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的一天,公司一位同事对我说:“大姐,沈莉(化名)(因炼法轮功现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被判劳教二年)的病好了”。我问:“怎么好的?”她说:“炼法轮功炼好的”。我急忙找到小沈。她笑着给我一本《转法轮》,对我说:“大姐,你拿回去看吧,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当天我捧着这本书看了三页。第二天,我又捧起了这本书时,竟一口气看到了一百八十一页。这时天色黑了,我躺在床上睡了,失眠三十多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睡着觉的滋味。下半夜二点多钟,我突然感到恶心,心里呼悠悠的,然后是连拉带吐,浑身大汗淋漓,全家人为我忙活着。拉吐到五点多钟,我无力地瘫倒睡去。早上八点多钟,我一觉醒来,精精神神的。这时我看到在我家门前路边有一卖熟玉米的,我也饿了,我大着胆子买了一个玉米啃了起来,(因我以前胃,肠都溃烂了,只能吃点烂面条,稀面汤,这么硬的玉米根本就不能吃)。我公司的同修告诉我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一星期后,我迈着强健的步子来到了我家附近的公园炼法轮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去了北京,我要向政府反映我的真实情况,证实大法好。可是到了北京,大路小道布满了警察和警车,看见外地人就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只要说是炼法轮功的就抓上车。我被警察带上了车,拉到了国家公安部(在北京市六部口),公安部把抓来的人都录了相,然后把我和很多人装上了大客车拉到了北京丰台体育场,七月二十二日把我放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听说人间败类江泽民诬蔑大法。于是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同修又到了北京去证实大法。走到天安门附近的地道口出入处时,我们走散了。当我们在地道口处等同修时。过来一个警察说:“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一功友说:“是啊。”警察说:“你们跟我走吧。”他用BB机呼来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把我们俩带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派出所,我见这里抓了很多人。警察在我们这堆人群里数着数,这边往里抓,那边往外拉人,外面有车。他们把我们10人拉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在崇文区看守所的院子里站满了被抓来的各地同修。警察让这些同修报姓名、报地址,报了姓名和地址的都送当地处理。
我们10人是不报名、不报地址的,我们告诉警察我们叫大法弟子。天黑了,这个地方的警察又用车把我们这10个人拉到了北京市昌平县十三看守所,到昌平十三看守所的时间是十月二十五日下半夜二点三十分。看守所的女警察把我们带到监号,走廊外面站着一个男警察,女警察让我们一个一个的进到监号里脱光了衣服检查,检查完了,收去了我们带的钱、表和我们穿的鞋、兜子等。
二十六号上午,警察发给我们每人一套被褥,还有一套军黄色的秋衣、秋裤,还有一双拖鞋。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每人费用400元。发给我们的拖鞋不准穿,在地上整齐的摆放着。我们只能穿着袜子坐在板床边上,床边的边是用水泥砌的。我们在瓷砖地上,双脚从早上很早很早冰到晚上很晚很晚。警察给我们这十一个大法弟子(后来又进来了二名女同修)编上了号,用圆珠笔写在了我们穿的黄秋衣的后背上。
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这十一人集体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和虐待。
十月二十八日,这天上午,警察打开了我们监号的门,让我们都穿上拖鞋上车,我们不知道他们拉我们上哪去。当车驶进了郊区精神病院时,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把我们拉到了精神病院。到了医院,警察把我们交给了大夫。这时警察就走了。大夫说给我们检查身体。让我们把胳膊伸出抽血。我们说:“我们没有病抽什么血?”一个女大夫说:“没有病也给你们弄出病来。”抽完了血又给我们每人打了一针(打的什么药我们不知道)。然后一个叫晓冬的和另一个女的让我们躺在床上,把我们双手紧紧地绑到了病床上,绑我们的带子是用粗布条做的。绑完不长时间,我要解小便,一个老太太、她不是大夫,是管事的,拿过来了一个便盆给我接尿,我尿不出来,就对老太太说:“我这样躺着尿不出来。”老太太说:“尿”。又挺了一会儿我还是尿不出来,我就对老太太说:“麻烦您给我松绑,让我在床上蹲着尿吧,我躺着尿实在是尿不出来。”这时老太太才说:“行”。
