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一生敬佛,但死得较早。在我父亲十几岁时,祖父告诉父亲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五十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
到1997年,我父亲有幸与大法结缘,修炼后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我父亲说这就是祖父当年所说的大法。全家人也陆续走上了修炼的路,就连我六岁的女儿,常年吃药,是个药篓子,无法上幼儿园,98年修炼后,身体好了,至今一粒药没吃。
母亲是99年4月25日和我们进京和平上访得法的。几个月来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奇迹般地好了,脾气也不象原来那样火爆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妹妹都没结婚,只有我嫁到北京昌平。我们全家坚修大法。我的母亲2001年元旦证实法到天安门,至今不知去向;父亲、弟弟、妹妹都被非法判刑或劳教;只有我流落在外。2001年9月21日传来大弟陈爱忠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明慧网2001年9月27日与2001年11月3日有报导)。
现将我们家两年来走过的路简单地写下来,以揭露邪恶、激励同修、警醒世人。
99年4月25日,我们全家进京上访,希望政府能给予一个自由宽松的修炼环境。我们以祥和的心态做着我们应该做的,走时,我们连一片纸屑都没留在地上。母亲当天正式得法。
99年7月20日,邪恶铺天盖地诽谤迫害大法。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我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连荣,大弟陈爱忠、二弟陈爱立四人及其他13名功友,进京上访。结果在半路上被怀来县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等人抓回,将我们17人非法关押在怀来县看守所三天,看守所以伙食费为由扣我父亲、母亲、大弟、二弟四人共500多元钱。第三天,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把我们接回,开始了残酷的折磨。所长刘玉峰逼迫我们写保证,决裂,被我们家人严辞拒绝了。所长刘玉峰、政法委书记王生怀(现已调走)命令打手王卫东对家人实施暴力。打儿子让父亲看,打父亲让儿子看,从中午12点开始打了四个多小时,父亲的胸部被打成青紫。其间逼我家人骂老师,被家人拒绝了。暴徒打得更凶了。直到打累了才放手,天黑时,罚了共2000元钱才放我们回家。
从这一天开始,邪恶之徒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迫害。北辛堡乡邪恶代表派出所所长刘玉峰、政法委书记王生怀等人也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地狱。
99年9月10日早晨,我妹妹陈洪平在公园炼功,被昌平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24日被释放,被北辛堡乡派出所副所长韩建华、综治办姜慧军等人接回当地,罚款2000元,当场抢走价值3000多元的摩托罗拉掌中宝手机一部及汽车驾驶证、身份证。这完全是强盗的行径,看见钱就象苍蝇见了血一样的叮过去。
妹妹拒绝写任何的保证,原乡长张某、副乡长、书记王生怀让妹妹单腿站着,她不配合,然后被这三个人毒打,扇耳光无数,拳打脚踢,妹妹脸严重变形,牙齿活动,口鼻出血,眼球严重充血,眼睛肿成紫葡萄粒一样,两腿被踢得大片青紫。几个人打了两个多小时,看快晕倒了才罢手。所长刘玉峰怕家人见到,传出去影响不好,又非法将妹妹陈洪平送往怀来看守所关押14天(伤情在怀来县看守所有记载)。
99年9月24日我二弟陈爱立到昌平我家询问妹妹陈洪平的情况,没有向所长刘玉峰请假。25日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综治办姜慧军、政法委书记王生怀、原乡长张某等20多人轮流将二弟叫到乡派出所,第二天遭到毒打,罚站七个小时不准上厕所,不准吃饭,鼻子尖贴墙,用筷子敲手指,用皮鞋踢踹,扇耳光,用棍棒打。从早上八点多一直打到晚上六点多才放回。我二弟双眼发直,口鼻出血,遍体伤痕,不能进食。又罚款3000元钱。
