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中不断走向成熟

1994年3月是我生命中永远的春天，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6月份，我和妻子带着六岁的儿子一起到济南参加学习班，见到了慈悲伟大的李洪志老师，那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时光。学习班快结束前，李老师让我们写心得体会，我写道：听了师父讲法，我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

得法前，我是部队的一名营职干部，少校军官，当过政治指导员，思想非常僵化。然而仕途的坎坷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激，在名利之心的驱使下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矛盾重重。90年，我组织一批军官写联名信告发领导贪污受贿，结果反而受到打击报复，上级派工作组调查我串联写信的问题，说我是闹事，影响了部队的稳定，要定成诬告罪处理我。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在当时的沉重压力下，我的心理几近崩溃，为了寻找解脱我走进了寺院，后来又习练了各种气功，结果是身体越来越糟，各种信息的干扰使我的心理霉暗、变态。92年我工作变动当了一名部队餐厅的经理，这一下环境变了，自私和欲望的闸门打开了，吃、喝、赌、捞钱，道德品质迅速下滑，不堪回首啊！

得法后，霉暗的心理一扫而光，从此身心发生了巨变，八年没生过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淡薄名利心地宽，从此不识药滋味。

1996年我从部队转业，也是过名利关，我做得很好。经过两年的修炼对常人中名利的执著已放得很淡，所以工作反而安排得很好。部队领导给我的评价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被分到了新的单位，很快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这是我修炼状态的自然表现和必然结果。单位的书记对人说：“XX的境界咱们局谁也比不了，我也比不上，局长也比不上。”后来她还看了《转法轮》和讲法录像带，她和另七八个人每天中午跟我一起学炼功法。可惜4.25后给吓住了，没能坚持。我的良好表现也为以后自己能有一个较宽松的环境打下了基础。单位的很多人看到了我的表现后说：“怎么跟宣传的不一样啊？”

修炼后，我一直自觉做大法的工作，我把这看成是师父的安排，我全身心溶入大法中，按照师父对辅导员的要求去对照自己。我认真学法，背过了大量的经文和《转法轮》中的内容。参加各种形式的弘法活动，参加集体炼功、集体学法。我还主动做大法的资料工作，帮助大家购买书籍，为此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工资中的一部份投入到了这上面，我自己买来大法书籍送给山区困难的弟子。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甘情愿这样做。江泽民一伙诬蔑我们卖书赚钱，我听了真觉得他们无耻而可笑！他们怎能理解我们大法弟子的胸襟！

1998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诽谤大法的节目，我去了电视台，在那里听功友们谈自己炼功受益的体会，我流泪了。我买了矿泉水给接待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又去了电视台，我们都谈了自己的感想和受益的体会。

4.25那天，我大部份时间就站在中南海大门的对面，目睹了许多的事情。上午，朱镕基总理出来叫一些学员去谈话；下午两三点钟，警察出来叫我们离开，我们没动；晚上，许多的便衣穿插在学员当中，学员们交流时，他们就贴着耳朵听。

4.25之后，警察到我家作笔录，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对待警察，他问我是听谁说的，我就随便说了一个。警察走后，我的怕心出来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拂晓时迷糊之中得到点化：主意识要清楚，要找到自己。第二天晚上，我又被叫到了派出所，他们对我狂呼乱叫。我当时心一横，表现得很坚强。结果关了我几个小时就让我回去了。

我们还坚持在外炼功，并不断受到骚扰。开始是值班的不让炼，我们没有退却。一天，我们正在炼功，突然来了一支队伍，在我们面前走起队列来，大声呼喊口号，我们继续炼功。当时那阵势真是重兵压境啊！后来，部队的领导把我叫到屋子里谈话，说部队营区附近不准炼功，我就让他拿出文件来，他自知理亏说是执行命令。第二天，我们继续炼功，他们的队伍又来了，比前一天的干扰更厉害，当兵的排着队冲着我们就过来了。但仍然没有驱走我们。

他们看这一着不管用，就买来铁棍做了护栏将场地围了起来，显得很滑稽，至今还围着。我们就在护栏外继续炼功，他们继续干扰，场地外还有便衣走动。那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从4.25到7.20的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受到骚扰，有时是警察到家里来，有时被叫到派出所去。但是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还是每周组织大型的集体炼功弘法活动。大型弘法活动受到的干扰更大，一次，在某商场门前，他们停放了十几辆大汽车，我们就在车前车后和空隙中炼功，警察又操纵司机去冲车，水花四溅，学员们的身上都溅满了水，学员把录音机抱在怀里坚持炼功。还有一次，我们正在炼功，突然来了几辆警车，警察在炼功人群中串来串去，说是要找组织人。

