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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好！
同修好！

我叫XXX。修炼大法已一年半了。今天借这个宝贵机会谈点儿体会。

第一部分：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看书，持之以恒。

师父说：“一定要在学法上下功夫。”我牢记师父的话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早上6点去公园炼功前我看书；回来匆匆扒拉几口饭，趁孩子没起床我赶快看书；孩子吃早点，我坐旁边陪她时看书；送她上学回来赶快拿起书；出门办事去银行、商店、汽车站、地铁站等候、排队我看书。复杂的家务多，我分摊在看书的间隙做，绝不单占时间。到外地弘法或开法会日程紧张，我从睡觉时间里挤。如今年2月到到蒙特利尔开法会，9点开会前，我已踏踏实实地读了4讲书。有时住旅馆，为了不影响同修休息，我借卫生间门缝儿灯光也要看。师父的经文，我放在看《转法轮》累了的时候读。除此之外，我每天一定看一、二段英文版的《转法轮》，对西人弘法时可以做得更好。不管何时何地，师父总是在不同时间叫我起来看书、炼功。我感到做为一个修炼者，时间是最宝贵的，过一分，少一分，要专门找出时间看书必定有限，只有这样分秒必争看书、学法，才能尽快地同化法，尽快提高。

师父说：“我的录像带、录音带和我写的这本书，你只要去看，你就会感受到；你只要去看，你就会净化身体，使你达到没有病的状态；你只要去修，你就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只要去修，你就会体悟到常人体悟不到的东西。越来境界越高，越来越美妙，都在那本书里面。”我亲身体会到：只要你不懈的照师父的话去做，你的执著心就去的快，你的关就过得快，你升华的就快，你就大踏步的向前走。

第二部分：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到室外炼功持之以恒。

师父说：我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弟子们能够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如我叫你们到公园里面大家集体炼功形成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

师父在去年纽约法会后说：“你只要没有圆满，你都得出来炼功。”

修炼以来，我始终坚持每天炼好5套功法，冬寒酷暑，是吃苦消业的宝贵时机，春夏秋冬是人间事。一个修炼者是超常的，寒冷炎热不起作用。对我来说，每天到公园炼功就是去求法，那炼功音乐都是师父在讲法、说道。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去，师父就会告诉你更多。

有时集体炼功、弘法，因情况不同炼不足2小时，我回来尽快补上；到外地弘法，我一定提前把功炼完；消病业时发烧、咳嗽的喘不过来气，浑身瘫软无力像打摆子，还要为两个孩子做饭，我照样炼功，还要比平时多炼。并仍坚持到公园炼功，这时我会感到两腿有力，一声也不咳了。由于我坚持学法、炼功，过关之快，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每当抱轮时，我的两臂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法”字。他是那么神圣。师父所讲自动机制在我身上早已形成。

去年年底一天，很冷。我照样带小女儿去公园打坐。到了钟点，几位功友因各种原因没来。孩子说：妈，没人来，你回家炼吧。我说：妈妈一人炼。当我炼完站起来准备回家时，突然小女儿惊喜地叫道：妈，你看！我抬头望去，高高的上空，一片大法轮在旋转。女儿兴奋地说：大法轮！我们娘儿俩一路走，女儿说：妈，法轮都跟着咱们呢！我说：这一定是师父让咱们看。女儿说：我听见李老师跟我说了，是让咱们看的。我们一直随着法轮到家门口，一直进了门。这一伟大、殊胜的景象使我永生难忘。

第三部分：听师父的话，护法、弘法，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法。

随着学法越深入，越使我感到护法、弘法的重要。我有各种理由：先生在中国，一年只有1个月时间探亲；我身边有2个女儿，大女儿19岁，小女儿7岁；房屋需要管理，家务劳动繁重等，而不去参加弘法、护法活动。但在伟大的佛法面前，却没有一条理由能阻挡真修弟子护法、弘法。