我妹妹出来后,乡里要求她天天到派出所报到,中午不准回家吃饭,下午四点才让回家,我父母只好带她来我家。1999年10月13日,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让昌平派出所的一个朋友带路,协同综治办姜慧军、原副所长韩建华、司机闫某,卢某,闯入我家。当时我父母和我大弟都在。他们在未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抄家,当场抢走现金9000元,新录音机一部,录音磁带8盘,大法书籍12本,摩托车行车执照等物品。将我父亲、母亲和大弟陈爱忠强行铐上装进警车后备箱。刘玉峰扬言,他们的钱不花白不花。但我去质问刘玉峰时,他居然无耻地抵赖,他说钱上交给王生怀,不承认抢走9000元。
当时我妹妹陈洪平在一个同修家里,昌平松园派出所以她没带身份证为由扣留她,下午妹妹和我家人一块被带到乡政府派出所。路上书记王生怀抢走我妹妹身上现金3100多元,及户口卡(因我妹妹身份证被扣,只好带户口卡出门)。乡长张某及书记王生怀又抢走我父亲现金1000元,我母亲650元及宝石花新手表一块,大弟陈爱忠500多元及身份证。逼问我弟弟陈爱立的下落,父亲说不知道。又被毒打,脸变形,颧骨肿起一个鸡蛋黄大小的鼓包,眼球严重充血。我大弟在院子里也遭毒打。之后,四人被送到怀来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我们无论遭到多大的困苦,从来都没有屈服过。用师尊教导我们的大善大忍默默地承受着。
10月14日,也就是一家人被关的第二天,我弟弟陈爱立在公园炼功证实大法,同样被抓回,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包括600元现金。又遭毒打,送进看守所。夜间牢头让犯人把我二弟衣服扒光,当时气温零度以下,从头上浇凉水,二十多盆,由于浇得太猛烈,险些窒息,一直折磨到天亮,干警居然问也不问。
在被关押期间我妹妹因炼功,被砸上最重18公斤脚镣,戴上手铐,挨电棍。然后把她关在一间无人的牢房里。女干警辛芳逼妹妹写保证不炼功,不然不给摘镣子。妹妹死也不写,直到上边来人检查,也就是带镣子的第十七天,才给摘取脚镣。一次监号里的犯人想了解大法,妹妹便讲给她们听,却被所长刘胜利发现后制止。司机乔文海闯进监室铐上我妹,从床上拉下地,吊在窗栅上,因吊得太高我妹只好提起脚跟,从八点多铐到九点多,狱友见她冻得发抖,便将自己的毛衣外套给她披上。
我父亲被提前释放,又让交罚款1600元。家中没钱,就强制每日劳动,长达半个多月。在12月5日其他人也被无罪释放。释放当天,北辛堡乡派出所又把我家人接回乡政府,进行纠缠,命令四人每天到乡政府报到。这被我家人坚决抵制。
从99年7月20日到99年底,短短几个月来,我们一家受尽了迫害。但这只是我们用生命证实大法的开始。
当地政府不法人员对我们百般的迫害,我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一味地承受,要揭露邪恶。
在99年12月21日那天,我带着二弟和小妹,去北京信访办反映当地政府违法乱纪的情况。结果信访办没找到,二弟和妹妹却被带到天安门派出所,由张家口驻京办事处接走,张家口驻京办以我们的路费当借口扣我们200元。而我被昌平拘留所拘留15天。
政法委书记王生怀叫一个姓杨的女的来搜妹妹的身,“连她的乳罩、裤衩都给我搜,看她的钱能藏在哪里?”结果只有二十多元钱,他恼羞成怒:“装上你的钱!”一会儿就把我妹送到了看守所。
12月27日,父亲见二弟和小妹没有回来,就再次带着母亲和大弟进京上访。回来后遭到毒打,以扰乱治安为名,我们家人被关了15天,到期不放,逼迫写保证,否则就别想出来。这样全家人又被非法关押了十个月之久。
在2000年10月份的一天,大弟通过功友传出了一句话:“用生命证实大法!”这是何等的巧合啊!我们家人在同一天绝食抗议邪恶迫害。在公安局副局长陈江的指使下,看守所所长命人强行插胃管灌食。我二弟被灌得口喷鲜血,昏迷不醒。到了绝食的第九天,所里看五人都瘦得不行了,生命垂危,怕担责任,赶紧于2000年10月14日送回家。回家后,新调来的乡长姚某多次来我家骚扰,连去集市都被人监视。
第二次进京上访
2000年10月24日,全家再次进京上访,这时,我们家人刚从牢里出来10天,那时我已经进京上访,被昌平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在家人进京上访的前一天晚上,副局长来我家威胁:再进京就劳教三年。
为了避开重重的封锁,父母、两个弟弟、妹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越过八达岭进京。60多岁的母亲因在监中绝食双腿浮肿,只能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行走。一路风餐露宿,走了三天,于27日凌晨到达北京天安门。一个武警拉住我妹的胳膊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全家人就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众多看升国旗的人齐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武警连踢带拉的弄上车,送往天安门派出所。由于不配合邪恶,拒绝说姓名,又被拉到宣武区看守所,在那里,共关押了73个同修,其中11名男同修。
