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留美学生呼吁营救被成都警察非法关押的母亲朱均秀、父亲余加清
以前我母亲的身体不好，经常头疼或身体不适，1995年还动过一次手术。像许多人一样，为了祛病健身，母亲尝试过几种气功，但没有多大效果。1996年她开始炼法轮功，我们全家能够感觉到并且受益于她的许多明显变化。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原先比较急的性格变得温和多了。目睹了母亲的巨大变化，1997年父亲也开始炼法轮功。我在看过《转法轮》和其他几本大法书籍后，我理解我父母并支持他们。
下面是我通过各种渠道所能知道的一些关于我父母被迫害的情况。
1999年12月11日，父母为了表达他们的心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时被捕。后来被遣返回成都拘留一周。
2000年5月16日，父母到了北京，还未去天安门就先后被捕，被遣返回成都拘留近三个月。回家后，我母亲所在单位对她施加压力，威胁她“要工作还是要法轮功”，结果她被迫辞职。
2000年暑假时，我在家。因为我父母拒绝到派出所报到，派出所派警察和其他人监视骚扰他们，这些人几乎天天上门，害怕我父母去北京。这些人荒唐地要求我父母在家等他们来谈话。因为我父母都很忙，所以好些时候，他们缠住我不放。他们有伪善地规劝我站到他们一边的；有认为我是白痴想骗我的；还有用“我们可以通知你的学校把你开除了”，“以后你找不到工作，没人敢要你”想吓唬我的。有的告诉我说，如果他们能够阻止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中央政府就发奖金给他们。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贪婪，有些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根本不理会、也不管他们的做法是否合法。我父母和其他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有他们信仰的自由，那是宪法赋予的，但是，这些人中有个却说“要按他们的办”。此间，我发现家里的电话有时出问题，有一个月的电话单也有问题。母亲说家里的电话可能被监听。这些是江XX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合法公民正常生活的极大干扰。
2000年10月14日，我母亲在成都被捕并被非法拘留。当时母亲正在肖家村四巷散发真相材料。
2000年11月24日，我母亲被抓时被发现持有247份讲真相、揭露媒体谎言的材料，被送劳教一年，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2000年冬假和2001年夏假期间，我两次探望母亲。第一次去时，我被拒了，理由是“她的情况特殊”。我挺天真地跟他们理论“探望亲属是法律规定的基本人权”，他们其中一人回答“没听说过，在那儿我们就是法律。”执法人员完全无视藐视法律。
我第二次去得以见到我母亲，但只有5分钟。虽然我母亲什么也没有抱怨，但我能看出她干活很辛苦，饭食居住条件很差。
2001年10月，母亲回家。无需到劳教所看看那里怎么样，只要看看我父母的胳膊和双腿就知道了。每次他们回来时，都带有新伤痕。
2002年7月，警察非法闯入母亲当时的住所，不知为什么她从阳台摔了下去，那套住房在七楼。
具体为什么我母亲会摔下阳台我不清楚，我曾打电话询问，但从我母亲和其他亲戚处我同样得不到答案。有点我敢肯定的是她绝对不是个跳阳台的人。第一，大法禁止杀生，尤其要求珍惜生命，她决不会做有违大法要求的事。第二，她对生活的态度非常积极。
幸运的是，低楼层邻居装了雨棚缓冲了她下降的惯性。据说，她摔断了双腿并失去知觉。公安局的人随即离开，不知是因为他们认为做得太过火内疚；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母亲已摔死，他们达到了目的。有好心的路人在警察离去后将我母亲送到了医院。幸运的是一个月后，我母亲基本康复并能走路。
2002年9月30日傍晚，大约有二十多人在我父亲的一个门市部。其中包括我父母，母亲的四个亲戚，两名职员，一些顾客和父亲生意上的朋友。大群警察突然冲入，暴力拘捕当时所有在场的人。不仅抓人，警察还抢走了所有他们能看见的东西，器材、货物和父母停在外面的两辆汽车。当晚警察还搜索了所有被捕人的住所。
几天后，大部分当时被捕的人被放了出来。我所知的至今未放的除我父母外还有我舅舅和我的表姐，而我表姐不是法轮功学员，警察强说他们在她住的地方找到大法资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十月初，我一直试图给父母打电话，10月中旬我怀疑出事了。我打电话给我叔叔才得知父母再次被捕。我在成都的亲戚请了律师，据律师打听到的消息──被捕原因是国安局截获从美国寄给我母亲的资料信件。
一旦知道本案与法轮功学员有关，几乎没有律师愿意或者说敢于接受本案。
十月底，我在成都的亲戚告诉我，我父亲的生意被强制终止并没收，我们的两套住房也被查封。至今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件通知或解释。我们请的律师去要了数次，公安局的人都说正在办理。主管案件的是成都公安四处就是国安局的分理部门。
最近两次我打电话给在成都的亲戚，被告知“事情没有进展，我们尽力而为。”
我父母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请国际社会关注他们无辜受到的迫害，帮助他们恢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