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两个劳教所的暴力
（一）吉林市劳教所对我施酷刑：十数根电棍加身 皮肤焦糊起泡
我于2000年正月十五去北京为大法上访，为师父讨还公道，结果在天安门广场被无理抓捕，强制送回蛟河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又加期3个多月，才从吉林市劳教所被放回（2000年2月22日开始，2001年6月1日结束）。
2001年3月20日，吉林市劳教所法轮功大队一中队的管教朱广吉把我叫到走廊，说：“你在这等着。”几分钟后他拿着电棍回来了，逼我坐在凳子上脱了上衣，把电棍架在我右肩上，恶狠狠地说：“看看你们大法厉害，还是我的电棍厉害！”接着，他就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脖子上电起来。不一会，中队长赵中江又拿来一根电棍，离我的耳朵有一段距离，用电棍前面的两极对着我的耳朵，一按开关前面就放出一个乒乓球大的电球钻进我耳朵眼里，这样持续电了几分钟。他们看我不屈服，就又电我的前额、脸、鼻子。见仍不起作用，就到别的大队借了两个电棍继续电我，直到电棍没电为止。
过了10多天（4月初），由于疯狂的迫害，一中队最坚定的就剩下我们三个大法弟子。这时，来了一个满脸凶恶的驻所检察官，后边跟几个管教，他问我们：“你们不转化呀？”我们说：“不转化！”他刚走，我就被叫到管教室，一进门立刻扑上来几个如狼似虎的管教，嘴里嚷着：“你不是不转化吗？这回不用你转化了。”说着，七手八脚把我按到床上，两手扣在床两边，管教刘涛抡起橡皮棒子照我的后腰就是三棒子。随后把我的脚也绑上，全身都捆上绳子，抱来一抱电棍，一个管教踩着我的脑袋，其他的用电棍电我的全身，十来个电棍一起下手。我制止他们说：“法律不允许你们这么迫害我，再说我根本就没犯法啊！我出去一定要告你们。”这些恶警一点也不在乎，继续折磨我。朱广吉电我的脖子、嘴，在嘴唇上拉锯似的使劲电，6、7下以后我就肿痛的失去知觉了；王景波电我的脑袋；赵中江不停地电我的大腿。其他人也一起电我的全身，电了一个小时电棍没电了方才停止，把电棍抱走充电去了。此时，我的脖子脸颊都被电的焦糊、起泡，下巴、嘴唇不停地淌水，贴上卫生纸不到半分钟就湿透了。过了一个来小时他们又来了，每人拿两个电棍四面围上，管教刘涛喊道：“一起上啊，人少了不管用！”五六个人一起折磨一个小时，停了一会又来电我半个多小时。有的电棍刚一电就没电，管教迷惑不解：“刚充的电哪！”
第二天早上，刘涛又威胁逼迫：“你快写了吧（指所谓的“保证书”），一会管教干部都上班了，电棍充的足足的你等着吧。”我没搭理他，心想：不管他，反正我是不会写的。白天，他们弄了些药水药布非要往我淌水的下巴上贴。晚上，恶警中队长张伯良值班，拿来四个电棍（其中两个是30万伏的），还有一本《转法轮》，说要跟我探讨探讨。半夜时他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他净说些不着边际的歪理，我不愿跟他谈，再加上被摧残的非常虚弱，就睡着了。这下恶警张伯良找到了迫害的借口了，说我不搭理他，拿了两个30万伏的电棍在我的脚背上电起来，我忍着痛静静地看着他行凶。一会，他不敢正视我，收起电棍溜走了。第三天九点钟王景波把我放回一中队。
以后，恶警们又强迫我们做八公分的窄板，脚平放在前面的床板上，大腿小腿悬空坐了一个星期。又让我们坐床边，一侧身子悬空，我们抵制没有做。后来又逼我骑坐在大约4分的木头方子上（听说这是给死刑犯上的刑罚）。
据悉，这些违法暴行都是大队长牟岩背后操纵指挥实施的，表面上还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二）在九台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过
2002年2月9日，我向主管法轮功问题的副乡长姜喜财讲真象，让他别再助纣为虐、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晚上7点松江派出所所长冯治国就闯到我家中，以我正在看《转法轮》为由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姐姐找他们要人，冯治国对我说：“你要说你不炼了我就放了你。”我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为什么不炼呢，法轮大法好啊！”第二天，冯治国一伙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又投入到看守所中。在看守所里冯治国又一次企图动摇我：“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说：“我不后悔，你们就是一伙强盗，非法闯入我家里抢书、抓人。”这次一进看守所我就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违法迫害。看守所干部说，他们没权放人，就强制灌食折磨我，第四天、第七天灌两次，第十四天灌一次。这期间恶警所长、管教多次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没有错，现在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受益很多，政府不让练是错误的，至于关押我们强制我们放弃信仰“真、善、忍”就更是错上加错。”不久所里通知我，我被判劳教两年，从2002年2月9日起。