大弟陈爱忠被查问姓名,换了三拨警察,都没有得逞,每拨都对他实施了残忍的手段,看他实在不说,就用扫帚在他脸上来回的扫,警察用木棍照他腿上打,把他摔倒在地再进行折磨。
二弟陈爱立就在隔壁,审他的一个恶警说,这小子太难对付,我实在是没有招了,怎么打都不说。一个更凶的警察说: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交给我。这时二弟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刚进来的警察更是凶恶,耳光不断,把鞋脱下来,用鞋来打。二弟快失去知觉了,恶警害怕了,连忙把二弟叫起来,看他是不是给打傻了,逼他在屋里走100圈。看他还清醒,就让他停下来,骂老师,二弟不骂,恶警就在他的脸上用笔写字。就这样二弟承受了四拨警察的折磨,邪恶仍没达到目的。
妹妹陈洪平不配合邪恶,不照相,被两个犯人拖出去,揪住她的头发,但由于表情无法照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被拉着上衣领在地上拖回监牢,鞋被拖掉,脚被磨破,出血,裤腿被磨出一个大洞,浑身是泥土,头发散乱。
我们的同修杨桂宝也在宣武区看守所,现年57岁,在死刑犯的折磨下,说出了姓名,结果晚上就被送回怀来看守所。
北辛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得知我们在这儿,就来接人,把我们家人的1000元和一块手表抢走,还有另一位女同修黄志风,48岁,她的360元也被抢走。之后,将我们两个人一起铐上了警车后备箱,押回当地看守所。
当天下午,乡派出所卢某在提审我父亲时,提着后脖领子从床板上拉下来,我父亲当场窒息,半小时后才醒过来。父亲与杨桂宝被关在一起。县公安局长徐维国亲自指挥,命令不给被褥,让他们躺在地上,不要把他们当人看,死后扔到大沟里。看守将我们的被褥全都收走,当时我妹妹陈洪平还穿着短裤、背心。我们家人和其他的几个弟子开始绝食。五六个武警及犯人按一个大法弟子,用皮带捆住腰腿,捂住嘴,蒙住眼睛,强行灌食,三两天一次,灌回来就咳血。13天后,我妹妹开始尿血、吐血、呼吸短促、无血压脉搏,被送到医院抢救。B超检查胃中有血块,生命垂危。二弟陈爱立无血压,无脉搏,时有昏迷,生命垂危。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11月11日下午2点多,我母亲、二弟、小妹被送回家。母亲问:“为什么不放我丈夫和大儿子?”干警说:一会儿就放。结果等了两天也没有回来。在第19天,也就是16日晚上6点30分有人敲门,还没等母亲开门,乡派出所的打手王卫东已从墙上跳出来,接着就把父亲和大弟搀进屋里,他们已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了。
原来16日下午3点多,同修杨桂宝号里的人喊:“杨桂宝不行了!”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杨桂宝的儿子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他的双眼未闭。副局长徐维国知道出了人命,赶快把其他三人(包括我父亲、大弟)给放了。15日上午通知家属,谎称杨桂宝在监内不吃饭,饿死的。并威胁杨的家属不准上告,说告也没用。在未得到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将尸体强行火化。
事后,看守所封锁消息,女干警还告诉女号犯人,说杨桂宝身体康复,能吃七个饺子,已送回家去疗养。
家人都出来了,本以为事情暂告段落,谁知风波又起,邪恶势力从根本上讲是想摧毁我们。
2000年11月20日中午,大弟和小妹去张山营朋友家,半路被派出所截回,不让解释,强行押回。并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送往看守所。小妹坚决不配合邪恶,中途从车上跳下,胳膊摔折,头部大面积淤血,昏迷,被送医院检查。回来后,在看守所里,所长刘玉峰从我妹身上抢走了300元,说是扣下的医疗费。监号里犯人都了解我妹,因为她们最长的和我妹妹相处一年多,都知道她是好人,炼功人都是好人。当她们听说杨桂宝死了时,大吃一惊,说这么老实的人被活活折磨死了,女干警辛芳还对我们说是回家疗养了。我妹说,别伤心,大法很快就会被正过来的。
大弟被送到看守所监室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看守所所长害怕极了,因为省里来人检查,赶紧把我弟藏在地下室里。号里的头儿杨文艺把我弟绑在十字木架上,打耳光,强行灌凉水,大弟几乎窒息死去。
由于大弟和小妹的坚决抵制,在11月21日晚上5点多,他们被送回家。
