下年仅九岁的幼子无人照看。何时获得自由还遥遥无期。

三、 我的亲生母亲陈国香，65岁高龄，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剥夺照看外孙的权利，甚至被当地派出所赶出我的家门，遣返原籍，剥夺我赡养老人的权利及义务，致使家中空无一人。

这种令身心健康的普通人都难以忍受的长期艰苦的监禁生活，不仅没有摧垮我的身体，反而使我身心更健康，更加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并无怨无恨，坦然面对未来的一切，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吗？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于成都

【明慧网2000年4月18日】

尊敬的人民共和国主席、总理及各位首长：

我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干部，原中共党员，在政法战线上工作了十六年，我从不反政府，对党对政府一贯是忠诚感激的，是党的正确路线使我有机会从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的搬运工人考上大学，并分配在省城的政法部门工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一个众人羡慕的工作。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身患绝症——白血病而修炼了法轮大法而被推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遭到公安机关的拘捕，所“遭遇”的处境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坚信党的正确路线，也相信人民的政府，痛恨党的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害。本着对党负责，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我现将自己的处境和一部分事实真相向你们反映出来，希望各位首长能从我的“遭遇”和事实真相中作出客观的分析和全面的判断。

1999年8月21日，南昌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醒目新闻《一位被授意撰文称“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炼功者，其实是一位六次住院花去医疗费30万元的重病患者──且看“法轮大法”如何诓骗世人》，该文称我写的“心得体会文章是辅导站授意炮制的”，称我“炼功期间六次入住医院，从1997年6月28日至今（也就是99年8月21日），胡庆云基本上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并以此作为说明“法轮大法如何诓骗世人”的“事实材料”。

事实真相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肠胃炎、咽喉炎、鼻炎、颈椎骨质增生、脑血管供血不足，再生不良性贫血，没有什么舒服的日子过，长期服药，医药费也挺多， 1997年不幸患上了绝症──急性白血病，而且还是白血病类中较难治的一种，同时还有再障（没有什么造血功能），在抢救治疗中又并发了乙肝，丙肝（肝炎中最难治的一种）、肺结核等疾病。经过江西医学院一附院、江西省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五家大医院多次会诊和抢救治疗，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振义教授亲自临床会诊了两次，最后，众专家们得出结论，说我所患的白血病是无药可救，最多只有１─３个月的生存期。在上海瑞金医院抢救治疗时，专家们劝我们尽快回江西，否则只有抱着骨灰回去，这样，上海派一名护士长将我送回江西的医院来等死。 1998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专家们结论的最多活三个月的最后期限，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的专家告知家属，说最多还有三天的生命，请家属作好办理后事的准备。

我是在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得到宝书──《转法轮》，我开始了学习，并按书上的要求开始修炼，然而奇迹真的就发生了，我的生命开始得以延续，突破了医学和专家给我下的结论即最后的生命期限。一个多月以后，我开始在医院的病床上炼功，炼功后不久我就开始逐步停掉化疗、输血、输血小板，停掉了西药等。当时停药时，我的血液和骨髓中的坏细胞 (亦称血癌细胞) 已从化疗前的30％上升到65％，医药和医学根本起不到作用，坏细胞越治越多，体重也下降了三十六斤，不能吃饭（只能吃流汁），在病床上拉屎拉尿，全身疼痛难忍，而且不能动弹，我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停掉化疗，停掉输血而开始炼功的。在医院里炼了二个多月，我的身体逐渐好起来。我的修炼实践表明，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已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我的坚持下， 98年6月初医院才勉强同意我以“白血病部分缓解”的结论出院，并嘱咐一个月以后一定要回医院化疗或治疗等，我出院后就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没有再去医院化疗、输血或其它治疗措施。而该报新闻却将我在修炼前的五次入住医院故意混淆为我修炼后或修炼过程中，不顾及我出院修炼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医院医治的事实，却要编造我修炼后“曾六次入住医院，且一直在医院里度过”的谎言，并刊登照片说“胡庆云在医院病床上对记者说：‘两年来，我六次入住医院，是科学和国家的关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以此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欺骗党和政府以及各位领导，这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对未来、对真理的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的住院期间，我的医药费高达32万余元　用了这么多钱，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在我的血液和骨髓中从开始的30％的血癌细胞上升到65%，身体完全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几次都差点死在医院里，医学和专家救不了我的命，也无法延长我的生命，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却创造了这一奇迹，这个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关于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振义教授、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教授、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孙关林教授、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副主任刘茂发教授、邵毅教授和伍世礼教授等人是清楚明白的。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始终牢记李洪志师父“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炼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的教诲，真正明白了修炼中的严肃性和真理性，所以，我每天坚持学法、修心、炼功，这样，我的生命就真的得以延续，才真正地使我从病魔折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解除了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也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按正常治疗一个白血病人每年需要10-20万元，特殊情况的还无法计算，即使这样也无法保全生命的），这于国于民的大好事却不能得到理解和公正的对待，遭到无端的迫害和打击，后人和历史会怎么说呢？

1999年8月份，南昌电视台、省电视台、南昌晚报等一些新闻媒体播放了我重新“住院”的新闻，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一名主任医生（该主任医生从没有跟我看过病，根本不了解我修炼前的病情和出院时的“病况”），该主任医生说：“是我们医院好治了胡庆云的白血病以后他才出院的，根本与法轮功无关”，事后，我问该主任医生，“你在电视上讲医院治好了我的白血病，但出院结论和各项检验结果都表示为部分缓解作如何解释时”，他竟说，现在大家都这样说，大气候嘛，你也不要去计较等等。这样的宣传报道只能是自欺欺人，怎么能起到“教育转化”的作用呢？只能是让人们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伎俩。别有用心的人还到处说我是用了30多万元钱治好了“白血病”，而并不是法轮功的作用，并到处宣扬“胡庆云又发病了，又不行了”的消息。显而易见，这些人就是从我重新住院的照片和电视镜头，以我用了30万元医药费在医院治好了病的新闻，以现在又发了“病”了，又不行了的说法来达到否认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延续了我的生命，生命得救的事实，进而达到否论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和超常科学现象的事实，这难道是一种对人类、对科学负责的态度吗？