于是，在3月20日我被送到九台劳教所继续遭迫害。当天下午因为我不肯“决裂”，被劳教所送到教育队四中队。在劳教所干警的唆使下，一个叫张老七的刑事犯拿着一根半米长的塑料管，恶狠狠的问我为什么不决裂。我就给他法轮大法如何好，我不能决裂，再说哪有弟子和师父决裂的呢？他说：“不管怎么样，到这里没有不决裂的，都得决裂！”我说：“我不决裂！”他就找了几个犯人把我绑在床上，开始用塑料管在我全身使劲抽打。他打累了又换一个叫朱老六的犯人继续抽打我的后背。朱老六打了二、三十下突然瘫坐在地、呼吸困难，待了一会才站起来走了。第二天别人在四中队要打我，朱老六看见了就制止说：“你先别打他了，让他好好想一晚上吧。”他又告诉我：“你好好想想吧，再有这事我也保不了你了。”我说：“我没事，你以后别干这样的坏事了，对你不好的。”
有一天教导员高克找我谈话，我向他洪法，他手里正拿着一串钥匙，照我脑袋上打了三下，说是让我“明白”。我告诉他：“你就是知法犯法。”他无话可说，就让我回去了。当天晚上犯人张大鹏、张老七等四人见外面没有管教，就对我说：“你们不是都会背法吗？背背我们听听。”我就大声背了《论语》的头两段，他们听的很认真。可是他们害怕管教，不敢让我继续背，那个张老七还拿着板子照我后背砍了几下要我停下来。第二天吃完饭，他们又把我弄到四中队逼我决裂，张老七拿着床板做势要砍我，张大鹏故意阻拦到：“慢，不能打死他。”就这样，每天吃完饭这些刑事犯就迫害我一阵，刑法有：用木棒捅肛门、用手钻腋窝、后又用塑料管捅腋窝、抓脚心等等。当时我的腋窝被他们钻得感染化脓。
那时，3中队的管教李班长自称是我蛟河的老乡，他找我“谈心”，过一天晚上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就写亲身收益的感受：法轮大法好，通过修炼大法我身体健康了，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他看了后说：“你写的啥呀！”马上告诉别人收起来，别让领导看见。
有一天，恶警郭所长和七八个管教、干部找我谈话。我一进办公室他就问我：“修炼几年了？家里有什么人，为什么修炼？得到什么好处了？”我告诉他们：“我修炼六年了，家里还有弟弟一家三口和一个72岁的老爹。”他们说：“你老父亲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扯这个干啥？”我说：“修炼大法好啊！这是人一生中最好的选择。父母哪有不为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个好师父而高兴呢？”他们又说：“你师父都跑美国去了，卖书挣了那么多钱去享福去了。”我说：“师父1996年就已经去美国定居了，怎么是逃跑呢？！谁写一本畅销的好书不挣钱呢，合理合法，有什么不对！你看好你也写，恐怕你写还没人看呢？！”他们又问我得到什么好处，我回答说：“我从前身体不好，干活也干不动，也没精神，现在干活也不累了、脾气也变好了，地也能种好了、收入也增加了，道德也高尚了，这不都是好处吗？”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了，就让我回去。
大约是第七天，三班护舍犯人张大鹏和另外几个犯人把我强行绑在床上，用比鸡蛋还粗的大综绳在我后背猛打了三下，用床板在我后腰抽了四下，又用塑料管在肚子上抽了六、七下（肚子上的血痕后来化脓了）。打完后我痛感到后背里像开了锅一样。半夜疼得醒来，发觉后背脊椎右边上至背中间鼓出一条象镰刀形的血泡。早上醒后看到血泡破了，脓淌了出来。我的脸色在被迫害中变的蜡黄，所里还逼我去看伤，教导员高某说我“快要死了”。这期间一个叫刘玄中的犯人强迫我到仓库里，朝我的后脖子砍了一掌，照后背打了几拳，向小腹踢了两脚，踢得我好一会儿才直起腰；而刘玄中当场就遭到报应：突然发出象气球放气一样的声音，然后就强打起精神回到二中队，趴到桌子上睡了三个小时才能起来。那以后他再也不打我了。
后来，劳教所又跑来几个人来做我的“工作”，和我交谈，我就把我的修炼体会给他们讲了。他们问我：1996、1997年就开始控制《转法轮》等大法书的发行了，青岛和南方的两个公司大量印销盗版书籍，这不是违法吗？我说：“是啊，好书不让人印，非给禁止，人们又想看，就有这种商贩印盗版书，国家损失了税务收入，这不是那个江XX哪根筋搭错了吗？再说，商贩印书“盗版”，也就根本不会给原作者任何稿酬。怎么还反过来说我们师父敛财，根本讲不通嘛。再说，师父传佛法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的事。古时候印修炼的书国家都无偿地帮助，可是现在却这么抓打压，这不可笑吗？”他又问道，割光缆插播真象，这不是破坏公共设施吗？我说：“这公共设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让老百姓知道国内外新闻及真实情况，而江氏流氓集团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不断导演了‘自焚’、‘杀人’等骗局，使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受到造假新闻的欺骗和毒害。在这种情况大法弟子利用人民的宣传工具，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向人民讲清真象、记录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毫无人性的迫害，这不是大善之举吗？这是做好事啊。”他们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