邪恶之徒根本就不想放过我们,以后的几天里,乡里三天两头的去我家骚扰。有一次,还没起床呢,就有人使劲地敲门,我母亲正要出去,乡里的打手王卫东就已经翻墙进来了,走到窗前喊:“为什么不给我开门?”母亲便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自知理亏,转身就走。
2000年11月28日的那一天,邪恶猛扑过来,面对巨难,我们全家再一次用生命来证实大法,用生命来与邪恶抗争。
我们牢记着师父的一句话:“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经文《我的一点感想》)
2000年11月28日早上9点左右,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江带着看守所的女干警辛芳、实习大夫赵扬、政法委的一个女干部、5名武警,还有乡政府及派出所的十四五个人,围住我们家,一边砸门一边喊叫。我们还没来得及明白呢,武警就已经翻墙而过,立即一群人闯入我家大院,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其实送我们回家是让我们养好身体,别死在里面,好些了,再去劳教。
邪恶来势很凶,扒在窗子外面,随时都想跳进来。当时我正好回家探望,我也在屋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揭露邪恶,他们不但不听,反而说我妨碍公务,也要把我抓起来。
到底是谁在犯罪?!当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左右邻居更是亲眼目睹了它们的邪恶行径。
邪恶看把事情弄大了,就让乡派出所匆忙搞来了两张东西,谎称是劳教判决书。念给我们听,我们不予理睬,对这群邪恶之徒,我们已无话可说。今天绝对不能让邪恶抓走,我们是无辜的,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
62岁的老父亲对副局长陈江说,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不能让你们带走。陈江见势不妙,就和乡里人商议,一会儿,又进来了,邪恶地命令武警破门而入。父亲再次对陈江说,我们宁可死在家里,也决不配合你们。陈江冷笑说,你别拿死来吓我,今天是非抓你们不可,你们也不敢死。又让武警破门而入。
我们不想死,我们要做更多的正法的事。但我们决不能再纵容邪恶了,让它们无所顾忌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围观的群众无不落泪,“躲在家里也犯法,没地方讲理去,把人家逼成这样。”
以后的日子里,邪恶之徒再也不敢进家来了,只能在隔壁的小卖部昼夜监视。
第三次进京
“生命不息,护法不止。”
2001年元旦,我们全家六口,加上我9岁的小女儿,共七口人,来到了天安门。9点多,我们就打开了横幅,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被打倒在地,9岁的女儿也倒在地上,我压在她身上,其他人压在我身上,就这样仍被邪恶拳打脚踢。当时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大弟的耳朵被皮鞋踢破,脸上、衣服上都是血。
在装满大法弟子的公共汽车上,我女儿一路带头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昌平的七里渠看守所。
1月2日,妹妹被带到怀柔看守所,拒绝报名,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妹妹绝水绝食11天,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
我母亲至今不知去向。
1月2日,我父亲和两个弟弟一起被分到海淀看守所。
父亲在头一天曾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派出所,关在地下室三层,里面阴暗潮湿,透不过气来,特难受。关了三天,绝食,审不出结果,又送回海淀。预审科叫里面的犯人给我父亲扒光衣服洗澡,把电风扇打开吹风。四五天后,说出了地址。大弟被东北旺派出所接走,下雪后的一个晚上,用铐子把他铐在树上,扒光身上的衣服站在雪地里一个多小时,两只脚都把雪化成了两个水坑。还不让我大弟解手。没有得逞,就拿电棍电我大弟的腿,从脚到膝都破了。没招了,只好送回看守所。当时大弟的腿全肿了,不能走路,已绝食四天了。在海淀,犯人把大弟抱到风圈里,用雪埋上,打他的膝。大弟的腿折了。还用牙刷拧手指间的关节(它们管这叫开锁子)。到了第七天,大弟说出了地址。
二弟被送到海淀看守所登记照相,二弟不配合就遭毒打。由于问不出地址,就给二弟编号。号里的头儿说,他不吃饭,还炼功,我管不了。就把他调到别的号里。在那里,二弟不吃饭,就不让犯人吃,来调动他们之间的矛盾。犯人轮流劝说威胁:你不要跟我们过不去,哪怕只吃一点儿也行。二弟说,不是我不让你们吃,是他们不让你们吃。没办法,犯人只好吃冷馒头。