事实真相是： 1999年7月21日，公安机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我进行刑事拘留，拘捕我时，我申明自己曾是一个白血病患者，按医学和专家所讲是一个完全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的人，作为一个“绝症患者”，一个延续了生命的修炼者，我是不能停止炼功的，一旦停止炼功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公安机关改变强制措施，当时在场的公安机关负责人说：“你用这个（指白血病 ) 威胁不了我们”，根本不考虑我的死活，将我关进了监狱，与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关在了一起，每个懂医的人，每个白血病人及家属都明白，“白血病”人是没有一点免疫力和抵抗力，不能吹风，不能吃冷的，不能沾冷水，不能受凉，不能感染和感冒，上述只要一一项发生，该“白血病”人的生命就危险，几乎不能再救治。在监狱里，不允许我炼功，又不能学法，每 天都是喝冷水，洗冷水脸和脚，洗冷水澡，但我没有挨打，不几天，我就开始牙齿出血、鼻子出血、全身有出血点，“全身出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监狱里昏过二次，我一直不让同监犯人报告，自己承受着，对一个已死过几次的人也不会在乎再死一次，所以我在监狱：坚持了二十天，到1999年8月9 日又一次“昏倒”，同监犯人怕出人命承担不起责任，他们大声报告叫来了看守所所长以及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公安机关一负责人说：“你还不让犯人报告（“病情”），你想死也不要死在这里（指看守所里）”，公安局看我不行了，将我送到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抢救治疗。”医院一检查，说我血象很低，“白血病”较严重，要赶紧采取治疗措施。

我深知，我在修炼前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了30万元不但治不了病，还使血癌细胞从30%上升到60％多，使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几次差点死在医院里，我明白，医学和人是无法救我的生命，我生生世世及前半生所做的坏事和不好的事造成的“绝症”非人能及，死与不死对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修炼了法轮大法，让我真正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谢绝了医院给我安排的一切治疗措施，没有打一针，没有吃一粒药，没有输一滴血，在医院里休息了十五天就出院了。

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修炼，我的生命就能继续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达到自己修炼的最终目的。事实说明，从1998年2月（即上海众专家认定的我生命终结的最后期限）开始得法一直到1999年7月21日--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一年半里，我在一个祥和的环境里修炼，我的生命不但没有终结，而是得以延续并走向康复，而当我1999年7月21日被关押后，剥夺了我的炼功权利和炼功环境，20天之内就使“白血病病情”加重发作，全身出血，血象下降，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师父讲的“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炼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的真理性结论。当1999年8月9日我被取保候审放出来后，我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炼功，使医院认定的“白血病发作且严重”的我的生命又得以继续延续下去，身体又开始走向康复。可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顾及事实真相，还要用“病”又发作了，炼法轮功没有作用，以前是用30万元治好了“病”，现在又在住院等等来继续蒙骗不明真相的人们。试问，我在监狱里发作的“白血病”可没有再打一针，没吃一粒药，没输一粒血，只是坚持每天学法炼功而使我的生命从释放至今又延续了七个多月，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这难道又是用了多少钱或者又是医院的功劳吗？这种不明事理、混淆是非的宣传报道对人类、对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对法轮大法的这种神奇功效和超常科学现象就无动于衷呢？就不能用理智和理性对之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细致乃至更为广泛的调查研究呢？

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并在政法部门工作十六年，从事政法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八年，国家起码还给我报销了十一万元医药费，如果法轮功是一个有政治目的或政治野心，有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倾向或者是一个“邪教”，我是绝对不会去炼的，因我不是一个傻瓜，也不是一个跟共产党有仇恨的人，都死过几回了，哪有这份去做对党对国家不利的闲心呢？但令我费解的是，这么多炼功人的处境到底怎样，就不想多说了，就我这样的一个被医院判定“必死”的“绝症患者”也不放过，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进行不断的迫害和打击，更何况其他的修炼者呢？

1999年10月份，执法机关又换个罪名对我进行批捕，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事实真相是：我在书店给我提供了征订单（上面有地址、联系人、品种和单价）给我，我帮助两个书店联系了四至五次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都是有国家批准的书号和刊号和发行部门的证明及委托书），其中有一个书店借了我一些钱作本金，我既不是书店的法人代表，不是股东，又不是书店的经营者，没有销售，也没有参与书店的管理，既不给书店的员工发工资，也没有在书店领一分钱工资，我帮助联系的几单业务都是直接由书店收货，由书店直接汇款或付款给发行商或书商结算的，既没有货款给我，也没有给一分钱利润给我，书店老板还我欠款时可没有多给一分钱给我，我何来“非法经营”呢？听说有个别公安人员在讯问书店老板时，写好“我是帮胡庆云经营，挣了钱交给了胡庆云，胡庆云又将钱交给了辅导站”的笔录，要她签字，当该功友说自己没有讲这段话并且将这段话划掉之后，却遭到该公安人员的怒骂和威胁，这里我暂且不说该公安人员的姓名，毕竟这种迫害大法学员的人不是很多。

1999年12月份，税务机关找到我，说该书店偷税，应交税和罚税共6万余元，要我承担，说是公安局认定找我，那么税务局就找我（而不是按法律程序由法院判决谁是经营者和法人来承担），我多次申明我不是法人，也不是经营者，钱都让公安局抄家抄走了，也没有钱交这一大笔罚税，而税务稽查员说，“如果你不交，我们就要强制执行，最后要将你的住房拍卖抵罚税款”。当然，如果我违犯了人类的法律，我愿意承受，卖家产，卖住房也会去承受。