然后大夫问我们吃不吃饭,我们都说:“不吃”。大夫说:“不吃就给你们插管。然后大夫们就开始让我们吃药。这时我们大家都向大夫说我们没有病,我们是炼功人,我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来北京就是向政府说明这个大法好,证实这个大法好。大家你一句、她一句地向大夫说着。有一个长春的功友,做过心脏大手术,她把衣服撩起来,让大夫看胸前的刀口,她向大夫讲述着她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神奇……大夫听入了迷,不时地问这、问那。这时绑我们的晓冬感到内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松了绑,绑得松松的,手可以抽出来。大夫也对我们说:“我看你们是好人,不给你们吃药了,你们要是上厕所,就一个一个地去吧。”晓冬也说:“上厕所回来你们再把手套进去。”
二十九日上午换大夫了。这天上午警察又带进来了十多个女同修把名单交给了大夫,警察就走了。大夫们忙着喊着她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给抽血说化验。大夫们把她们安排到我们的隔壁房间,然后也给她们绑到了床上吃药。
这天上午,大夫又开始给我们插管、灌食,然后,大夫让我们吃药,第一床位的功友拒绝吃药。我们也都对大夫说:“昨天的大夫都没让我们吃药。”大夫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不吃药不行”。大夫们就按住她的头,有扒嘴的,有往嘴里扔药片的,还有送水的,大夫们大声地喊着、忙着,强制地把药片灌到了她的嘴里。紧接着再给一个个同修用同样的方法灌药。
三十号,大夫又开始给我们吃药,大家又向大夫说我们没有病,不吃药。但是不吃就灌。大夫给了我一片药,我把药又压在了舌下,我接过水来喝了一口,这次大夫在我面前停了一下,瞅着我把药“咽”了,她才转身去给另一个同修吃药。所以药片在我嘴里稍呆了一瞬,我吐了出来,放到了我穿的袜子里(因我不知道在精神病院要呆多少天,吐床下怕她们扫地发现,扔袜子里等上厕所时我再扔厕所里)这时我感到嘴麻,药特殊地苦,我也睡了。
这天晚上,很晚了。警察又带进来了一个同修,是个老太太,交给了大夫。大夫说:“给她吃药”。老太太一听说吃药,大声喊着:“我不吃药,我不吃药,我就是不吃药”。大夫们忙着绑她,她使劲地挣扎着、反抗着,喊着。大夫们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老太太绑在了床上。她们把老太太的腿叉开,两个脚绑到了床上,两个胳膊也绑到了床上,绑得紧紧的。老太太说:“我不吃药,我就是不吃药”。这时站在一边的警察过来了,说:“老太太,你不吃药,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什么地方?”老太太说:“我是山东的,xx县的,我叫张XX”。警察问:“多大年龄”?老太太说:“六十二岁”。警察让大夫把老太太的绑解开了,把老太太带走了。
三十一号,昌平县十三看守所的警察来车,把我们这十一个人又拉到了昌平县看守所。在昌平县看守所里我记住了一个审我的警察(姓张,三十七、八岁,圆脸型,带个眼镜)。我在看守所呆到十一月二号。
十一月五日我居住地的民警把我带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把我送到了监狱拘留十五天。
十一月二十日我又被带到了省教导大队办的“洗脑班”。办到十二月六日。
1999年12月9日至2000年3月31日公司又给我办了三个多月的“洗脑班”。2000年2月份公司党委下发了红头文件,给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2000年4月份把我“放假”回家,至今不发工资。
近几天,在电视里看到了江泽民把见不得人的、强迫人民群众签的“百万人签名”都拿到了联合国,这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假的东西还要往外拿,太可卑!
恩师慈悲苦度我,恩师给了我生命。大法才是真正超常的科学。今天,我为了证实大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要堂堂正正的站出来将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实,将江泽民指使警察把我们拉到郊区精神病院滥施药物进行迫害的罪行揭露出来。
在此,我也告诉世上的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要舍尽我的所有,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卫护、洪扬和证实大法,做一个真正的大法粒子。
大法弟子:赵兰
200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