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农民弟子的护法历程
——兼记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但我是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有权向政府和各界人民反映真相，决心也去北京上访，可是由于当地派出所的恶棍们阻拦，几次没有成功。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我妹妹一起，冲破重重关卡和各种压力到了北京。可是我们没出过远门，在北京不知上哪去上访。于是我和妹妹商量，决心去中南海。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就和守门的警察询问：“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是来找领导来上访的。”警察却骗我们说：“这里不接待，你们去信访局，坐14路车去旅游池那边就可以找到”。还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写的是信访局的地址。我们信以为真，拿着纸条去找信访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信访局，可是到了信访局，没等我们说明来意，信访局的人就对我们拳打脚踢，一边逼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一边进行非法搜身，搜出我们心爱的宝书《转法轮》和手抄本《洪吟》、《经文》，当场撕下我们师父的法像，嘴里骂到：“谁让你们来上访？撕了你们老师的像看你说不说？”当时我们真是好痛心，心生疑团，“我们信任的中央领导怎么这样对待老百姓？不容我们讲话就打人，这算什么信访局？”（以后才知道信访局办成了“抓人办”）随后警察依然追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他们一个个横眉竖眼的样子就不想告诉他们，回答的是“我们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从我身上搜去的手抄本中查出我是河北省人。随后就叫来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把我和妹妹戴上手铐，拳打脚踢塞进警车，带到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到了那里，十几个恶警对我们轮流毒打、用脚踢，让我们跪着，他们打，打嘴巴，手打疼了用拖鞋、皮鞋打。这还满足不了他们邪恶的心，叫我妹妹脱去外衣和鞋，把她光着脚用手铐铐在宾馆的三楼走廊的门上，并且双手朝外铐着，逼着她说出姓名、地址，她坚持不说。警察把她锁在那里不知有多少小时，后来他们怕把她冻坏了负责任，才给松开，带进屋里，把我们两个又铐锁在厕所里站着，恶警仍是轮流进来毒打、骂脏话。到了晚上12点左右，河北省警察局来人接我们，邪恶的政保科科长，露出伪善的面孔，说什么“你功劳不小啊，劳驾我科长亲自来接你，你身上带多少钱？拿来我给你保管。”我把仅有的140元人民币都交给了他，至今也没还，被他贪污了。他把140元钱都看到眼里，那不知他从别的学员身上搜刮走了多少钱。他们把我带到行政拘留所，非法拘留了我一个月。
在拘留所里，邪恶的局长逼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不让我们炼功。看见谁炼功他们就拳打脚踢，抓住我的头发给拽下一把。他还雇来地痞恶棍毒打我们。有个叫大海的警察更是心黑手辣。功友们每天都受着惨无人道的非人的折磨。可学员们都严守心性，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向警察洪法，讲清真相：“我们的师父是度人来的，是千万年都难遇的好事情，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都是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江泽民的邪恶爪牙们已听不进去这话了，他们不但用电棍、跪冰、老虎凳、吊杆等各种刑具对我们进行肉体折磨，还不给我们饱饭吃，每天交20元的伙食费，一顿饭只给一个馒头半碗刷锅水。就这样我被拘留1个月后，逼我家人交五千元钱的押金，因我家庭贫困拿不出钱来，我丈夫到处借钱，跟局长好说歹说，最后交了三千五百元的押金，六百元的伙食费，才放我回家，局长骗我丈夫说：“你妻子如果一年之内不去上访，明年的今天来取押金钱，如果再上访，押金钱全部没收。”结果一年以后押金又被用其他借口剥夺了。