1999年7月21日，公安机关在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拘捕我时，将我家抄了几个小时，抄走现金9千余元，存折8万余元，电脑价值1.4万余元，私房产权证书两本，手机二台，金银首饰8件，别人借我钱的所有借条等等，一律不给开具暂扣单， 1999年10月份，公安局口头通知我，已将我存折上的钱和抄走的现金全部没收，也不开具没收凭证给我，我说我尚欠别人一些钱，希望从没收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去还欠款，也未批准，而刑法对没收财产是有明文规定的，可以抵扣当事人的欠款和债务，为什么就不能按法律规定来处理呢？

我的医药费共32万余元，几年了，只给报销了十一万元，尚有大部分医药费或者说不符合公费医疗标准，或者拖而不给，据说现在还要拒付符合规定的那一部分医药费。我从开始修炼至今，省高级法院不发一分钱工资给我，也不给任何生活费，工资没有了，生活费没有了，存款没收了，家里部分值钱的财产扣押了，剩余的医药费拖了几年不给或不予报销。税务局还要罚6万元的税，还要面对检察机关的起诉和法庭的审判，这还能让人活下去吗?一个被医院判定“无药可救的白血病人”按科学讲每个月要用1至2万元来维持正常的医药费（即使如此性命也难保），按医生讲是一个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完全失去了自立能力，一个完全没有免疫力和抵抗力的人，也不给条生活出路，还要不断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迫害和打击，如果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社会各界还会伸出援助之手，还会有众多的捐款者，而我作为一个修炼了法轮大法延长了生命的人，为什么就要这样不理解修炼的人呢？什么就要这样“仇恨”我们这些修炼的人呢？作为一个炼功人，生活苦一点算不了什么，都会自觉地去承受自己该承受的魔难而毫无怨言，我也不例外。

1999年12月份，单位上将我的党籍给开除了，理由是我“参加了7月12日向省委信访办的上访，写了一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文章和向书店批发销售了法轮功书籍”，我去信访办上访和写心得体会文章事先已向省法院政治部和机关党委报告了，并没有一个人反对，且说：“文章你可以写，可以发，这是你的自由”，“去省委上访也是你的自由，但去北京要报告组织上”等等，这能作为开除我党籍的依据吗？说我批发书籍给东方书城也是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结论，国税局和地税局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的调查，查出了贷款是直接由东方书城汇给发行商结算的，没有认定我经营，我就不多说了。近日，听闻单位要开除我的公职。我想向您们说明的是：就是开除我的党籍，开除我的公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迫害我和打击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真的不会动心，无怨无悔，没有一点怨言，我一点都不恨共产党，更没有反党和反政府念头和行动，我修炼法轮大法是为了救自己“生命的永远”，为了修得“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的境界，自会明白以“觉者”的境界来衡量自己，衡量自己应该承受的一切魔难。

我给您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想让您们从我所遭受的迫害和处境中，看看真正的真相是什么。试想，一个常人，一个不修炼的白血病人是否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折磨和迫害以及牢狱之灾，还不早点离开这个人间去了？这不正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使我有这种超常的忍受，才能承受这么多的磨难、迫害和打击。作为一个已“死过”几回的并被几个大医院判定“必死”无疑的人，我已无意留恋什么，更不想增添您们的麻烦，也不会去参与任何政治，更不会去反党反政府，既不想让政治利用我来诬陷法轮功，也不想让政治利用我来攻击中国政府。我真心希望您们能找一些真正的修炼者（而不是一个不修炼的人或者假修者）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在干什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这些修炼者，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是真正的好人中的好人。如果我们真做错了什么，我们可以改正，但不致于搞成这个“样子”，人类和历史将会怎样评说呢？

最后，我要向您们说句心里话，也可以说是真相吧！修炼的人通过修炼是自己明明白白受益，明明白白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去做一个超常好人，而不是听信于说教或被什么“精神控制”，自会用觉悟了的本性去衡量一切乃至生命。修炼的人受益的方方面面，超常的思想境界以及自己所看到的宇宙的真相和所证悟到的法理是常人永远也明白不了的（除非也修炼），要叫他们放弃或强迫他们放弃，这可能吗？请您们给予我们一点点理解吧！

愿您们能在百忙之中看看这封信，能引起您们的深思我的心愿也就了了。
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教。

附：我从监狱“白血病”发作送住医院的诊断证明复印件一份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孙家亭顺外公寓39号信箱
邮编： 330002 电话： （0791）8324623

胡庆云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九日

叔父、婶母：

你们好！刚儿离开你们已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确实让你们受了很多磨难和苦恼，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暂时的，也是我们修炼的考验。

前几天听说二叔在消业，身体很难受。但是做为修炼人，我们每消一次业，身体就会去掉很多不好的物质，所以反而是好事。我记得师父在讲法中说过。每一个难都是与你的心性差不多，只要你想过，就能够过得去(不是原话)。因此我认为只要二叔能够坚定修炼之心，多学法，在心性上下功夫，一定会很快过了这一关。

其实，在修炼中，我自己这三年多来的体悟就有无数。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真真正正过了好多关，还是活得好好地，而且活得比以前更明理，更快乐。特别是在前段消业那一关，真可谓也是生死一大关，整个过程差不多经过了七天，吃不下饭，每天便血，最多的一天不少于几十次，有时刚穿起裤子又要上厕所，那些天又下雨， 厕所又没有顶盖，刑拘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找一件外衣遮在头上，又饥、又寒，全身无力。那时我只有坚定修炼的信念，直到那天派出所把我带到铁铺收教所，我还在便血。

但我死而复生，要不是大法的威力，师尊的慈悲，我能有今天、能有未来吗？我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面色红润，体重也增加了。我们现在六位大法弟子在收教所里还是坚持堂堂正正地学法炼功，经常交流。请你们放心，现在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同时也代我谢谢两位妹妹以及妹夫对你们的照顾。

最后，如有与大法弟子在一起请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下以 <<了愿>>一首共勉：