第四天上午,灌食前,检查身体,一个女大夫说二弟心脏不好,但还是给灌了。同一天晚上,预审让我二弟站马步,二弟说那不是法轮大法中的动作,就开始抱轮,它们不让做,3个人拧他的胳膊,让二弟低头认罪,虽然二弟没吃饭,但不知哪来的劲,它们就是拧不下来。邪恶见这招不灵,就用水杯往他身上浇水,又打了一阵耳光,把二弟送回来了。进号时,恶警叫他抱头蹲下,二弟不理睬。他们就把他弄倒,踩他的脚跟,踢他的大腿根部,叫两个人把他架了进去。二弟被灌了四次食。父子三人每人绝食8天。
由于大弟与父亲说出了地址,二弟也被带了回去。非法关押在怀来看守所。
2月9日,二弟被调到三号牢房,牢头乔三让号里的人用鞋底抽他的脸,鼻子和嘴都打出血了,二弟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所长听到了,急忙过来,二弟冲过去对所长说:“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后来,李干警对号里的犯人说,别再打他了。3月9日二弟炼功,恶警佟玉福把他的双手铐在铁窗上,用电棍电他的手臂,没电了,又去充电,继续折磨,二弟都挺过去了。3月12日,该恶警又折磨二弟,它邪恶的说,这小子不怕电。我二弟高喊:“法轮大法好!”它就用毛巾勒住二弟的嘴。有电话来找它,它还不罢休,说,等我下班。之后,所长怕出事,每晚轮流值班,紧张了一个月。
二弟在开庭的最后陈述时,只说了一句话:“善恶有报,这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
父亲与二弟现被关在大唐湾监狱。
大弟被劳教两年,由于腿折了,张家口劳教所不收,只好送回怀来看守所,在2001年9月12日,被送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劳教三年,不到10天,也就是9月21日,就被折磨而死。我看到他身上有伤,眼角湿润,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两个耳朵黑紫,流血,嘴唇有血。而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还逼着我往协议书上签字,被我拒绝了。
2001年6月9日,我和妹妹在怀来讲真相时,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强行带走,我们分别被反铐在“老虎凳”上,不能动。下午,在审问姓名与地址时,软硬招都用上了,没有得逞。下午6点左右,妹妹双手脱铐,她扔下铐子就跑,被9个恶警追上抓回,双手反铐,用绳子绑着胳膊把妹妹吊在门头上,有恶警还不断地抖动铐子,妹妹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也跟着喊,不一会儿,妹妹昏了过去。我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
邪恶把绳子松开,将妹妹放在屋里,醒来后,把她拉出去反铐在椅子上,妹妹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邪恶用毛巾把她嘴勒上,不让出声音。晚上11点,我们被送往怀来看守所。妹妹的手都肿起来了,全身都是伤,头上还有一把头发被拽掉了,露出白白的头皮。邪恶发现妹妹口吐鲜血,就给她输液。
6月11日上午,未经任何手续,妹妹就被邪恶骗到高阳劳教所,关押至今。
(高阳劳教所五大队女子中队,邮编:071500)
我被非法关押到14日,已是绝食第六天了,它们通知昌平派出所接我,昌平派出所见我生命垂危,不收。邪恶之徒害怕了,为了逃避罪责,看守所给我办了释放手续。我被克扣了600元。
就这样我东摇西晃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看守所。
至今,全家就我一人在外流离失所了,我丈夫也下岗,女儿无人照顾,邪恶单位经理还威胁不让我把被迫害的事实上网,否则就抓。特此揭露出来,请世界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善良的人们对大法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给予关注与帮助。
同时正告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善恶必报”,你们的所作所为皆有记载,赶紧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在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际,你们必将受到天理与人间法律的严惩,在无休止的痛苦中偿还你们所干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