回到家里，因为我不愿放弃修炼，到功友家切磋，农历腊月二十四，被邪恶的派出所的恶棍们骗到派出所，把我绑在大门上，并且把两臂拉直平伸，就象一个十字姿势，足足绑了6个小时，寒冷的腊月，冰得我浑身发抖，这时我就背“论语”、“洪吟”。要是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一定冻僵了。我爱人前去帮我说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却打了我爱人好几个嘴巴，说我爱人不好好看着我，让我到处串联。他们半夜里才放我们回家。
2000年的正月初九，派出所的恶棍们又闯入我家骗我，说县政府政保科找我有事。由于我学法不深，只是想，修大法应堂堂正正地修，什么也不怕，就跟他们去了，可没想到我又被非法拘留了23天，警察又逼我丈夫交了六百元的伙食费，并且说上次的押金钱全部没收。另外交了一百多元钱说是派出所送我由家到看守所的工钱，再有在送我的路上，派出所的一个恶棍还从我身上搜去50元钱据为己有。在23天的被非法拘留的日子里，我和其他功友一样，吃不饱、睡冷板铺，别说被子，就连一把稻草都没有，谁要是炼功，警察就用电棍电、跪冰、老虎凳、吊杆等各种方式迫害学员。23天后我又被警察非法送进看守所，拘留40天后，警察给我扣上“串联”和“扰乱社会秩序”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我劳教一年，送往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女子劳动教养所劳教。
出了狼窝进了虎穴，到了劳教所，那里的队长们更是邪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大法弟子，每天叫我们上工干活。我们吃的黑馒头、玉米糊，有时连一口水都没有，每天只有一顿菜，还是放烂了再给我们吃，谁要是买点小吃的，他们就乱记帐。中午只有几分钟的吃饭时间，要是吃慢了或去厕所，就吃不着饭，也得跟着上工干活。他们不但欺压大法弟子，还欺骗他们的上级领导。农历八月份的一天，上级领导来所里检查情况，他们叫我们上工干活，把劳教犯人留在劳教所里做假汇报，让劳教犯人说给我们吃的都是大鱼、大肉。后来八十多名大法弟子绝食抗议，不参加劳动、不穿劳教服。他们就罚我们练队列、走正步、齐步走等，谁要是练不好了，大刘队长和王银队长就让劳教犯人打、骂我们，并教劳教犯人每时每刻看着我们、监视我们，看见谁炼功，他们就用皮条、电棍打嘴巴，用绳子背着手绑着吊在树上等各种手段折磨大法弟子。
劳教犯人可以任意对我们打骂，我们完全失去了自由。狱卒天天逼我们看污蔑大法的电视，逼我们写反面认识、反面感想，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写污蔑大法的“悔过书”。
农历十月份的一天，从北京来了四个自称是大法弟子的“人”,声称自己层次高等等,叫大家向内找、骂师父。一中队和二中队的我们50人没有上当，并且绝食抗议，他们就叫劳教犯人把我们打得死去活来。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被他们打坏送进医院，还强迫她自己花医药费。
邪恶之徒们无论用各种刑具与方式迫害，也丝毫动摇不了真修大法弟子的心。农历的十一月份，狱卒让我们搬到男队住，叫男队长看管我们，男队长更是邪恶，他们变着方式毒打与迫害大法学员。九名大法弟子因绝食，女队长张文军对她们毒打漫骂，把大法弟子朱永荣迫害致死。对于狱卒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一定要向上级反映，揭露他们的罪恶，讨还大法弟子的生命。我们集体绝食抗议，声明要见科长谈话，队长却说什么“你们没那个权力。”我们就在院中大声背“论语”、“洪吟”，并炼功。这时队长才去报告，科长来见我们，我们把情况讲给了她，科长却唉声叹气说什么“我身体不好，最怕生气，请你们各回各班，有事好商量。”科长答应三天后给我们个答复。可是三天后，他们却说我们违反劳教所所规，把张志彬、赵玉凡提出，送进另一间小屋迫害，下落不明。（我出来后听说张志彬已被害死。）
春节我们又绝食抗议，晚上，邪恶之徒们发疯般地把我们班坐着的、躺着的大法弟子拉到外面很冷的大厅中绑在椅子上，六班的大法弟子王金凤因把自己的中指咬破写横幅“真、善、忍”，被邪恶之徒看见了，拽着她的头发一阵毒打后，也拉到大厅中绑上，不一会，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拉到大厅中，邪恶之徒们一边毒打一边说：“谁说不炼功了，就放开谁。”大法学员们不说，他们就用电棍、电棒、打嘴巴、用脚踢等方式进行残害。谁要是背大法，他们就用胶纸粘谁的嘴；有的学员被粘了一层又一层，马丽丽和孟德稳两位学员的嘴被邪恶之徒们用胶纸粘了大约有三寸多厚，她们也没有停止，依然坚持背着。