树刚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明慧网2000年4月18日】3月5日上午９点（当地时间７点），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人山人海。这天是周日，来这里早锻炼的人还没散去，练什么的都有。我们二十多位法轮大法学员也在这里相聚了。大伙找了块空地，围成一圈开始炼功。没有录音机，一位女学员走到圈中喊起了口令。这时早已等候在广场的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走了过来，把我们团团围住。功友们对他们的到来不予理睬，安祥地闭着眼睛继续抱轮。大约炼了二十分钟，一位公安喊了一声“动手吧”，就开始抓我们了。我从衣袋掏出一封写给人代会的短信，想念一下，但刚念了一句就被公安粗暴地打断了，把信抢走。两人一左一右架着我的胳膊往广场前边的警车上送，警车有好多辆。我们被拉到乌市公安局逐个登记。有１７位功友被抓。这时我取出一本宪法开始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只念了这一条，就被厉声制止：“现在不是学法的时候！”登记完毕，我们１７人分别由各区的公安分局接走。我、张建波、王飞舟、安喜文四人被拉到沙衣巴克区分局。在汽车上，公安人员和我们辩论，开车的那位动了手，把我的眼镜打断了，又揪我头发，还揪住张建波的头发使劲往下按。在沙区分局，我们四人被分别审讯。审讯我的是张金龙．主要问：法轮功已被下政府定为邪教了，为什么还到广场炼功；这次炼功是谁组织的，谁通知你去的。我说：法轮功定为邪教，并没有经过司法机关正式审理。是江泽民主席访欧期间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讲的。作为国家主席，轻率地给一种功法定性，是超越权限的行为。这个定性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此是无效的。我们到广场炼功，只是想以炼功这种形式来庆祝人代会的召开。这次炼功没有人组织、领导，纯属个人行为，是我自己想去。当然，我曾把我的打算告诉过几位功友，但绝不是他们说的那种“通知”：别人去不去我并不问，那是他自己的事。也有一位功友告诉了我，我们是不谋而合。至于这位功友是谁以及我都告诉了谁，我不想回答。

审讯中他们让我把信复述（写）一遍，我就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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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万象更新。亿万人民瞩目的千禧年人代会今天举行。此刻，新疆法轮大法学员来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以集体炼功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大会的祝愿。也许我们的行为暂时还不能为社会完全理解；也许我们会为这次炼功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这种事屡屡发生；这次在广场炼功，公安部门已事先知道，有许多学员受到了公安的警告，不许出去炼功）。但是，我们还是坦坦然然地走出来了，还是满怀欣喜地到这里来祝贺大会开幕。因为我们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他必定会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接受。大法的光芒将普照全球，每位善良人的良知都将被唤醒；一切污垢与愚见都将被荡尽；人类将进入美好的历史新纪元。到那时，对我们的所有误解自然会冰消云散。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迎接那伟大殊胜时刻的早日到来。相信这一天离我们已经不远了。祝大会圆满成功。

新疆法轮大法学员
200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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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结束后他们开车拉上我到我家搜查，用钢锯锯断抽屉的锁，强行没收了我的大法书、资料、炼功录音带、电脑软盘、私人日记、信件、电话号码本等。然后将我拉到乌市六道湾收容教育所，以“扰乱秩序”罪处以行政拘留15天。张建波也同时进来了。稍后两、三天又有两位大法学员被关进来了，她们是侯继红、方敏，“罪名”是进京上访。听她们说，3月5日和6日，天安门广场被公安严加把守，几步一哨，整个广场戒严，空无一人。她们都是在寻找人大信访局的过程中被抓并被遣送回乌市拘留的。

3月13日下午，张金龙等3人来收教所继续审问广场炼功的事。这次只问一个问题：通知我们的那个人是谁。我不回答，他们从各个方面“开导”我。什么“你是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你是教师，难道就教育学生隐瞒事实”，“你们还讲真善忍，连这么一个小问题都不敢说真话”，“你是否有顾虑，是否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只不过是要把事情经过弄清楚……”

我说：是你们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你们在小题大作，无事生非。那天在广场，如果不是你们抓人，引来大批围观者，我们的炼功根本没人注意。我们连音乐都没放，影响了谁？扰乱了什么秩序？你们却如临大敌，出动的干警比炼功学员都多。值得吗？为此还搜查我家，连私人日记都没收，这符合哪条法律？我不想说出功友的名字不是我们做的事见不得人，而是我对你们不信任。你们能代表党吗？党让你们保护人民，你们却对人民实行专政。我说出来，你们无非是抓他、判他。我希望你们少造点业，我不愿看到在中国大地出现更多的冤假错案。

三位干警对我们的回答很不满意，其中一位骂了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并威胁我：“看来是得给你换个地方了！”，第二天，收教所管教也在全体人员会上批我们并威胁“乌拉泊（劳教农场）在向你们招手。”

3月15日下午，我单位退休站总支书记李新梅等二人来所会见我，通知我党支部已决定开除我党籍，让我在支部大会决议上签字。我看了一下决议内容，在后面写了以下一段话：（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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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和提出建议，是党章赋予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如果我明明看到党中央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作出了错误决定，我却为了个人安危和家庭幸福而保持沉默，我就是对党不负责任。我之所以做了上述那些事（写信、上访、炼功等），正是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党中央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尽早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而且我所做的事都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所以我没有错，不能接受开除我党籍的处分。我相信终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这一错误并自己起来纠正它。我愿意耐心等待。但如果党真的拒不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坚持错误，一意孤行，那时我自己会自动申请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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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上午，自治区安全厅曹五江、李林等2人到所提审我。接着曹五江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俩3月4日见面是谁邀请的谁；我们是几点钟、在什么地点见的面；我打算用什么方式把信发出去；我把她的信交给谁了；我3月4日下午都干什么了，到谁家去了；我认不认识新疆工学院炼法轮功的人，认不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等等。

