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吉林市劳教所恶警的凶残和无耻
99年9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时，我被抓到天安门派出所被警察强行搜身，搜出一张50元钱的电话卡，那个小警察一看是50元的电话卡就用嘴唇亲了一下就揣在他兜里了。还有的便衣警察在路上劫着人，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是就给我二百元，给就放，不给就抓。”在驻京办事处我的钱、手表（进口表）被非法没收，警察也不给收条。警察把功友李XX的裤腰带都拿去（因腰带价值100多元）。26日晚警察乘北京至吉林的271次快车把我们接回，在火车上，去接我的地方警察房XX和去接功友李XX的吉林市船营区政法委领导王XX喝酒后不但互相谩骂，而且还互相撕打，打了一气儿又一气儿，最后女乘务员看不下去眼儿了，大声喊道：“算啦！你们别演戏啦！人民群众都在看着你们哪！你们还着装哪！”（大概是如果不着装，群众不了解你们的身份打打还可以）这类行为还不是流氓行为吗？
在我的家乡，有的警察以上北京接大法弟子花车票钱了为借口，向大法弟子索钱，起初要多少大家就给多少，后来通过一起交流、切磋，大家认识到再给钱就不对了，是纵容犯罪，他们去接人的一切费用都应该由他们单位负责，我们又没有邀请他们去接我们，而且我们的钱财已被警察搜去，再给钱他们不就是纵容他们犯罪吗？大家都用法来衡量，不给了。他们一看不给，就抢粮食、抢牲畜、抢车、搬彩电。这不是一帮流氓是什么？在吉林市劳教所有个偷兜的犯人说：“我在舒兰批发一条街上掏兜，每半年给管那一片的片警5千元，这就可以随便偷了，还不抓。”有一个阶段他不偷了，可片警去逼着他偷，说：“我都没钱了，你不偷也得交钱！”
在2000年12月20日那天中午，家乡北城派出所的两名恶警来到吉林市劳教所“提审”我，其实他们根本没权来“提审”，可是，他们因为对大法弟子杨国枢施重刑使其致残，他们为了推脱责任，掩盖犯罪，他们就来找我，妄图用引供、逼供、威胁的手段叫我替他们编造假证，栽赃杨有罪。他们其中一人执笔，一人对我说：“来找你了解点事，你要配合我们，配合好了呢，我们可以给你办假释，配合不好呢，你们别后悔。”我一听这软硬兼施的话，就知道他们又有卑鄙的企图，就正言告诉他们：“你们想叫我做坏事？办不到！别说是办‘假释’，就是办‘真释’我也不能跟你们去干那缺德事！”他们一看我揭穿他们了，他们就气得咬着嘴唇发狠，用凶恶的目光瞪着我，瞪了半天后哧又笑了，笑得那么难堪，阴险地说：“你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不撒谎，得说真话呀！”接着问：“你说杨国枢发过多少传单？”“不知道。”“印过多少资料？”“不知道。”他们拿出一摞子纸叫道：“看！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不说？”我说：“他即然都说了，你还来问我干啥？”他们一看达不到目的，开始暴跳了，终于撕下了伪善样子，露出了凶相：“你这老死头，等你回家的，我整死你！”按老百姓的话讲：警察就是有执照的流氓，真是恰如其分。
2001年3月7日，在吉林市劳教所“教育大队”，两位大法弟子看经文，遭到中队长韩晶的毒打，电击，后被关小号。那里被非法关押的200多名大法弟子为了抵制迫害，就进行了集体绝食。恶警们不但不停止行凶，反而在3月14日，由教育科科长刘勋，管理科科长赵万才，教育队大队长XXX作阵，在市医院请来5名大夫（准备打昏了急救）在中队长韩晶的带头下，出动了三十名警力，用电棍、狼牙棒，木方等凶器打坏打伤130多人，最后一个女大夫（是个老太太）流着泪喊道：“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这才住手，有一个叫牛金会的功友被打的最重，头部血流不止，昏死过去，被送医院后是死是活至今不详。2001年10月12日下午，在通化市劳教所，由于所长张平亲自动手殴打大法弟子，当时有40多位大法弟子同时绝食抗议，并要求所长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打人行为。作为一所之长，在政委同在时，竟然暴露自己的凶恶本色，公开耍流氓，他还以为自己是“英雄”。他还和通化市电视台记者联手搞造假，污辱大法，欺骗通化人民。虽然有40多人绝食抗议，也没引起那些邪恶之徒们的重视，他们不但不从正面上解决问题，反而用一些很坏的犯人暴力强行灌食，把大法弟子的胃和食道都插坏了，使好多功友造成便血、吐血。当我严肃地警告他们：“我已便血了”。劝他们停止作恶时，办公室主任毛顺德却阴阳怪气地说：“别说是便血呀！就是尿血也灌！就是死了XX党照样火化。”
