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在扶余县看守所和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的噩梦般的经历

【明慧网2001年9月2日】我是吉林省一名医生，中医大专毕业。因看到许多患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发生了非常显著而且是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于是我产生了想了解和尝试一下法轮功的念头，也就走入了修炼大法的行列之中。炼功几天后，发现我的饮食量大增，睡眠特别好，以前身体的不适与失眠一扫而光，实在是奇迹。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自身在修炼过程中的明显变化，炼功中能量在身体上流转的感觉非常明显。而且随着修心性，严格按照大法要求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有矛盾找自己，不怨恨别人，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我的身心同时受益。法轮功是理性与修炼实践的结合，绝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也不是任何不修炼的常人从表面可以随意评说的，“真、善、忍”是法，是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职权迫害法轮功，开始了穷凶极恶的镇压。其实只有炼功的人，而且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我和三个功友共同写了一封关于证实法轮大法真相的上访信，还有另外十五、六名功友的签名，希望政府真正地了解了解法轮功。于2000年3月1日我们一行四人想起身去北京把这封申述信送到国家信访办公室，尽一个公民如实反映情况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工作单位、街道居委会、农村村委会及派出所等单位均出面干涉，对我们进行非法监控，不许进京上访，出门办事都要请假报告。如果我们进京上访，当地的乡、镇长就要被撤职，如果一个县有三个进京的，县长就要被撤职，市长、省长也都有上访名额的限制，超出名额会被免职。江泽民这种连坐式的迫害政策，使得基层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眼前利益而穷凶极恶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迫害。

我在乡下的村子里行医，派出所派了两个人，村政府派了四个人对我进行非法监控。如果我离家超过几个小时，就得向派出所报告，并非法没收我的身份证。如去北京，没有身份证就买不到车票，就是在3月1日这天我们找到了机会，摆脱了恶警们的监控，登上了进京的火车。在火车上检票时，乘警查询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如说“是”则会被直接扣押，并遣返当地派出所。我们在天津火车站下车，车站检查旅客身份证时，我被扣押了。另三个功友也被他们在车站外的公共汽车上抓了回来，还有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的24名法轮功学员，都被带到天津火车站派出所。不久，吉林省扶余县公安局来人给我们戴上手铐，非法押回扶余县公安局，被非法拘留15天，2000年3月17日又将我转押到扶余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刚一进看守所大门，一个狱警就象鬼嚎一样地吼叫：“脱衣服！抱头！靠墙站着！”在别人面前赤身裸体地站着，生平还是第一次。可能我的站姿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有个姓张的狱卒在我后背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吼叫：“站好了！”我的后背当时就被打出了一道红印子。进了牢门，牢头就让我从门口爬进牢里面在厕所边上坐下。狱卒就在门口看着，并告诉牢头逼我背“监规”。进了看守所，我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做人最起码的尊严。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啊！这些流氓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不就是想说句真话吗？

2000年3月17日下午5时许，一个姓王的胖狱卒向我要什么票子，我当时愣住了，没有明白他要什么票子，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票子。不一会又过来一个管教说：“把你们在拘留所示教的伙食费票子给我。”我就把兜里的伙食费票子给这个管教拿走了。于是一次生平从未遇到的拷打就这样开始了。那个姓王的狱卒又进来冲我说“我向你要你就没有，别人要就有。”我向他解释，他根本就不理会，开始用一个棍状的刑具狠狠抽打我的手背，一下子打下来，痛入心脾，我的手骨都要碎了一般。一直打了约50多下，痛得我几乎眩晕。恶警直到打得好象出了气之后才罢手。我的手已经被打得变了形了，青紫肿胀，剧痛，麻木，难以言状的滋味。痛苦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向谁喊冤呢？打完我后，这个兽性大发的恶警又打了其它监号的大法弟子。当天晚上，当牢头要拿凉水浇我时，有个姓张的管教没让浇（后来才知道，由于妻子怕我受苦，3月17日白天就给了那个姓张的管教200元钱，求他照顾我）。而在其它监号里的另外五名大法弟子每天都被浇了几十盆冰凉的自来水。三月的东北，还在天寒地冻，冷水浇身，那真是凉透心髓，管教看了也不制止，不闻不问。

一天两顿饭，每餐只给一个又黑又硬的玉米面窝窝头，两勺菜汤，汤里有柴草棍、砂子泥和小虫子，实在是难以下咽。我一直十多天都喝不下那种菜汤。看守所里的东西特别贵。东西贵得吓人，不买就吃不着。在看守所里不让家人探视，也不允许送食品。有些人饿得厉害了就去捡别人掉下来的干粮渣子。如果让管教看见了还会挨打。