无论是集体学法炼功，市内、周边小城市，还是国外弘法及法会，我几乎没落过。并一次次地过好了心性关。

心性关主要来自于大女儿。我刚得法时，大女儿极力反对。只要我一学法炼功她就跟我过不去。风凉话、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功友来找我让她碰上，她简直就是怒气冲冲了。对于这一切，我毫不理会，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样学我的法，炼我的功。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让我过心性关，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而有一种情况，在弘法护法的重大事情上那我绝不含糊。如我第一次去华盛顿弘法，需要离开好几天。大女儿不干了，大发雷霆：你被抓，你可别影响咱们家。并失去理智地说出一些不尊重师父的话。关键时刻，我既不动气，又不畏缩，而是堂堂正正、义正辞严地对她讲：“我告诉你，我坚修大法的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做法上的事，谁也休想阻止我。你应该清楚，你妈妈修炼前是个重病卧床的人，是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还告诉你，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你爸爸的生命都是大法给开创的，不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我再告诉你，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说一句不尊重师父的话！我是你妈，我要对你负责！”第一次她听到这样的话，在我面前以死来吓唬我，我没有动心，她软了下来。第二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话一出口她很快向我承认了错误。而且再也没有第三次了。师父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大女儿从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去哪儿弘法、护法她都从内心积极支持，还主动帮我做一些法上的事。如：心得交流会我发言，她帮我打印发言稿；主动购买弘法需要的东西；我有时在家打坐，她就帮我照看妹妹、接电话；有时弘法回来晚了，她已经把全家的衣服洗干净了，把厨房也打理好了。她牢牢记住了我的话：永远走正路。我大女儿的身体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她经常得重感冒再加上痛经闹得她每月都要有几天不能上学、卧床不起，现在再也没有因为这些而耽误学习了。当然她很清楚这是妈妈和妹妹炼功，她受益。今年她又很轻松地被三所大学同时录取，其中一所是多伦多大学。高兴之余她问我：“好事怎么越来越多”？我告诉她：因为你做好人了，好人当然有好报啦。

小女儿是个修炼人。除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外，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只要是法上的事，我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早起晚睡，带到哪儿她都愿意。虽然有时得需要向老师请假，但小女儿从没因耽误课而影响学习，反而学习成绩非常好，在全班上的光荣榜最多。老师非常赞赏她解决矛盾的能力，说同学之间闹不团结，只要她一出现，马上就好。我知道这是一个炼功人所具有的能量场，能够纠正周围一切不正确状态。

我先生不修炼，今年春节期间，回来探亲半个月。当时正赶上我春节要去蒙特利尔开法会。先生不但不阻拦我，还积极支持我去。他说他每次探亲回家，都看到我有新的变化。尤其这次他亲眼看到大女儿不受病痛的折磨了，还能和他一起逛商店，特别高兴。他还非常认真地说：“李老师先保护法轮功直系亲属”。我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说服小女儿留在了爸爸身边。

我深深体悟到：这一次次弘法、护法活动都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环境，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次我都在这环境中得到冲洗、净化、提高。同时更感到学法的重要，对学法又是一个促进。无论时间多紧、路途多远，都挡不住我学法、炼功。只要你有这个真诚的愿望，这颗纯净的心，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神只看人心，多么伟大的真理！只有踏踏实实认真学法，踏踏实实真修自己这颗心，一切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教导：“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加拿大学员 ）

回 家

我叫XXX，今年11岁，现在是俄罗斯的大法小弟子。

7岁时，我幸运地和大法结缘，走进法轮大法这片净土中。我当时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炼功点，那里是人间天堂，所见所听所感受的，美妙、祥和。

但是自从去年7.22以来 ，情况突然变了，我身边最好的人都被管制起来，有的被警察叔叔抓走了，被打、被骂，电视、报纸和电台都说他们是坏人。那时，我很苦恼，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我亲眼所见的最善良的人，他们修的就是做好人的一颗心；越是坚定的人，越是远离一切不好的事情。他们在一起总是谈论自己的不足，怎样提高自己做更好的人。但是国家领导人，警察叔叔从来就是孩子心目中最信赖的人,他们为什么突然间把这么多的好人当成敌人来惩治？我被弄糊涂了，用我所认知的一切道理都看不懂这件事情。

后来，电视报纸看的多了，我更糊涂了。我相信真修法轮功的人不会自杀杀人，因为那是修炼人的标准所不允许的，修炼人不会做出那样不好的事情。不过呢，我也不敢相信电视台会撒谎，电台、报纸也会编故事，说瞎话骗人。炼功环境失去了，脱离了那些可爱的人们，我更加茫然，不知往哪里去。我虽然珍藏着《转法轮》这本宝书。可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后来我甚至忘了自己是个炼功人、是老师的一个小弟子这回事了。不炼功之后，我的各种毛病、脾气、争强好胜……，各种执著心都上来了，学习成绩也不好了。姥姥、老爷都管不了我了。说我成了一个无法教育的孩子。

今年，我到俄罗斯看望妈妈，我看上去，又瘦又黄，妈妈有些认不出我了。我说我不炼功了，讲电视台和报纸说的那些事情，问妈妈法轮功真是骗人的吗？妈妈大吃一惊，深为国内的不实报道痛心。她慨叹道："善缘将因此被耽搁前程，走上不归途。真是罪孽深重啊"。