大家再看看这里是怎么做所谓的“转化工作”的。凡是新被送进来的大法弟子，首先面对的是电棍、胶皮管子、塑料管子、床板、皮带、手铐、狼牙棒、拳脚和一群没有了人性的恶警、犯人，在教育大队大队长孙建富的带头下大打出手，尤其那些犯人，在孙建富的授意“你们谁能“转化”一个就减期三个月”这种“鼓励”下，他们更是卖命，有时管教们和犯人一起打，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毒打下，有的承受不了的功友，只好违心的写“三书”。写了“三书”他们还得考验你彻不彻底，叫你骂人“狠劲骂”，你骂了，他们就哈哈大笑，或者把老师的照片扔在地上让你踩，如果不顺从，那就是毒打，疼痛还不许喊，喊就用擦地的抹布堵嘴，堵上后继续打。你不抽烟逼着你抽，你不喝酒逼着你喝，什么事坏，他们就叫你做什么。有时家属送来些好吃的，大家分着吃。因此大队长孙建富暴跳如雷：“把你们法轮功那套挪一边去，不许在这里搞。”不许分吃，就给犯人们创造了偷的机会，当我们反映犯人偷东西时，管教却说：“你拿这当你们家哪？这是坏人聚集的地方，偷你点东西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大法弟子之间说句家常话都被污陷成“违反监规”，不打则骂，用坏人管好人，搞什么“包夹”小组，不“转化”就给“包夹”小组施加压力，煽动对大法的仇恨，所以犯人们就任意迫害我们，剥夺人权，侵犯人权，我们根本没有一点正常的生活空间。这不正是颠倒黑白吗！这不就是流氓所为吗？！
由于恶警们经常打骂大法弟子，他们自己之间闲谈时也互相骂，我为了挽救他们，抵制他们的恶习，告诫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没想到就因这话招来了横祸，恶警办公室主任毛顺德用电棍、拳脚疯狂地对我进行毒打，那是在2001年10月21日的中午，他瞪着疯了似的眼睛，恶狠狠地打。一直到我被打昏倒在地上后，他就用大皮鞋头子踹我的大腿，踹得我瘸了一个多月。一个国家政府怎能用这样的流氓式“干部”呢！
在2001年6月（五月节的前夕）大法弟子盖XX，刘XX的家属来接见，接见室的警察叫骂人，骂师父，她们中一人驳道：“你们叫骂人？我是人民教师，我若骂人，我回去怎么教育下一代！”恶警们被驳得没话可讲，厚颜无耻地说：“不骂就别想看人。这样吧，看你们是远道来的，照顾你，把东西留下吧。”可教育大队的队长助理孔玉把东西（鸡蛋、肉酱等食品）拿回后，却以“要过节了，政府关心大家”的美言给那些犯人分吃了。几天后，盖、刘通过犯人得知家属来过并拿来了不少东西，他们就向顾孔玉问：“人不让见，东西得给我们吧？”顾孔玉一看事情败露，忙造谣说：“你俩媳妇往大酱里藏经文，东西被所里没收了。”当盖XX见到管教科崔队时问：“我家属来是拿经文了吗？”崔队长先是一怔，后紧忙说：“是，是。”问“用什么拿的？”崔队长还略有思索地说：“是夹在纸里了。”撒惯谎的人，说谎时就是不脸红。只可惜这戏唱得也不合拍呀。
在2001年12月4日，大法弟子王展仁因被强行灌食时胃被插坏，至今还在流血，特向二大队领导提出要求看病，并写了一份提露办公室主任毛顺德毒打大法弟子的材料，结果是险些丧生。下午3点20许，通化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黄善文醉醺醺地来到号里（据别人说他刚和毛顺德喝完）对王展仁说：“我今天就想打你，我认可扒了皮也要打你。”说话间晃晃悠悠，眼皮耷拉着，喊管教去四大队拿电棍（因本队的电棍被陈管教打人时打坏了），说打就打，从下午3点半一直打到4点13分，直至把王展仁头打开了二寸多长的大口子，当时血流不止，昏了过去，然后送去抢救，至今后果不详。就这一类的野蛮“干部”怎么会在中国国家机关里工作？次日我揭发了黄善文的恶劣罪行，他却说我造他的谣，而且说：“所里不是要放你吗？这回你别走了，在我这通不过。”（所里政委决定12月7日放我）这样又把我多关了两个月。这“法律”不成了他们家的了吗？
2001年7月，家乡地方政府出一万元的巨款收买坏人抓我老伴（因开法会，她早已流离失所），我在2002年春节回来后，江氏政府为了抓我老伴，也要对我再次下毒手，在功友的帮助下，我逃脱监视，离家出走。现在家中只剩八十七岁的老母一人，生活没人照理，现在又不知如何，多令人担心哪！
世人们哪，不要再听信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所捏造的谎言了，想一想吧，这样一群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之徒怎么能不干坏事呢！一位中青报记者说：“在上级指使下，个别能完成任务（1400例）的记者，都是用报销医药费，给好处费等诱使人谎称自己因炼法轮功得病、致残的，还有把一些其它原因杀人、自杀者转嫁到法轮功头上，达到栽赃、诬陷、蒙骗不明真相的世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