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法弟子进京前的申述

开始是在一家书店里请到了一本《转法轮》，而后又到中山公园炼功点学功，才有幸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九七年下半年，父亲去世后，我回父亲所在单位上班。厂里安排岗前培训。那时，我利用学习之余和乘车时间背诵《转法轮》，将大法铭记在心。培训班因我年龄最大被选为班长，同学们放学后就走了，班上的清洁基本上由我来做。学校寝室、走廊、大厅、过道的清洁我也主动去打扫。班上所有杂事也基本由我一人承担。由于学法修心炼功，大脑变得很清晰，老师出的题一下就想出了答案，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毕业时总分第四）。校长问我是不是学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告诉她是学了法轮大法。还有位教师安排我给她班里的学生介绍事迹。毕业时学校给我授予了两个荣誉称号，并颁发了奖学金。

九九年七月，国内媒体对大法恶意中伤，我想到北京去，直到法正过来为止。十月，我毅然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炼功。两个月后再次到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关进拘留所。二零零零年二月（春节前夕），易家墩派出所户籍叶国辉（发音），无故把我从单位带走，到派出所后，桥口分局一科科长金治平（恶警）找我调查“记者招待会”，我说∶“我没见过记者，也没开过什么招待会。”他们就强行搜身，并将我双手扭住，抢走电话本。后来，他们又非法把我送到汉阳一个秘密关押地方（据说隔壁就是看守所）。并威胁说，如果不交待就送看守所。我在这里被关了七天，每天对墙站着，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熄灯睡觉，并不准吃中饭。调查没有进展，马上就到除夕了，我看见警察在看一份文件，看完后他们又强行把我转到“武汉市六角亭精神病院”，我又在这里被他们非法关押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刚一进来，有个医生找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她是精神障碍科主治医师，叫熊卫。她说知道法轮功修炼，并要我服从这里的规矩—一吃药。谎称是维生素c，实际是脑安康，我拒绝服药。到了除夕前夜，很多护士过年去了，我就主动帮助护士长搀扶病人起床，有的病人家属没来，我就帮着洗衣服、做清洁，并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换上，还每天打扫卫生、抹桌子、倒垃圾，其他医生渐渐知道我的来历，他们说∶“炼法轮大法象他这样真好。”后来，我又帮助医生做病人恢复工作，由于我把病人当亲人看待，相处长了，他们渐渐信任我，把他们的事情讲给我听，我也经常用大法开导他们。后来医生们惊奇地发现，经常和我交流的病人精神状态好转得特别快。医生们也经常和我一起聊，有时我也和他们讲些观察到的超常现象，他们也有同感。他们说，如果你再学一点医理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心理辅导医生。不久我被医生和病人们评为“模范”，医生还叫我帮他们组织病人、安排活动。

两个多月过去了，家里人要接我走，但医院说必须由警察来接。不久，熊医生找我，说一个新进来病人的家属反映我在这里炼功，如果我再炼就强行治疗。我没有答应医生的无理要求，并坚持炼功。熊医生便逼着我母亲在同意接受治疗的文书上签字，在警察和医生的高压、恐吓下，母亲签了字。第二天就要强行治疗了，我对亲人说，万一被害，你们不得以任何方式报复当事人。母亲签字后，当晚一夜未眠，她想，医院做大手术才叫家属签字，而且送到这里来的人接受治疗都未要家属签字，一个好端端的人无故被关进疯人院不说，还要强行治疗，哪有这样的道理？次日一早，母亲就到医院来，想找医院要回自己的签字，熊医生竟躲避不见。于是，亲属强烈要求医院放人。医院领导经所谓的“研究”后，才答应放我走。我要求在出院证明上写明实际情况，但医院硬是在出院证明上写“患有精神病”。

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精神病变的法轮大法弟子无故被警察抓走，又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江泽民之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关爱”。

(大陆大法弟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