随后接连几天，妈妈带我上网，让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想，去辨别，去决定自己是否继续修炼下去。我读啊，看啊，看到那些发生在同修身上的真实故事，看到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我才明了一切。原来中国报纸、电台讲的都是假话，这时我想起了太老爷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太老爷因为修炼了法轮功，一直活到98岁，身体还很健康，但自从听信了电台和报纸的假宣传，他把大法书给撕了，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想到这里我更加坚定了修大法的决心。

自从我又回到修炼这条路之后，对我的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当我下决心继续坚修大法的时候，姥姥、老爷向妈妈提出坚决反对我修法轮功，怕以后回国受影响。妈妈说这件事情你们要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后来老爷直接和我谈，问我："姥姥老爷对你怎么样？"我说："很好"。老爷说："那么你听老爷的话不去炼法轮功好吗？"我说："不行！"我知道这是老师在考验我，看我能不能被亲情所动摇。

老爷要回国了，大家安排姥姥老爷去郊外旅游。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又好玩，可是这天恰好是我们要参加集体炼功时间。老爷问我："你是跟我们去玩呢，还是跟你妈妈去炼功?"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去炼功"。

最近的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正是我马上要应付插班考试的最后冲刺阶段，为了能参加大法日的庆祝活动，我头天晚上加班三个多小时练琴，一直到晚上12点，我想姥姥不会反对了。第二天我和妈妈早早起床，正在出发的时候，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我告诉妈妈，这又是在考验我们哪。顶着压力，我们还是去参加了庆祝弘法活动。那天天气虽然很冷，还飘着雪花，但我们的心情格外高兴。

5月19日是我的插班考试，考试那天天气好极了，一直紧张的心情突然放松了，考试老师任我选场地，有演奏大、小厅和办公室三个地方，后来他们把我领到演奏大厅。三角琴很好，触键的感觉和琴声有些不同，弹奏时手飘飘的灵活极了，我知道师父在帮我，20分钟后下来了，老师拥抱着我，钢琴考官夸我棒极了，弹得象大人一样地深沉，有音乐性。还认为我可以直接上音乐中专。事后还得知我是五年级学生这次考试中唯一的一个五分加，并被学校选送到市少年儿童演奏团担当钢琴手赴法国演出。

全家人都无法理解大法的超常给我带来的这个奇迹，我也很高兴，但马上提醒自己，不要生欢喜心，那是另一种执著。成绩不是让我陷入名利心的，而是师父帮我安排好在常人生活中的位置，以方便修炼。我决不能大意，让魔钻空子。我平静地接受了大家的祝贺，心里想的是，紧跟师父不再掉队。当时的妈妈也有些激动，我赶快提醒她，我们都知道在法上提高才算上真正的成绩。

我又走进这片净土中去感受宇宙大法，心中的快乐无法形容。大法又使我变成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姥姥也不再反对我学大法。我很幸运，能及时走回来。再迷失下去，还能回家吗？想到这里，我真为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们伤心，我真害怕他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俄罗斯大法小弟子

【明慧网2000年6月2日】2000年5月30日

【编者按】1999年10月底，大约3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政府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的当天，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新闻发布会，向西方媒体宣布法轮功真相及大陆镇压法轮功的真相，以正视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当日参加了这次发布会。

在这些记者当中，有一位女记者名叫B-trice Turpin。她当时是美联社电视新闻（APTN）驻中国的摄影师兼节目制作人。在上述北京新闻发布会期间，Turpin女士积极地进行了采访并如实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Turpin女士曾任巴黎CBS“60分钟”节目的制作助理，在从事新闻工作以前，她拍摄了3部影片。Turpin女士现在泰国曼谷做自由录像记者。以下是她最近披露那次报道活动时的相关资料。原文发表于media channel。（2000年6月1日报导）

B-trice Turpin讲出在北京报道一个非法抗议是什么滋味。 通过B-trice Turpin，中国渐渐成为世界强国的状况经常出现在新闻报导中。我们经常被告知西方无法忽视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意识到中国军队入侵台湾的威胁以及中国间谍偷窃美国的核机密。对践踏人权的报告也有很多。最近，我们的报纸和电视最热门的话题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这些综合消息造成更多的混乱，使得本来可以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要压力的政策制定者受到无可奈何的气氛影响而改变他们的决定。

做为在北京的美联社电视新闻（APTN）--这个美国唯一的电视新闻代表处的节目制作人兼摄影师，我的经历可以表明中国的权力正在向多么广大的范围延伸。中国不仅仅于满足控制他们自己的媒体，他们比以往都更加大胆地试图堵住外国记者的嘴。这种趋势一直存在，而那些刚刚在1989年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后就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坚持说情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最近的事件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大幅度倒退，并无意按照西方的要求给予更大的透明度。