7月19日，我们单位的保卫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是什么二号人物，公安局通知不许我外出，我没有答应，强行闯出，我到了丰台体育馆，看到关了很多的学员。晚上，他们到我家和我岳母家去找我，后来我直接到了办公室。第二天上午，又不许我外出，我又闯了出来。当我回到单位时，公安已在等着我了。他们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被监视居住。

公安派了三个人看着我，在我们单位找了一间屋子。专门找了一台电视让我看，那台电视的图像时有时无，我看着那些人在电视上表演就对公安说：“在大街上找几个这样的人还不容易吗？”公安说：也是。那几天我就向他们介绍大法，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

形势越来越紧张，7月23日，他们看我不表态。就抄了我的家。当时，我的儿子在姥姥家看到警察去收书，就给我爱人打了电话，爱人急忙将书和资料收拾转移，后来去了六个警察和两个穿便衣的，将我的家翻了个遍。凡是我的照片、书信、笔记都抄走了。但是大法的书籍、音像资料保住了。晚上开始审我，警察煞有介事地指着摆在桌上的材料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什么都没说。他们又开始审我的妻子，她很机智，他们也没得到什么。

接着对我进行轮番审讯，分局的一个副局长对我破口大骂，一个处长一会儿叫我坐下，一会儿叫我站着，折腾我，还拿着矿泉水瓶子敲打我的胸膛。这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我说：“为什么打人？”那天夜里，又有两人审我，一直到夜里三四点钟。之后，我被带到了值班室，那里还有三个功友，其中有我妻子，她讲了被抄家的经过。后来和另一功友进行了切磋。

由于自己在法上认识不清，认识不到是邪恶在迫害法。让邪恶钻了空子，认为不应该再硬抗下去了，结果一念之差，第二天提审我时就做了妥协，开始用人的“智慧”对待警察。邪恶步步紧逼，直到写了模棱两可的认识，造成自己放弃了的假象。这样被关八天后放回了家。

回家后有些消极，但不知为什么。这时一外地的功友在电话里传来了假经文，正符合了自己的心态，还以为自己做对了。

后来逐渐认识到错了，外地的那位功友也到北京上访，专门找到我澄清了假经文的事。我又开始和学员接触，参加交流会，有时几人，有时几十人。

2000年大年初二，我与妻子、儿子正在吃早饭，接到功友的电话，约我到外区和功友交流。我当时正准备去亲戚家串门。妻、儿同时说：“你别去。”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我还是去了。

当时，刚刚发生了天安门千禧年大型正法活动，形势很紧，公安盯得也很紧。

正在交流时，有人去送水，也没在意，那时很大意，一点都不理智，对邪恶的本质认识不清。不一会儿，警察来了，穿着鞋在地毯上踩来踩去，很粗野，抄走了一些书。功友说：“你们别拿我的书。”警察说：“你们都得忍，忍。”然后将我们十几人一起带到了朝阳区的一个派出所。

我们向警察弘法，并帮着将屋子打扫干净。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被当地公安分局接回，继续审问，他们问我：“你不是说不炼了吗？”我说：“那是在压力下说的违心话，我还炼。”这时已是凌晨一二点钟了，公安骂骂咧咧的，我们单位的领导也被叫来了。第二天我被刑事拘留，之后被多次提审，在面临判刑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摇，表示不放弃修炼，并尽力去宣传大法。十八天后被释放。

回到单位，我被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扣发部份工资和全部奖金。每到敏感日子，我就被安排值班或被公安看管。

老师的新经文发表了，天象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和功友一起做讲真相的工作，传递一些资料。并给亲戚朋友同事讲真相。

2000年11月底，我对另一功友说：“我们两个去天安门打横幅？”他说“行。”还有两个功友也要去。我爱人买来红布，做好横幅。12月9日，我们四个功友一起来到了广场，中午刚过，我们打开了横幅。但很快被抓，便衣拧着我的胳膊对我挥舞着拳头，我对着围观的群众说：“炼法轮功有什么错？”

接着我们被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几个屋子里关的都是大法学员，问我们姓名我们不说，大家一起背经文、背《洪吟》，听到屋子里传来打人的声音，大家一起呼喊：“不许打人！”

3点多钟，我们被大轿车拉到了海淀看守所，警察问姓名我们不说，他说：“我让犯人折磨你们。”晚上，犯人们剥光我的衣服，用凉水浇我，击打我的肋骨，脚趾，用牙刷别手指，我没能从法上悟到不配合邪恶的法理，正念不强就说了姓名。在那里被关12天后，被当地派出所接回。