对这些问题，我一概拒绝回答。我说我只能讲我自己的事，涉及到别人的事我不能讲，我不想出卖朋友。我都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是坐牢。我情愿把牢底坐穿，但出卖朋友有违我从小信奉的做人的道德，我不能那么做。即使有的朋友说出了我的什么事，我也不说他，我也不怨他。因为我修的是真善忍。曹五江最后宣布：“你的事还没有完。”

我３月５日进收教所，２１日释放，在所１６天，所领导和管教对我比较客气，不让我干活，有时还问问冷暖。但我不解的是：我在大庆也曾被行政拘留。那里的伙食费每天５元，逢年过节改善生活不另加钱。而乌鲁木齐市六道湾收教所对行政拘留人员每天收生活费５０元（收教人员每天１５元，年节改善生活另加３０元）。同在中国，为何两地收费差距这么大？这里收５０元，每天也不过两餐，早餐一个馒头一勺稀饭，晚餐一个馒头一勺菜汤。此外，入所后我们还被强迫购买所里“配发”的一大堆生活用品，从餐巾纸、香皂到牙膏、卫生纸等等，应有尽有，价格是市场价的１－４倍。不买不行，说是“规定”。还不准问价格。如果你带进所的钱多，还要给你“配发”方便面、辣椒酱等食品。有时还点名让人买他们拿来的加餐（如炒面、拌面），也不准问价格。我想，电视上说法轮功“疯狂敛财”；我炼了快三年了，买了十多本书和许多磁带，也不过花了二百多元，而这一次15天的拘留却让我交了生活费750元。而且交钱还不给开收据，说是收据只能入档案袋，不能给你……

新疆大法弟子
2000年3月22日

【明慧网2000年4月18日】师父讲：“法有不同的层次，修炼者对法的认识也是自己修到此一层的认识，每个修炼者对法的理解的不同是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从这个法理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前极其特殊的形势下，弟子之间的千差万别，认识的不同分歧。然而，大法只有一个，“...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和时间的对话》），这是否是一个修炼者起码应该做到的呢？师父说：“告诉大家，这法大得不可想象，其法理你们永远也不会全部知道和理解”。有什么理由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的唯一认识呢？笔者在最近有缘接触了较多不同意见、不同状态的学员，也就基于上面的认识，浅说一些不成熟的个人认识与大家交流。

《道法》篇中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这也许包括着我们每个修炼者，下面是我们了解的一些认识，也把功友的不同看法聊一聊。

一、认为当前是“政治斗争”，想明哲保身

中南海事件发生直至今天，有一部分特别是经历中国各种运动的年纪较大、在常人中讲的阅历丰富的学员，对这事一直是困惑。而“政治敏锐性”恰恰是挡住对大法的正见的很强的常人观念。人类的所谓进步在神的眼中就是倒退，老师讲了张果老倒骑驴的道理嘛，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沦丧着做人的标准，任其发展会到什么境地？把人类从万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悬崖拉上来是不是维护宇宙、慈悲于最低的人类这层生命呢？而中南海上访事件的发生，不正是一下把大法－－真正给人新生的大法，展现给世人了吗？有功友讲：这是一次最大、最有效的弘法和护法。

那么多人（西方报道中普遍说一万人，其实十万也有了）同时放下个人的利益为大法上访,为更多的人能受益而说真话，没有个人目的，没有政治诉求，怎么能说是搞政治呢？有人说从此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并招致了政府对我们的取缔，其实事实是：大法问世以来，一直有人为了政治斗争和个人私利的需要，想方设法想搞垮我们；到天津打人抓人事件发生时，那些人已经到了非常明目张胆的地步；学员们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走出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那不正是为了不把我们卷入政治而做出的努力吗？大家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上访，那不是在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吗？那不是对政府领导的信任吗？合情合理合法，怎么能成为取缔的借口呢？一年来众多学员的护法行为也是为了不使大法为那些肮脏的所谓政治家随意利用，保持大法修炼的纯洁。说我们“万人包围中南海”，“和平抗议（示威）导致取缔”，那是不了解我们的西方媒体的看法，是常人的看法呀。

而且，这也是对所有大法修炼者的最大的考验啊，“......特别是在大气候下，都说大法好，从社会上层到一般百姓都说好，有的政府也说好，大家也都跟着说好，那么哪些是真心的呢？哪些是随和的呢？哪些嘴上说好，实质在破坏的呢？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势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势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一下子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大曝光》)。请问您的“明哲保身”，是否是师父讲的这种情况呢？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您还敢堂堂正正面对任何人、任何压力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吗？修炼中的考验和常人中的事情表现形式相同，可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的。

二、强调天象变化，要静观

面对当前铺天盖地的一切，有认为这是天象的变化，而且《卷二》中讲：“谁逆天意而行谁都要遭报的，”在目前要“静观世人，为幻所迷。”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个开悟圆满的觉者，笔者不配与其探讨，可我想和还没有真正圆满的功友切磋切磋。

首先，我理解师父原话讲的是“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静观”的，更不要说做到真正的静观。另外，大家都记得师父在关于天目的问题、宿命通功能中讲述了修炼的层次问题。“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转法轮》第41页)也告诉我们：“无论你修到哪一个层次，在你层次以下，对你来讲都不是迷了。尽在眼底，能看到这一切的真相。可是高于你层次上的一切，将永远是你的迷，你永远都不知道。 ”

当前大陆是出现了这么大的形势的变化，人间的恶势力在极力排斥、打压，妄图破坏正法这件事情，可这仅代表在宇宙旧的势力控制的一定范围啊！大的天象的变化你看到了吗？“真善忍”是宇宙最根本的法理，宇宙正处于正法过程之中，大的天象一定是应该顺应正法这个最大的天象的，逆动的能是真正的天意吗？修炼人应该顺应什么样的天象而动呢？