更为严重的是，来自中央王国的保安力量正在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影响到某些新闻组织的新闻覆盖范围和公正性。某些报道被扼杀，对敏感话题的报道受到限制，以尽力保证西方媒体正在增长的经济利益。这一底线思想甚至影响了某些新闻媒体对待记者的方式。

我自己和中国这种力量之间的问题从1999年7月起开始升级。由于我的文件中的一个技术错误，负责外国记者的公安威胁说拒绝给我换发必要的签证。由于对我就一些敏感主题（主要是法轮功）的报道感到不快，外交部的手续处理也变得非常缓慢。

因为不再满足于在文件问题上对我进行骚扰，警察还给我的中国房东打电话，并开始因为他出租房屋给一个外国记者而对他进行威胁。（所有住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应该住在官方批准涉外的房子里，这样警察可以严密的监视他们。按惯例，警察对这方面都不做严格要求，然而最近政府对这个规定的执行变得严格起来）。结果警察拒绝接受我的签证申请直到我可以证明我现在住在官方的涉外房子中。他们作此声明时离我当时的签证过期只剩下几个小时，而且不顾外交部已经向我的老板保证我可以有大约一周的时间去找到一个新的住处。我必须狂奔去一个酒店登记以便使警察可以接受我的申请。我又在我原来的中国公寓中住了几天，因为我有两只猫，无法带到酒店里。但我一直担心警察会将我驱逐或以此为借口在我获得签证问题上制造更多障碍。

几乎每天都得去公安局或外交部的日程，对我最终是否能留在中国的疑问，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找到新公寓的压力，这些都与我的上级的态度有关。

这里提及的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住房问题很久以来一直是APTN和我争论的核心。所有在北京的摄影师都有住房补助以使他们可以负担昂贵的官方涉外住宿的租金。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合理地排斥在这个规定的外面。更为重要的是，每次当我被拘禁，警察就提出我“非法”租房的问题。这成了他们给我施加压力的另一种手段。在一个警察有如此众多理由可以向人施压的国家，我认为APTN拒绝给我住房是一个错误。

第二，公安部开始骚扰记者的目的是想把他们搞疲，这样他们在外出报道另一个敏感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三思而行。因此雇主尽力帮助被骚扰的记者就非常重要。但事实远非如此。尽管我是APTN的全职雇员，我却没有合同。1999年3月底我得到许诺说会有一个职员的职位与合同，但那个许诺从未兑现。因此如果中国政府驱逐我，我没有法律保障可以使APTN在其他地方雇佣我，或在我找到新的职位前付我薪水。

在这个方面的态度并不好多少。在我签证过期的那天早上，我被吼叫着告知我需要花时间去找公寓。同一天下午，在警察声称在我能够证明我已经换了住房之前将拒绝接受我的签证申请之后，我被大吼着警告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新住所。

这些细节看起来很多余，但我必须强调公安的心理目标以及这种氛围对一个记者的工作的显而易见的影响。

这一幕只是将要发生事件的开始。

我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渴望的假期，并回到北京。我决定继续我的记者工作并说服自己去和被我母亲称为“与现实合作”的现实打交道。（我感觉这是对廉价业务实习的委婉的说法，但别介意……）。事情开始好转，工作气氛也变得好多了。

在十月，由于法轮功问题，事情又开始激化。在天安门广场有抗议活动，法轮功成员每天都在被逮捕。在1999年10月26日，我去广场拍摄逮捕的照片，并被警察拘留。我试图将磁带藏在我的内衣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这么做）。公安威胁如果我继续报道法轮功就驱逐我，并用我在夏天不得不面对的那些麻烦提醒我。

两天以后，在1999年10月28日，法轮功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一个秘密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故事成为全球的头号新闻，并给公安的脸上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公安接到中国高层官员（可能是江泽民本人）要求结束法轮功带来的“严峻考验”的严厉命令。

警察对新闻发布会的反应是有组织的，而且不幸的是，有效的。已知的报道这个事件的记者被到处追踪。与法轮功成员继续接触或在其他敏感问题上工作已几乎不可能。几天以后，5个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被传讯。我们的报纸被收缴，我做为其中的一个再一次被警告如果我继续不合作就驱逐。我还被告知我不能再继续工作，包括参加外交部两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国际媒体的反应是强烈的。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了一个正式的抗议信。美国大使馆也被卷入。我听说（但无法证实）美国助理国务卿将这个问题提交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关于传讯的报道成为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面对这样的压力，公安部归还了我们的报纸。然而对我们行动的无情跟踪却并未停止。