我先被关在派出所的滞留室，在那里我见到了3个东北女学员，她们正在绝食。警察要翻她们的包，那里有大法书，她们就护着，警察就住了手。喝的醉醺醺的警察挥拳要打她们，她们也不怕，警察泄气了，回手打了另一个犯人一拳。然后就出去了。我刚刚被关了十几天，想问问她们有没有老师的新经文。她们警惕性很高，先让我背了一遍老师的《心自明》。看我不是假的，就跟我交谈起来。其中一名女同修说到，她上次进京时，警察将她们拉到院子里，一个一个的上刑，折磨她时她不配合，警察用脚踩给她戴的手铐，手铐竟松开了，警察又换了一副，结果又松开了。后来她被释放了。她说：“我这次进京是除恶来了。”她们表现得很好，警察威逼利诱，也没能让她们说出姓名。她们还给我介绍了《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我悟到能和她们见面不是偶然的，通过和她们的交流，特别是她们的表现给了我鼓舞，坚定了我过好下一关的决心。

晚上，滞留室只剩了我一个人，突然间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我感到烦躁不安，闹心，简直是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是有东西翻上来了，但我看不到，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我就极力地排斥，不停地背法，过了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我觉得轻松了，放下了。我想我可能会被释放，谁知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听到了要送我去看守所的声音。我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在路上告诉警察我们修大法是对的。

到了号里，我向犯人们讲真相，起到了作用，当他们知道我是第二次被关时，认为我一定会被劳教，除非写保证。第三天，又关进来一个残疾弟子，他们问他姓名，他不说，号长就折磨他，我劝阻他，他说：“我不让他说，管教会整我的。”他们不让他睡觉。我又制止他们。他们说：你也别睡了。我想到了残疾弟子的痛苦和困难，就去照顾他，和他一起待了一宿。有几个犯人已很同情我们，其中一个犯人善心出来了，一直不忍心睡觉，还悄悄给我们递过来一件衣服。

第二天，他们又折磨他，逼他说出姓名，我也挨了打。后来，一个犯人对残疾弟子大声说：我打死你。被走廊里检查的的几个警察头头听到了，就打开了牢门，说：谁说的要打死人。号长说：“管教让他说姓名的。”后来打人的犯人被带上了手铐，残疾弟子被换了牢号。我当时不相信他们会公平处理这件事的，虽然我感觉其中有正义一些的警察，但邪恶毕竟还很猖狂。果然做了做样子就过去了，事后一个警察对号长说：“哪有你这样说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不能说是管教让打的。晚上，警察问我家的电话，说：今天不走明天走。犯人们说是送我去劳教，我也不知是往那走，但心里很坦然，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第二天一天没有消息，到了晚上，我被释放了。什么手续都没有一个字都没写就让我走了，爱人去接的我。

刚到家两天，12月30日晚上，片警又到我家敲门。我爱人拉开里面的门一看是他们，就没给开外面的防盗门，说：“你们又要干什么？”片警说：“找你爱人。”“昨天刚回来，你们又来找，干什么呀？”“带他走。”“你们凭什么带他走？”“我们也没办法，上边让干的。”我爱人说：“不行，他没做错什么。”然后，警察开始说粗话，我爱人就把门关上进屋了。他们骂骂咧咧的发泄了一通就回去汇报去了。我趁机离开了家，到了亲戚家。元旦过后我照常上班，但仍被扣发奖金。

转眼间2001年春节到了，1月23日上午，我又被从单位强行带到了派出所，当时我爱人刚刚献血不久，身体正在恢复。晚上，我爱人带着我岳母到派出所找我，要求他们放人。派出所的副所长邪恶地说：“你写骂你们老师的话，我就放人。”我岳母说：“我就不写。”后来，区里的副区长来找我谈话，他们想让我表态放弃修炼，这是不可能的。外边的鞭炮声不断，铁窗中，我没有动摇，也没有忘记讲清真相。

春节过后，不法之徒们办起了洗脑班，是另一种形式的邪恶，吃、住都很好，只是钱是各单位出的。确实迷惑了一些人，也有个别学员找到我，问我怎么看。我指出了洗脑班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本质。大家也认识到了，开始抵制洗脑班，有的被抓去的大法学员不但不屈服，反而帮助那些有模糊认识的学员；有的大法学员从洗脑班闯了出来；有的被连续办几个班也不低头。有的被邪恶送到了劳教所。有几十名大法弟子离家出走了。

过完寒假一上班我爱人就接到通知，让她到校长办公室报到，接受所谓的教育，她被停了课，被逼着写“认识”，不法之徒并不断威胁她如果不屈服就送洗脑班。一天晚上，街道干部和警察一起到我家做我们的洗脑“工作”，我们就跟他们讲真相，他们没说出什么，主要是听我们说。我爱人当时的压力很大，只发给基本工资，还天天让写“认识”。她就在那种环境里宣传大法，有一次上边打电话问她的情况，恰好校长不在，她就跟那人讲了半天，劝她不要做破坏大法的事，那个人一直听她讲了半个多小时。她的学生们见到她，她就跟他们讲大法的好处，让她们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话，很多孩子都明白了。那段时间，下班回到家我们就互相鼓励。