在国外大法的弘扬日益受到各国政府，世界国际组织，善良的人们的帮助，许多人因此而走入大法修炼和好人之列，这不是天象的变化的表现？国内大法弟子走出家门炼功者日增，上京反映情况者前赴后继，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每个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在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了一点：这些是好人，法轮大法真了不起；人心都日益明白了这一切真相，对政府极少数人的做法都知是错的，这是否也是天象变化？

法正人间！这一切变化除了高层空间我们不了解的情况外，不是包含着学员们舍身忘死的护法，堂堂正正修炼带来的变化吗？《转法轮》中讲：“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法正人间这才是总的天象变化，那么我们是大法在人间被正法、圆融的一分子，我们是不是应该顺天意而动呢？可是我们有些学员把政府个别人的一句错话当做天意，他是一个常人啦！他代表天意、民意吗？他符合宇宙的根本大法“真善忍”吗？我们是坚信大法呢还是迷信于这个常人的错误决定呢？

其实《道法》篇中有精辟的论述：“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魔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不要去强调外面的变化与压力，甚至以天象来掩盖心中的东西。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带着常人观念的静观，不是真正执著心无存、人心无存的静观。

三、认为在家坚定实修才是符合常人状态；出来炼功护法破坏修炼环境

对于这种情况，《挖根》中讲：“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有的老学员讲，师父讲要给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稳定的环境修炼，是辅导员最大最大的责任，我们应该按照政府告诉我们的去做，不要破坏了这个环境。可是，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是我们破坏了修炼的环境，还是他们破坏了这一环境呢？大法在人间遭到取缔，师父被通缉，这么多学员被迫交书、洗脑，因为不肯说大法的坏话、因为坚持修炼而被拘禁、劳教、判刑，这难道还不是政府中的坏人被魔利用来对大法进行严重破坏吗？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去做，他们是常人，他们告诉我们写保证书我们就写保证书，他们告诉我们在家偷偷炼我们就偷偷炼，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揭批我们就揭批，他们告诉我们彻底不要炼了我们就彻底不炼了吗？“符合常人状态”是为了修炼而不是为了混同常人啊。

舍生忘死护法，不就是去请中央政府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环境吗？《法正人心》中讲：“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益的，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每个真心护法的学员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大法，自己出来集体炼功的做法在一些人眼里可能不是“最高明”的做法，可他是符合大法法理的，怎么能说这样的学员破坏修炼环
境呢？在人间破坏我们的，是政府中少数为了私利一意孤行的人和他们的爪牙。

四、修好了才去护法

有功友讲修成金刚不坏之体，打不痛，饿不坏时才去。试问这种状态已经是神的状态了，能允许用神的方式来做常人的事吗？其实这本身就是怕打，怕这怕那的执著嘛！这样的执著心不去能修好吗？

以上都属于走不出决裂人的这关键的一步的功友的一些认识。而误解与迷惑也存在于曾去参与护法的学员。

一、我去了北京，或者如何了，我圆满了，可以不动了

师父一再讲修炼的实质是修人的心，而神只看人心而不注重形式。在护法的过程，我们的心性是否真正得到了升华？是通过这种过程使自己真正脱离了人的一切呢，还是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又陷入常人的名利情的重重包围中而不能自拔？是觉得自己越来越溶入法中，达到圆满不同境界的标准，还是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都没有得到，心中有割舍不尽的痛苦？“修得执著无一漏才能圆满哪！”

当然，您已经放下了生死，可能真是属于将来注定圆满的修炼者之列了，可是，师父讲修好的一面马上就给我们断开，剩下的是没有修好的一面，我们都有人身在，都有人心在，那么多其它执著不得我们自己修去吗？还记得师父怎么说的吗？“弟子们啊！师父心急而无用啊！你们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常人之心哪？就不愿再向前一步哪？”(《再去执著》)这个法那么大，修无止境啊！修炼时间都是非常科学有序安排的，没有左顾右盼执著于自我的余地。

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也是存在于我们当中的一个普遍的迷惑。下一步怎么做，那就是“以法为师”继续维护大法，继续修炼提高嘛。有人讲我们听站长、辅导员和老学员的，话是没有错，因为符合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修炼形式。可是师父讲：“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地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此人就是被后天的观念或外来思想所支配，......”修炼要对自己负责。每个真修者都会在大法中找到自己应该得到而且是绝对合适的位置，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修炼人也只有真正以法为师，才能办好炼功点，辅导站，大家共同精进。好事绝对化了往往反而走向反面。从哪面走极端都不符合宇宙特性。大法是根本。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大法中找针对别人的去看，或者为“找对执著要干的事有利的话来看，为其执著找根据，这不叫学法，更不叫修炼”。(《给大法山东辅导站的信》)如果放不下维护自己，或者维护自己认为对的观念，这不是执著吗？修炼要不断向上突破层次的，不放弃原有层次上的观念能继续提高吗？真正圆满的人会象我们这样执著于想让自己的认识被别人接受吗？八万四千法门的不同神都来修炼大法，（何止八万四千法门），都在大法涵盖之中，我们每个人真正能知道多少？而无论是任何一种形式的修炼，（上访，出来炼功，在家,......），实质都是修心。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无论以怎么样的形式，达没达到提高心性的目的？

有人讲上访入狱这不是修炼，可是，修炼不只是打坐看书啊！况且现在这种环境对我们的要求已经超越了个人修炼。采取上访这一形式的弟子在护法过程中以“真、善、忍”的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泰然面对一切魔难，这就不是修吗？采取各种形式护法，包括上访，这难道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吗？不是我们想到监狱里去修，而是破坏我们的人想用监禁这种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可那些不怕坐牢的功友做到的是：让这个世界知道，镇压改变不了修炼者的心，迫害只能使真修者更加坚强。

有个别功友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是有一点极端的，师父在《取中》中已经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了。护法中要不断提高自己才能真正维护好大法。就象师父说的，“我们碰到了什么问题都要去从法中找答案，我们要看自己，看自己的内心，我哪里做得不对呀？今天突然间发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做得不对呀？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把不同意见当对立面是无法向内修的。（《在北美讲法》）