到了这一步，我的苦恼在于无法继续报道法轮功的故事。除了被跟踪并会给和我接触的人带来麻烦以外，我办公室的人也缺乏继续报道这方面事件的意愿。我被告知在万一有更为“惊人”的计划时，我可以通过呼机和公用电话与法轮功成员保持联系，但他们极力不鼓励我进行采访或试图进行更深入的报道。

在1999年11月18日，我为一个新闻发布会摄影，在发布会期间，我把我的手包和一个工具包放在前排的座位底下。当发布会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手包－－其中有我的呼机，手机，记者证，居住许可和护照－－丢失了。我头脑中闪过可能是警察偷走了我的包，但我打消了这种偏执的想法。然而当向其他记者复述被盗时，他们都有相同的反应。这种手段公安曾经采用过。

是否真的是警察偷了我的包是一个永远无法澄清的事实，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重要的是后续发生的事情。

在被盗的当天，我按照指示去了公安局。他们拒绝给我申请新护照所需要的被窃证明。他们声称需要照一张照片（后来证明根本没有必要）。他们在说话时带着讽刺的笑容，并说他们想等等看我的包是否会出现。这不是正常程序，并将我置于非法的境地。而且，这使我无法正确地做我的工作。

下一步是给我的大使馆打电话（我有双重国籍，在中国期间使用的是我的法国护照）。和我通话的官员了解到我和警察之间的麻烦后，说不管怎样她会给我一本新的护照，因为他们认识我并且信任我。然而，警察拒绝承认我的新护照，因为它是我在没有他们挂失证明的情况下获得的。他们要求我的使馆出具信函，声明我原来的护照确实被窃了。而大使馆却因为没有警察的被窃证明而无法出具这个信函。法国使馆证实（警察）否认我的文件（新护照）是不正常的，并告诫我，说如果警察继续拒绝承认，我应该离开中国。

同时，我的老板否认存在的问题，并说，“你只能自己处理这个事情”。我问他是否通知了伦敦的新闻管理处，他反驳说这样做没有必要。既然我已被告知应该自己处理这一情况，并且从我可能被驱逐出境这点来看，我感觉让伦敦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因为我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我告诉我的老板我将自己发电子邮件给伦敦。我的邮件只是提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拷贝给了我的老板。这立即引起我的老板的激烈反应，他认为我越级行事。他也立即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新闻经理，并拷贝给我，声明如果我与警察之间有矛盾，是因为我的“恶劣态度”造成的，而警察只是在执行公务，APTN不该介入，否则警察会将视为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干涉内政”是中国在反驳对其人权记录和其他敏感问题的指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的老板的电子邮件是他个人的打击，用意是破坏我的信誉并将我描述成为心理不稳定的人。它也表明我的老板实际上是与警察站在一边，而且不会帮我做任何事情。我试图与伦敦的新闻经理讨论这个问题，但电话谈话变成一片噪音。我又一次感到被公安骚扰而得不到APTN的任何支持。

数天以后，伦敦的新闻经理告诉我，我将不会象我数周前被通知的那样得到提升成为签约的职员。另外，他警告我由于APTN的重组，我的位置正受到威胁。

我的老板最终被外交部召见去讨论我的文件问题。当我问他会谈的感受，他拒绝给我任何细节。他只是简单地说中国政权“确实不喜欢法轮功”，以及我可以拿回我的记者证。最后，我确实恢复了我的文件。但当所有的外国记者在1999年12月31日（译者注：原文为2000年12月31日，疑为笔误）前都更新了记者证的时候，我的却没有。外交部雇员在递给我证件时确实说他们会在3月份更新它，但我无法保证他们到时候会这样做。这是很显然的一种压力以使我不再报道法轮功或其他敏感问题。我向我北京的老板和伦敦的新闻经理提及这一点，但是没有回音。

这个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随即发生的事件告诉了我原因。

在1999年12月31日，我和另一个同事被派到天安门广场报道那里聚集的人群。我的同事有一个Beta相机，我有一个小的数字相机。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在这个城市除天安门以外的其他地方组织活动以使人们远离广场，人群还是自然地被吸引到这个名义上北京的中心。有大量的警察出现并逮捕法轮功成员。我的同事和我都不想拍摄它，因为这不是我们来到广场的目的。然而我们被骚扰并被告知离开。在午夜时分，我的同事爬上他自带的梯子开始拍摄人群。警察冲向我的同事并阻止他拍摄，并驱赶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他继续开着摄像机，我在我的数字相机中照了整个过程。在我们两个间，我们对中国步入新千年时天安门广场的氛围做了完美的定格。我强调这个氛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面对整个国家日益高涨的不稳定因素的巨大恐惧，因此是一个合理的报道。