为了逼迫学员进食，他们就用电棍电学员的舌头、脸、脖子、手，惨状令人痛心。有的学员被电得简直不像人样；二班的大法弟子因集体炼功，队长张文军把全班的人叫到外面，找来男队长，人性全无的男队长就用各种刑具毒打学员，并逼她们写“保证书”。丰南的张凤英，被他把牙都打掉了，还不满足的他把张凤英的上衣掀开，用电棍折磨她，把她的上身电得都是大泡；把秦翠枝吊在大门上，用电棍电个没完，使她大小便都拉到裤子里。还有一天晚上看电视，蔡处长叫秦翠枝给大家唱歌，秦翠枝答到：“我走出来是为了证实法的，不是来唱歌的。”他恼羞成怒，把秦翠枝拉到另一间小屋进行毒打，并逼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第二天早上秦翠枝仍然坚持炼功，他又把她送到男队长的手中毒打迫害。
在农历十二月份我们大家集体绝食当中，我十四天没进食水，邪恶的队长张文军给别人都是一天一灌食，却不理我（对于我来说是好事）口里还骂我：“穷鬼，没文化，管谁也不管你，饿死你。”有时还说我“颜色好，肯定是偷饭吃”，无理取闹。我没有和他辩解，因为我是修炼人，再说我偷吃与不偷吃，值班人知道。可是在第十一天那天晚上，我有点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闹心闹得很厉害，本想忍着不吱声，可是我又一想，不行，现在不是忍的时候，师父《忍无可忍》的经文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应借此机会，揭露他们，窒息邪恶，于是我就大喊“我不行了！心里好难受。”值班的队长来到我跟前，我向她说明情况，值班的队长和班里的大法学员看了我一晚上，第二天向张文军汇报。张文军不得不找医生来给我灌食，可是医生来到我跟前竟然吓一跳，说：“这人怎么瘦成这样子？不能灌食了，得马上送医院输液”。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张文军骂个不停，脏话连篇。到了医院，我拒绝输液，张文军说什么“不想输液也得输，越不想要的东西越给你，别人扎不进去我给你扎，我就给你乱扎”。结果我被几个医生按着扎了进去。第二天她们又把我带去医院，我仍然拒绝输液，她就找来六个人把我按倒绑起来进行强行输液。第三天我拒绝去医院，她又找来劳教犯把我连拉带拽，我坚决不去，她就叫劳教犯人抬，我就大声喊叫，拼命挣扎。抬到门外时，我还是喊叫，结果把每个班的人都喊出来了，没办法，她们把我抬到办公室和中队长谈话，中队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们是炼功人，修心向善，都是好人，上访是宪法给公民的权利。我们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劳教我们是违法的，我要求无罪释放。”并把我被劳教的过程向她讲了一遍。中队长说“只要你答应吃饭，春节前就放你回去，我说话算话。”由于我学法不深，上了他的当，答应她吃了饭。
后来我又采取绝食抗议，今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我的一年劳教期期满才放我回家。在我回来之前，张文军对我的打骂有所减少；在我一次不舒服时，还给我梳头，有时还说些奉承我的话，但我知道她不是变善了，而是怕我出来后揭露她的罪行。有一次她跟我说：“你该回家了，你出去后，会不会也上明慧网？”是的，我一定要把开平劳教所的罪恶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使这些江泽民的爪牙们遭到应有的恶报！
回到家里，我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当地派出所的恶棍们又来我家威胁，说什么“听说你什么也没写就出来了，如果你再走了，再去上访，我们再劳教你三年。”我就向他们讲清真相，揭露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向全世界有正念的人们呼吁，看一看我们中国老百姓无辜的苦难和悲惨遭遇，看一看江泽民口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国”。江泽民及其帮凶口是心非，对炼功群众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罪不容恕。
请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帮助我们敦促中国政府还我们师父的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无辜被关押的法轮功功群众自由！
(大陆大法弟子莲花 2001.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