雪原：对目前在监狱中的弟子受到严酷折磨的情况怎么认识？是他们个人的难太大？是不是他们没有悟对，以致加大了难，还是什么？

大庆：我认为绝不是他们个人的难！他们是在替别人，替众生受苦，在为正法受苦。大法弘传是为了宇宙的众生得度。在人间这一层，没有得法的人需要得法。在监狱中受苦受难的弟子是为了所有应该得法的人在承受苦难。

小草：在法正乾坤的真相到来之前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大法受苦。他们真了不起，他们真的是大法在人间的护法神。

雪原：我想去中国，最近一直在反复地想。就像是吃肉的情况，它老往外翻。每次想回去的目的还不一样。去年要回去是不能在国内弟子受苦受难时，自己在这里安逸地坐视，那时回去很可能去争取“英雄”的效果。后来变了，只想同国内的弟子交流修炼的心得，象以前一样就是同国内的同修切磋切磋。我以前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回去是帮助国内弟子了解海外的情况。后来一看所有回去过的人，都是被国内弟子帮助提高了才回来的。所以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帮助了他们。

小草：是啊，我们起步晚，很多人学法炼功没有国内学员那么能吃苦精进，习惯于相对舒适的物质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如大陆那么紧张，要同样达到圆满的标准，绝不是想当然的事。

大庆：我不想说走出来的形式上的对错，因为大法才是第一位的，对学员来说，护法之心是根本，心放在哪最重要。真为大法负责的学员都会理智地选择护法形式。因为认为中国政府如何而走出来，或是因为中国政府中的什么人如何，怕，而走不出来，恐怕都在具体问题之中用人的心去看问题了。法那么大，大法弘传，那么大的事，一个政府真的什么也不是，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注意它。法太大了，我们修炼也好，维护大法也好，根本也没有和谁对着干，大法对哪个国家和社会也构成不了任何威胁，只有好处。怕就怕是因为怕心没去，被自己的执著心包裹起来，还在说别人该不该出来什么的。你为什么去？该不是像有些报导说的那样想让他们给抓起来吧。

雪原：当然不是。为了对今天修炼的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为了对海外弟子的责任有更真切的认识。因为没有这种特殊的体验，身在其间的体验，我们也许不能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有真正的理解和把握吧。有人说，国内的环境很好，因为艰难困苦，所以可以保证我们修得好。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那个最艰苦的环境，其实对我们海外的弟子要求是更高的。

大庆：可以去。但最好是留下来在海外多做弘法工作。我们在海外可以做很多国内弟子想做都没法做的护法和弘法工作。大法是从国内传出来的，在某个意义上说，大法的根在国内，树大根深，枝叶在海外。大法在国内深入人心，很多国内弟子真的修得很好，经得起这么大的折腾，再大的风浪也动不了他们的心。而国外的有缘人还大量的没有得法，还有很多已经得法的人还局限在个人的基本心性考验中迟迟修不上来。

雪原：从去年以来，各国对法轮功情况的不了解，今天已发展到普遍的关注。但仅是对人权方面的关注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有缘人得法。所以更大范围的弘法要及时开展。最近以来，感到大法深入人心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弘法工作的成效局限在人权的范围内，这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大陆官方宣传机器弄得谎言满天飞，很多人反感政府的取缔政策，也知道那是在用文革那一整套搞运动的手段，但法轮功真相究竟如何，很多人还是不清楚。

大庆：是的。从人们听说大法到人们了解大法总有一个过程，目前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拉锯，正好给了我们这个时间，让人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大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特殊历史时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大善大忍。我自己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把大法告诉给牢里的管教，犯人，我真的为自己感受到了大法的慈悲而落泪。善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也从中了解到我们帮助众生得法的责任。我们真是幸运呀，赶上这么大的法弘传的时代了。

雪原：在弘法中，我们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认为我们在为大法工作。其实时间越长越感到这真不是“工作”。法学得好，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时，我们的一切真是融进了法中，也就不会把修炼和工作对立起来。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学法学得好的弟子，什么困难也不是困难，再辛苦再任务重，从来不抱怨，从来不趴下，他们的修炼状态是他们弘法工作做得好的基础。如果我们只从任务的角度看，从常人的角度来看，许多工作是无法完成，根本不可想象的。只有法才有那么大的威力。

小草：是啊，心真在法上的时候，大法的工作能熔炼人，使人更深入理解大法，更快提高。其实，我们能为大法做的和大法赋予我们的真是无法相提并论。我相信，大法给我们的是我们永远无力回报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有条件尽自己一份心吧。

大庆：我想，大法弘传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在神的眼里，所有的有缘人都应该得度。所以，我们得了法的人就有这个责任帮助没有得法的人得法。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雪原：想想7/20以前的中国，任何有缘人只要走进一个公园，一块绿草地，就可以得法，人和法之间没有了障碍。这里远远没有达到那个状态，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呀！怎样才能做好呢？

大庆：我们中国人还是太复杂了，美国人，欧洲人就比我们思想简单得多。用我们复杂的东西去向他们弘法，他们理解不了我们的那种复杂。如果我们能像他们那样单纯，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做得好些。比如我每次面对媒体，都要想想，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形象，有知识的，理性的，有可以被理解或被同情的。

雪原：把做弘法工作看成是大法“需要”我们帮助，这种认识和驱动力不一定对。要做弘法工作是我们真正懂得了我们修炼的形式，懂得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大庆：是啊，法那么大，能圆融一切，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位置弄错了。