在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后，我的老板拒绝在我们的版面上放上任何一个关于警察的反应和骚扰的图片。这证实了我的怀疑，APTN决定软化它对中国的报道。这更增加了我最近痛苦经历带来的压力，我发了脾气。

第二天晚上，星期六，2000年1月1日，我接到了伦敦新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我的位置从1999年12月31日午夜出去工作的时候开始，变得多余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月的薪水，又从中扣除了一部分做为房租，并商定由APTN为我付2月的房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闻经理说如果我与公司签订合同的话，会有后续的一些手续，但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成功”地签订这样的合同，APTN没有义务这样做。换句话说，我现在没有任何权力。数日后，我得知我的位置并未变得多余，实际上APTN想要将我换掉。

那时，我休了一个月的假去了老挝。当我一回到北京，我发现正流传着意在诋毁我名誉的下流的谎言。谣言说我被解雇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且极难相处，无法和老板融洽关系。我感到对一个为他或她自己的权力，以及更重要的新闻的公正性而挺身而出的人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我无法与老板融洽相处，那是他在对待我与警察之间的麻烦时表现的态度有关的。

因为我的中国签证将在2000年3月2日到期，我必须准备一次国际搬家（当然由我个人出钱）。因为我不能指望北京政府会更新我的记者证，而且我的名誉被破坏了，我已经没有希望在北京再找到一份工作。

我现在是曼谷的一名自由记者，并得知这里的APTN摄影师已经被派到北京去取代我，尽管她不懂汉语。反过来，她在这里的职位也被取代。

为什么APTN以如此可怕的手段对付我引发了一些麻烦的问题。首先，APTN在中国有重大商业利益。除了与许多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签订合同，让他们使用APTN从世界其他地方供应的材料外，APTN在很早的时候就说服政府及中央电视台直接从APTN局组织卫星转发器。在过去，所有的广播机构和代表处都必须长途跋涉到北京西边以便进行卫星转发。路透社现在也被授予这种特权，但APTN是第一个，这显然给它很多商业好处。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是我还受雇于APTN时，在北京办公室无意间听到的消息。一个市场执行官说新的APTN的政策是集中搞广播服务和商务，而不是新闻。为什么APTN如此不愿意在我面对警察骚扰时支持我？为什么他们甚至否认存在的问题？唯一的可能答案，象我看到的那样，就是他们害怕这些会对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注意到在1999年10月的法轮功秘密新闻发布会后，当五名外国记者涉足此事，曾经有一次波澜，被收缴的报纸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当公司发话时，当关于警察骚扰的报道成为《纽约时报》或CNN的大标题时，中国政府感受到压力并且部分地改正了它的行为。与此相反，APTN给予中国的信息是：压制外国记者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会在这种压力下屈服。

自从1989年的悲剧事件以来，中国已经从西方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力量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依赖于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禁运以及其它制裁也相继出笼。在某些问题上避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是中国政治家中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他们不断这样成功地做到这点，也正是中国正在变得如何强大的证据。然而，这种力量并非来自军队，而且很可能也不来自一个对自己的民众负责的政府，而是来自西方社会要赚得越来越多而且更多的钱的巨大商业贪欲。

　　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自去年7月20日秘密抓捕法轮功辅导员之后，一天也没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审讯、抓捕。许多学员家的电话被监听，一遇到他们认为是“敏感”期时，就先从学员家中将人带走，在审讯时拳脚相加还不够，还要用木棍打，叫学员下跪。刘亚杰女士因进京上访被拘留长达3个多月之久。看守所的监室关满了法轮功学员。一间30多平方米的监室最多时关43人。学员每天不是要卷筷子就是捡红小豆，干10几个小时的活，成了看守所的无偿劳动力。此外学员被释放时公安局要求学员家人必须交4000元“保证金”。

　　廊坊市管道局“610”办公室将被释放学员20多名强行关在“月城宾馆”进行思想转化学习，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学习期间扣发学员工资和奖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今年4月又对一批学员进行留用查看、记大过、记过、开除工职的处分。其保安人员也可随便从学员家中抓人。

　　廊坊市南尖塔乡派出所用电棒殴打进京上访被抓回的学员。乡政府将从看守所释放的学员接回后继续关押近一个月后又送回看守所，而且还要求学员家属交“保金”，有的学员家属为尽快保学员出来不惜钱交够1万元的“保金”。

　　廊坊市落垡乡和仇庄乡政府至今还关押着从看守所释放的学员，不交钱甭想走人。

　　廊坊市新开路派出所从家中将陆彩霞抓走关进看守所治安拘留期满后又转为刑拘已一月有余，至今还没放人，奇怪的是家人去公安局要人，公安局居然不知道陆彩霞被抓一事。

　　在廊坊市万庄劳教所里关押着近10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要干18个小时的活。态度坚定者长达20个小时。