在五月二十日，我被分到一大队水田大队。当晚二中队管教高某问我：身体怎么这样差？我回答：“强制转化，被迫害的。”高某窜上来向我脸上连打了三、四拳，还指使我后面的犯人打破了我的耳朵，血浸湿了我的衣服。这以后，劳教所见强制转化失败，转变方式折磨我们：让这些坚定的大法学员顿顿吃苞米面发糕；每月非法延长劳教期10天；每天直挺挺地“坐板”，不许自由走动。直到8月节后，才让我们出去割稻子、打稻子。入冬以后，劳教所又逼我们挑拣葵花子仁，晚上10点以后还不许休息。
约春节前十来天，我向管教恶警严正抗议：“我们做好人、坚持信仰真、善、忍，对我们非法劳教关押已经是残酷迫害；强迫我们超负荷劳动、剥夺休息权更是雪上加霜。我坚决反对这种强加的迫害！”此后，我就坐在床上拒绝为劳教所干活。一天，孟繁荣大队长进屋对我说：“你在这坐着舒服不？”我正视着他答道：“不舒服。”他又问：“那你在什么情况下最舒服呢？”我微笑着告诉他：“结束无辜的关押迫害、得到自由最舒服呗。”他无话可说，站起来就走了。
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后，劳教所又开始新一轮的疯狂迫害，播放诽谤大法的造假录象。每个中队都有不畏生死的大法学员站出来阻止播放谎言、拔下电视电源，我理所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劳教所更加邪恶地迫害我们：电棍、关禁闭。我被马教导员叫到其办公室，里面已有20多个管教。管理科长郑海令问道：“你为什么不看电视、不挑葵花子仁？”我质问道：“《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格尊严、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我们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而遭非法关押，劳教所还强制我们看那些骗人的东西，强迫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这是你们应该干的吗？”他蛮不讲理：“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跟你说！”然后他就喝令几个犯人把我投入禁闭室。那时的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室内没有暖气，劳教所的管教还故意打开禁闭室的窗户，室里象冰窖一般。而且，只给我们一个褥子、不给被子，过两天才给把窗户关上，冻的我全身发抖、彻夜难眠。又过了两天，我和另一个大法学员姜林（扶余县的）因绝食抗议迫害而被野蛮灌食（我从2003年的正月十八日正式绝食，直到2003年的7月16日被无条件释放，历时5个月）。劳教所不知在食物里放了什么有害的东西，我们俩都腹痛、呕吐、昏迷。当天下午孟繁荣大队长才把我们调回四中队，并恶毒地嘲讽道：“你们就这么大能耐呀？”四中队也没有暖气，各大队的暖气都承包了，为了多赚钱，劳教所黑心地根本不给暖气，屋里很冷。第二天我发觉脚被冻坏了，脚背肿胀，左脚的中指和无名指都起了大水泡。
又一天，恶警孟所长和管理科长找我谈话，“劝”我吃饭。我正告他们：“尽管你们这样迫害，我仍严格地按法轮大法的要求，用善心对待你们。可你们应该清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何对待我们这些遭受无辜迫害的好人，也关系到你们生命的未来。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孟所长仍恶狠狠地说：“给你三天考虑时间，不吃就拿你做典型整治！”
然而，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找我，只是每天两次的强迫灌食、打针。几天后看我生命出危险了，他们才害怕担责任了，把我送进医院抢救。在医院里，往往给我打吊针的时候要扎遍全身，一扎两三个小时。医生检查后，认为我的脚暂时不能截肢，就把我送回劳教所。第二次因我心率过低（每分钟低于40次）又把我送进医院。医生说，要把我冻伤的脚趾和食指都截掉。我告诉他：“不用截了。”过几天，我把坏死硬化的无名指头掰断了（根部只有中间一根脆骨相连）。劳教所的恶警竟厚颜无耻地说：“你真有‘钢’，省得我们花钱了！”后来，我身体极度消瘦，劳教所被迫第三次把我送进医院。但医生已找不到血管扎针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劳教所才通知我家属，以所外就医的方式把我接回家，时间是2003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