小草：可不是嘛，人在宇宙中已经很渺小很渺小，“乾坤之外更无垠”。我们得不断开阔思路，打破各种局限才能不辜负这万劫不遇的机缘啊！（2000年4月16日）

抱着这种想法，我走进公园，发现许多功法，大部分是要收费的。有一种功法挂着"义务教功，不收费"的旗子，我将信将疑，心想，也许现在不收费，以后教高深的东西时再收费（因为许多功法都是先将你骗进来再说）。但我还是想试一试，于是就走进去跟着比划了几下。谁知，一下子就有了很强的身体反应，当做"抱轮"动作时，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我两臂之间"忽忽"地流转，全身有炽热的感觉，心中正感到奇特，一位女同志走过来，微笑着纠正我的动作。

因为动作很简单，第一天我几乎把五套功法全学会了。因为我对这个功法一点也不了解，刚一炼就有强烈的感觉，很想进一步研究一下，就问有没有书，那个女同志说就剩一本了，我拿过来一看，书名叫《中国法轮功》，于是就买回家读了起来。

我以前对气功就很感兴趣，也买过许多气功书，可这本书中的内容很新奇，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第一遍看下来，我的认识是：原来"德"不仅是一种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且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存在于微观中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如果有相当大的显微镜，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人做好事，发善心，就会积德；而人做坏事，就会产生另一种黑色物质--业力，佛教中叫"恶业"。有了德，人才会有高官厚禄和健康幸福，都是用德换来的。而业力多了，人就会得各种病，就会遇到天灾人祸。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原来是有物质基础的，怪不得过去老人总讲积德、积德的。

书中还提到做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点我也很赞同。因为我以前一直追求"真善美"，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人真诚、善良、又自身完美的人。虽然觉得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保持这些很难，但自己知道应该这样做才是人生的高境界。可这个"忍"字对我来说很难做到，因为我脾气不好。但书中又进一步讲到为什么要忍的道理，我联想到自己以前在单位、在家中对别人要求很高，遇事一点也不能忍，特别是当触及到自己个人利益时，甚至还吵架骂人。又想到上次因为没评上职称，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心里不平衡……..读着这本书，脸一阵阵发热，心中十分羞愧。

从那天起，我觉得自己犹如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明白了许多困扰我30多年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而活着，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为什么要修炼，人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人的境界怎样才能升华………当明白了这些之后，我泪流满面，感到这真是高德大法,而且“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仅仅花几元钱买了一本书，就能得此大法，太幸运了！古人云："朝闻道，夕可死矣"，我在有生之年能得遇此大法，真是别无所求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早上去公园晨炼，但没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别人叫什么、在哪工作，只知道一位每天拿录音机的年轻女同志叫小马，她对人很和善，有新来的人，她总是热情教功。再后来，我怀孕了，一直住在妈妈家，每天自己炼一炼功，看一看书。

我爱人的弟妹有很严重的肾炎，在家吃"劳保"，四处求医，吃过各种中西药和各种偏方都不见效，每天只能吃2两粮食，脸色灰黄，虚弱不堪，站五分钟都冒虚汗。我把法轮功介绍给她后，没想到在她身上发生了奇迹，仅仅9天，她的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很快就恢复了上班，不久又怀了孕，怀孕期间也很正常，生下了一个大胖丫头。这在炼功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别说生孩子，她自身都难保啊！

这对我又是一个震动，法轮功对人的身体有如此巨大的作用，现代医学上的难题，在法轮功里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解决，这怎么解释呢？而我自己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病痛全无，修炼6年来，除生小孩外，没在单位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这些事实，使我对法轮功更加坚信不疑，也可以说更加"迷信"了。

我这里只是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及真实想法，我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人类社会还是有一些科学难于解释的现象存在，最好不要简单地下结论或轻易地否定什么，应该站在更广泛的高度，抱着对人类生存及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去研究，因为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

对法轮功的现象，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应该是理性的。其实，不管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的人，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人，都是宇宙中的生命，都是同一地球上的人类，只是对宇宙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有所不同，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谁都希望人类的未来美好，谁都希望找到一条能使人类摆脱病痛、烦恼、争斗、别离的路。那么，在人类整体实践过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用科学、用人体修炼或用其它途径，不都是为了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而探索、实践、追求吗？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这次去看展览并写下自己的认识，都是仅仅为了说明我的真实体会，并不是如有些人误解的反对政府。我从小生长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没有过反政府的念头。我为什么要反政府呢？相反，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人民的身体健康，社会安定团结。我平时在工作上努力尽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多做贡献，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我今后，仍然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做一个守法好公民。

在此，我希望政府和社会早日解除对我们法轮功的误解。

北京学员 2000/4/3

多国科学家最近利用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一个距地球２６０亿光年的天体，比此前已知最远天体还要远近１倍。目前，天文学界尚未能确定这一天体的性质。专家指出，这一发现对现有解释宇宙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参加“斯隆数字天空探索”计划的研究人员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地的天文学家。他们是根据红移规律推定这一天体距离的。红移是指从地球观测到的天体电磁波谱线向红端，即向波长较长一端的推移现象。它由天体运行速度产生，天体越远，红移量越大。此前，天文学界观测到天体的最高红移值为６．６８，相当于距地球约１４０亿光年。此次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这一天体的红移值高达１２．５。由此推算，这一天体距地球的距离应为２６０亿光年。

据悉，此次发现使天文学家感到非常意外。根据目前公认的解释宇宙诞生的大爆炸理论，宇宙是约１４０亿年前由一个小点爆炸而形成的，目前宇宙仍在膨胀。宇宙的年龄可以根据最远天体距地球的距离来确定。根据相对论原理，用宇宙间最快的光速计算天体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如果一个天体距地球距离为１４０亿光年，说明光要经过１４０亿年的旅行才能到达地球。

此前发现的最远天体距地球约１４０亿光年，说明宇宙的年龄至少为１４０亿年。此次发现的最远天体距离达２６０亿光年，说明这一天体发出的光经过２６０亿年的旅行才到达地球，也就是说宇宙的年龄可能比原先认为的要大得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与原有理论的矛盾说明，要么观测过程有误，要么原有理论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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