究竟谁在违法、谁在干着伤天害理的事，良心和事实才能给出正确答案。

【锦州】光天化日，人民警察大行土匪之道

5月20日来，锦州开发区的10名左右大法弟子进京上访，后分别被公安机关送回，并强制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

随后，街道、派出所让学员家属上缴5000元罚款和3000元钱遣送费。在学员才素丽家属拒绝执行的情况下，动用10余名警察将其家中的洗衣机、录音机、单放机强行抢走;在学员刘福云家中只有10多岁孩子在家的情况下，强行将彩电、录音机、缝纫机、洗衣机抢走;到学员陈建新家，将彩电、冰箱抢走。

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对其家属进行个人财产的侵害。上述当地公安部门的非法恶劣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警察作为人民公仆的的形象。

在一个真正法制的社会中，绝不会发生这种于法于理不容的事情。

据公安内部讲罚款的原因：为了避免派出所受牵连，与北京方面达成只要不将管区内的上访大法弟子上报，愿以5000元现金作为交换条件，后再将成本转嫁给大法弟子。

【成都】愈加之罪，何患无辞

信息产业部29所（位于成都茶店子）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刘桂英女士，今年2月27日早晨，向家住成都黄忠小区的学员祝艺芳女士打电话时，被正在住在祝女士家诱捕法轮功学员的黄瓦街派出所公安接到，电话上一女公安装着祝女士和刘桂英女士聊了几句。接着，成都公安就以刘桂英女士“电话串联”为由，勒令29所开除了她的党籍、公职，并长期软禁在金牛区举办的“教育转化学习班”（在营门口派出所内）。

刘桂英女士以前并没有去上访，或写信向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写信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仅因打一个电话，就遭受如此迫害。

在上面的高压下，成都市各级基层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29所：+8628-7551800转党委办公室、所长办公室
茶店子派出所：+8628-7524114
营门口派出所：+8628-7529986

据自由亚洲电视台5月31日报导，在谈到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时，“大赦国际” 发言人凯特桑尼斯向记者表示，“在过去十一年中，中国的人权状况退步很大，目前情况很遭。在过去一年半中，当局对法轮功进行了严酷打击，成千上万人被捕，人数之多，是许多年来少有的”

国际先驱论坛报：如何促进中国人权？
巴黎5月31日星期三

巴黎《国际先驱论坛报》31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中国贸易正常化问题上，辩论双方都夸大了贸易对于中国内部行为的作用：威胁经济制裁显然不能迫使中国改善对异见分子的待遇。同样，增加贸易也不见得能促使他们改善人权记录。

转载：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吸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吸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吸烟造成的居民死亡、劳动力损失以及医疗费用开支，给这个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地区，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官方新华社报导，仅一九九八年，吸烟就导致中国大陆五十一万四千人死亡，潜在劳动力损失一百一十四万人，就医门诊达三亿四千七百万人次，住院一百五十二万人次，直接医疗费用高达两百二十九亿元人民币。由于中国政府垄断烟草市场，赚取巨额利润，所以并不积极开展戒烟教育。

北京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说，在大陆，吸烟引起的间接经济负担，如误工、早逝、火灾损失以及被动吸烟带来的经济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多维网：中国每天2000人死于吸烟

据多维网6月1日报导，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63％的成年男性和4％的女性吸烟，总数超过3.2亿人。但可怕是每天有2000人因吸烟而死亡。

据《天津日报》报道，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中国进行了两项世界规模最大的吸烟与死亡关系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每天有2000人因吸烟而死亡，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到2050年每天将有8000人死于吸烟，每年将达300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洪泽湖水位直线下降
本台6月1日南京消息：

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因持续干旱、水位直线下降，目前水位只有十一米，达到一九四九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

严重的旱情，给沿湖地区水产养殖、工农业生产、渔业和湖区水运造成了巨大损失。

今春以来，洪泽湖水位一降再降，大大低于正常通航水位，湖中发生船舶搁浅的情况较多。目前该湖区的三条航线中，已没有一条能够维持正常通航。

多维网：北京大旱50年不遇

据多维网6月1日报道，北京正面对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近几个月来北京市的地下水位降了2.3公尺。当局正设法为全市1300万人口解决严重的水荒问题。

美联社报导，去年北京的降雨量只达到正常降雨量的60%，因此该市目前多个水库储存的水量不多。

蔓延到整个华北的旱灾，有使夏粮歉收的危险，并迫切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节省用水和扩大水供。