2000年4月25日我被送到了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结束了我在扶余县看守所的一场噩梦，紧接着又一场噩梦开始了。每天我们“坐板”8－10小时，进行所谓的“政治学习”，后来由于各普通大队“劳动任务重”，急于用人，本来一个月的所谓“入所教育”，只进行了半个月就结束了。我被分到四大队（基建大队），下队就开始出工，劳动项目是挖九台劳教所大墙的基础坑。早六点出工，中午十一点半收工，下午一点出工，晚上六点半收工。每天累得我腰酸腿痛，甚至脸都不想洗一洗，只想躺一会儿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午间没等体力恢复就又出工了。我那时没悟到不该配合邪恶的迫害，我坚持着尽力干好我的活，承受着这不公的待遇，期待着政府的清醒，还我一个自由身，还法轮大法一个公正。

2000年5月27日，四大队被调到一大队帮助插稻秧。我被非法关押的四大队三分队的赵队长为了在各分队中争先进，在午间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威逼劳教人员快干。收工时我几乎上不去床，所有的人都累得不行，饭也吃不下，晚上累得睡不着觉，身上哪儿都疼，一翻身就疼醒了。抬头看看，发现很多人睡着了还直哼哼。这几天劳教所“小卖部”的止痛片卖得特别快，劳教人员为了获得减期，多得奖分，为了缓解痛苦，大量服用止痛片，有人一天服用十几片，晚上痛的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注：止痛片里含咖啡因，久吃上瘾，多吃会中毒。）

7月19日，四大队教导员郑海令逼迫我写“决裂书”，我没有顺从他的非法、无理要求。他从我的身上搜出经文，在中午收工后，把我叫到管教室对我进行电击。电棍闪烁着火花，贴在我的颈部及后脑上，不停地电击。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酷刑，我不能在酷刑面前退缩。在我的颈部及后脑部位一直电了三十多分钟，电得我意识有些不清，大脑麻木。放我回宿舍后，派两个劳教人员看着我，下午就把我关进严管室，坐在硬板床上，不许下楼到食堂吃饭，也不许买东西，只给很小的一片玉米面发糕，两口就吃下去了，只是正常饭量的六分之一。饿得我肠子疼，三天严管下来，我走路上直晃，体力严重下降，眼冒金星。

在超体力的强迫劳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日子一天一天艰难地往前熬着。劳教人员努力地干了一个月后可得到5－6天的减期，而兢兢业业干活的法轮功学员每月还要加期8－10天。

邪恶的江泽民用他的强权政治及酷刑、暴力，丧失人性地逼迫我们放弃修炼“真、善、忍”大法，不让我们说真话，此刻的我生不如死。可我不会去死，更不会自杀，师父教给了我“真、善、忍”大法。从法理中我悟到在被迫害中要坚持正信，坚持正念，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于是我向九台劳教所声明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迫害都不接受，都不配合，坚修到底。对我非法的劳教期满时，妻子以我的名义写了“决裂书”把我接回家(在此声明所谓的“决裂书”作废)。有很多同修都已经被超期关押六、七个月了，依旧被非法关押，不予释放。

我从劳教所回家之后的第二十天那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九日，突然来了五六个镇派出所恶警，问我还炼不炼功了。我说我还炼。他们就把我硬拉上车，我父亲、母亲质问他们凭什么抓人，要求他们出示“拘捕证”，他们不理会，妻子和4岁的小女儿哭着喊着抓着我不放，恶警硬是把他们推开，把我塞进警车，强行绑架到洗脑班。临走时还哄骗我父母说两三天就放人（洗脑班的地址是在扶余县教育局三楼）。在这里不许下楼，不许回家。一直关了六天。“6.10”办公室的人让我们在印好的所谓转化书上签字，我不肯签，于是暴徒把我和另一个大法学员非法关进了拘留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刚从劳教所出来就又被非法拘留了15天。并且在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逼迫我交纳120元伙食费。每天只给两小块发糕和一点菜汤，我身上没有钱，他们就不让我家属接见，妻子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向朋友借了120元钱交了伙食费，才让接见，送了牙具给我。由于恶警随便抓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可言，我不能待在家里，只好流浪在外，想办法挣钱糊口。

我亲眼目睹了大法弟子绝食抗议后被强行灌玉米面、浓盐水的痛苦，亲身经历了严管下的痛苦和饥饿，亲尝了被电棍击打后记忆减退、头脑昏昏沉沉的滋味。九台劳教所四大队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孙世文被迫害死了，竟封锁消息不让外面知道。我深知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随时都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希望善良的人们，国际上有良知的人们都来了解一下法轮功，了解一下法轮功修炼者们在中国被江泽民一伙迫害下的遭遇，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尽快救助那些处于死亡边缘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们，也为你生命的将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