由于我在单位的表现和在区里的影响使610不能轻易对我下手，他们还要通过一些虚伪的表现欺骗人，同时他们在相互配合上也有矛盾，除少数死心塌地为邪恶势力卖命的外，大多数人都是应付了事，大法的智慧使我能巧妙地利用着他们的虚弱的一面，在邪恶还没有彻底撕下伪装的这段时间里坚持工作，利用有利的条件讲清真相。有一次，我给区长、区委书记各写了一封署名信，抗议对我的迫害，表明法轮大法好。单位领导很担心也很害怕，提出让我辞职，我坚决拒绝了。我是最好的员工，我为什么要辞职？这是邪恶势力在利用常人怕受影响的心迫害我，我不承认。后来他们也不再提了。

由于我在工作上的良好表现，对于证实法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一次一个同事对我说：“咱局里没有人说你不好的。”一次，一位领导说：“我尊重你。”他还说了很多。我是个修炼者，代表着大法的形象。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我的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对大法的认识。单位里很多人都知道镇压是无理的。甚至是在邪恶最猖獗的时候，许多人都能心存善念。天安门“自焚”事件之后，邪恶势力加紧了对大法的诬陷、和对世人的迫害，单位的一位领导在邪恶的灌输下表现的非常痛苦，一次，他参加610的会议后对我说：“这都没完了，我都烦了。”过了一会，他自言自语说：“让我恨法轮功，我也恨不起来。”我听得出来这是他的真心话。后来搞起了签名，我就告诉他说：“你可别参加。”他说：“我不签，他们让我签，我就找机会躲开。”我还告诉他也别让家里人签，他也答应了。我当时很诚恳，眼睛有些湿润，他被打动了。单位里许多人给予过我帮助，这是在表面上的体现，实质上是他们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为他们高兴。一次，我随单位旅游团到外地旅游，我向带队的讲真相，向旅游小姐讲真相，他们都明白了。一天吃饭时，刚进餐厅，电视正放诬蔑大法的节目，一会就换了台。后来有个人问我：“你知道那天为什么换了台吗，是我让他们换的。”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过去一直对他印象不好。这也促使我放下了一些固执的看人的观念。

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精進要旨（二）》--理性）

邪恶对我其实很无奈，它欺骗不了我的同事，因为同事们都看到了我的表现。他们知道我不妥协。他们每次对我做所谓的工作，也正好是我讲真相的机会。主动权在我这里，他们不找我，我就利用机会找他们。但是邪恶的伪装最终还是要撕下来的，他们知道我在学员中有一定的影响，传出话来一定要我放弃信仰，有几个从洗脑班闯出来的功友告诉了我，他们图谋要你去洗脑班。

5月8日，一个从洗脑班闯出来的大法学员到我家，我们刚谈了一会，就听到有人敲门。我爱人还以为是孩子放学了，刚叫了一声孩子的名字，一听不对，就没给开门，警察又开始踹门，当时还不知道立掌发正念，就让学员从阳台一侧爬了下去，我将包扔给他。警察还在踹门，我爱人说：“你们踹吧，让人们看看土匪的样子。”学员安全离开了，我看到儿子放学回来了，赶紧从阳台上告诉他：“别回家，去姥姥家吧。”我的心定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子回来了，说：“他们开车走了。”

6月26日，610终于撕下了伪装，在我的单位上演了一幕丑剧，在单位领导未露面的情况下，我被绑架到了洗脑班。但是不到半小时我就在师父的安排下闯了出来，那段经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不多说了。

在洗脑班出来后，我首先给爱人打了电话，他们本想先迫使我屈服，然后再攻我的爱人，因为我们两个是挂了号的。但是他们又失算了，接到我的电话，我爱人果断地离开了。事后他们反应过来赶紧追问是谁走漏了风声。尽管邪恶之徒机关算尽，但那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从洗脑班出来后，我们夫妻又走入正法当中，我和功友们一起讲真相，撰写文章，对于以前走过的弯路我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我写了揭露610对我迫害的文章，对此，邪恶又恨又怕，想方设法抓捕我，他们抓不到我，就骚扰我的亲友，也受到了他们的谴责和抵制。他们骚扰我远在农村的父母，我的一亲友谴责他们说：“老人有心脏病，要是让你们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们没完。”其他的亲友也抵制了他们。我很高兴他们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同时也打击了邪恶的气焰，其实邪恶就是纸老虎。

我现在正与功友们一起按照师尊的教导“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我知道自己的差距很大，我会更理智，更清醒，在彻底清除邪恶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