广州日报：综合报道：长江以北旱情创九十年代以来之最（图文）
2000年5月27日

我国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旱情仍在加剧，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航道断流、湖泊干涸、用水告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1.9亿亩，因受旱1560万人饮水困难。旱情是九十年代以来之最。旱情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北京〗 水危机逼近

今年北京面临更为严重的水危机。到现在，密云水库水面已下降了六七米。地下水是近年来下降最为严重的一年。号称“京城供水两兄弟”之一的官厅水库，目前由于严重污染，已不能作为生活饮用水源，“重任在肩”的密云水库近日已首次出现出水量大于入水量的情况。北京市今年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闹水荒”的日子可能重现。

〖淮北〗 淮河主流断流，洪泽湖全线断航

连日来，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高温少雨，水源趋紧，发生了严重的旱情。4月份淮北平均降雨量99毫米，为建国以来同期最少。

受炎热干燥气候影响，洪泽湖的蓄水量日趋萎缩，该湖区的三条航线中，已无一条能够维持正常通航。据统计，5月22日一天中，从淮河下行经洪泽湖的挂桨机为72艘，船队4个，较正常水位时减少了近一半。这条昔日的“黄金水道”正面临全线断航。

今春以来，洪泽湖水位一降再降，目前水位已接近11．0米，大大低于正常通航水位，湖中发生船舶搁浅的情况较多。淮北地区的塘坝、小水库均出现严重干涸。徐州、宿迁、连云港等地近千万亩农田受旱，其中重旱面积达 95万亩，部分地方人畜饮水发生困难。

另据华声报报道，安徽境内淮河干流因干旱几乎断流。有专家指出，此次大旱为安徽50年来所仅见。

据淮河干流王家坝河段测量结果，这里的流量仅为每秒35立方米。淮北地区地下水位比正常年份同期下降1米以上。

干旱对农业造成严重危害。安徽全省有 3950万亩农田受旱，其中重旱达1450万亩。

〖湖北〗 120年最大旱灾，武汉36万人饮水困难

早春岁月以来，武汉地区持续干旱，造成120多年来最大旱灾。武汉市七成五的耕地受旱，363000人以及10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严重困难。干旱程度是188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年。长江、汉江及湖泊水位降至最低水位线，绝大多数水库已接近死水位或在死水位以下，70％以上的塘堰干涸。武汉市已播物已旱缺水面积达4万公顷，占在田作物的一半。人畜饮水已成燃眉之急。市郊旱情严重的地方，大部分塘堰干涸；有的地方井打到24米深还不见水。

截至发稿止，湖北部分地区降甘雨，在房县，村民们把桶、盆、瓦罐、米缸、猪槽等家里能接雨水的器皿全都搬出来了。他们说：“接一盆水，种一亩粮。”

〖河南〗 吃水要走十里路

河南省南部的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目前旱情仍在加剧。据了解，近期豫南降雨量创建国以来历史同期最少记录，是最严重的旱情。

截至昨日，河南受旱农田已超过3300万亩，155万人和54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且旱情仍在持续发展。在旱情最为严重的信阳市，3000多头大牲畜死亡，受旱面积占秋播面积达88％，部分作物已经绝收。

在汝阳县柏树乡康扒村总角沟组， 67个村民要走10里路到秦停水库拉水吃，只能走路，上一个坡，下一道沟，得 2个人牵着下， 2头牛拉着上，就为了一桶水。

在汝阳县柏树乡石门村山顶组，老人们担着空水桶守着三口枯井，他们走不动，只好等着几十米深的井底漫漫渗出水来。据这里的老人回忆，他们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干旱，两三次大旱，但都没有这回干旱的时间长，汝河也是第一次断流。

〖山东〗 威海变“枯城”，饮用水只能维持10天左右

山东省截至4月中旬，已有1700万余亩农田受旱，重旱27万亩。威海市 各大水库已处干半关闭状态，目前的库存水量仅供危急关头救急使用。

在米山水库，昔日的水位线清晰可见。据附近群众介绍现在看到的大面积的滩涂草地原来都曾水波粼粼水库中那些小土丘，本来被水淹没，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冒出水面。在露出水面的库底上，到处可见河蚌被晒干后留下的空壳和鱼的尸骨。

据米山水库管理局工程科徐爱良介绍，水库地有水量仅剩760万立方米水，死水位上只有60万立方米，以威海市6.5万立方米／日的需水量计算，米山水库只能维持威海市区10天左右的用水。“枯城”的危险正悄悄逼近。

威海市去年大旱，今年的情况更可怕：3月份的降雨量仅0.6毫米，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图：汝阳县农民饮水难，肩推手挑要走10里路。湖北境内多数鱼塘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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