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我们的路，让新加坡的媒体了解大法真象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我讲了，这个路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事很重大？”

从1999年7月20日江氏一伙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新加坡的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转载了无数诬陷法轮功的新闻，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在媒体的长期误导下，新加坡人大都对法轮功存有严重误解、偏见、甚至仇视。有相当多的人甚至连自己本国政府的立场也不清楚，认为在新加坡炼习法轮功不合法，他们中间有些居然是国会议员。为了阻止媒体继续犯罪，为了解救众生，新加坡的大法弟子走过了几年的艰辛。对媒体的诬陷报道我们曾经是愤怒，激动，对他们的蛮横无理曾耿耿于怀，对政府部门的不理不睬也曾经灰心丧气，最后又对现状变得失望和麻木，甚至寄希望于天象的变化来解决新加坡的问题。是师父的话将我从失望和麻木中警醒。是啊，如果真是哪个人一句话解决了新加坡的媒体问题，那是行政命令，而不是大法弟子讲清真象的威德。这里的众生靠的是我们，我们还能靠谁呢？在师父的引领下，我们终于走出了困境，证实了大法。走过了这段路，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坦荡和祥和，以及从心底升起的对众生真正的、洪大的慈悲。助师正法，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写出这一段的经历和体悟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希望下面的路走得更直、更正。

一. 讲清真象是媒体工作的关键

新加坡的中文报包括一份早报和两份晚报，另有两个中文电视频道。对于媒体的肆意诋毁，几年来新加坡学员都是积极地通过写信、寄送资料、开记者会等推动这项正法工作。但是媒体对学员的劝善不但不闻不问，有些态度还极为傲慢无理。如何打开局面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曾将媒体工作的重点转向有关的政府部门，议员及国家政要，希望通过说服他们，再由他们做一个决定从而一举解决媒体的问题。这种想法在新加坡的环境下看来似乎是合理的。这里有一个高效，严厉的政府，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新加坡的报纸都归在政府控股的“报业控股”的旗下，而几乎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又都归属于另一个政府控股的公司“新传媒”的旗下。这种架构加上媒体缺乏言论自由，使人感觉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跟中国一样。但这样做了之后也看不出太明显的效果。

我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诉讼一次性地解决媒体诽谤的问题，但后来发现新加坡仅有的几家从事名誉诉讼的律师都是“报业控股”的常年顾问，根本不能代表其他人起诉报纸。就算有律师代表我们，在“报业控股”和“新传媒”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起诉案的报道又怎么能起到讲清真象的效果呢，这条路又是难以走通。这整个的一套严密的系统，真象是一块巨大的钢板，一座坚实的冰山，我们感到很憋气，却束手无策。

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讲清真象，救度众生的重要，要求我们在讲清真象时要善，要慈悲。在几年媒体工作的证实法的实践中，我们不断地反复学习和领悟师父所讲的这些重要的法理，逐渐明白了其中深刻的涵义。对照前几年的做法，我们的善和慈悲心是远远不够的，在面对媒体和政府人员时，我们较少把他们看做是要救度的众生，较多把他们看做是对媒体有重要影响的特殊人物，在做事方法上也比较不太考虑别人的方便和别人的感受，所以效果就不好。后来当我们改从讲清真象入手，并以最大的慈悲心来做时，真正体会到明白了真象的生命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的道理。

师父要我们顺着常人的执著讲真象，那么什么是本地华文媒体的执著呢？我们曾一度简单地认为华文媒体对法轮功的诋毁是出于政府的指使，但后来发现这样的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既然要顺着常人的执著讲真象，那就要确切地知道常人的执著到底在哪里。在证实法的实践中媒体组的成员都广泛地接触新加坡政府和各界人士，为了使这些人有效地了解真象，我们常要对他们的情况做认真的分析，从而对新加坡的整体情况逐步有了正确的了解。我们发现，新加坡政府其实一般是不干预媒体编辑部门的具体运作的，但要求媒体在政府政策和国际关系上和政府保持一致。另外，在新加坡宗教信仰是特别敏感的课题，政府一般要求媒体保持自律。所以说媒体如何报道法轮功是由媒体本身决定的，包括媒体在中国的各种压力和诱惑下所做的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的。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之后的讲清真象很有帮助。

二. 面对面讲真象效果显著

媒体之所以在学员强烈的反对声中，仍无所顾忌地诽谤大法，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报的东西都属于引述，有明确的消息来源，按他们内部定的规矩不必负什么责任。不过也有意外的时候。2001年12月15日《新民日报》的一篇“广东湛江1小时39起爆炸案-初步锁定法轮功嫌疑最大”的新闻没有清楚注明消息来源，而其他各大媒体都确认这是一件刑事案件，包括中国主要媒体和本地一向对法轮功落井下石的《联合早报》。媒体组当天立即写信到报社抗议并电话跟进。但情况一如过去，报社编辑部拒绝回答。根据长时期对媒体的分析和观察，我们深信这起报道对报社来说也属于一起事故，决定不能放过。在经过两周与编辑部和“报业控股”的密集跟进后，“报业控股”的一位高级助理终于电话约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见面。

我们非常珍惜这次面对面讲真象的机会，事先也做了充分准备。这天上午10点我和一位同修就在这位高级助理的会议室等着，另外几位同修则在周围发正念。10点15分高级助理才来，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他的其他客人已经在另一个会议室等待，他10点20分必须离开，只有5分钟的时间，态度傲慢且表现得居高临下。他说他约我主要是向我解释“39起爆炸案”的报道确有消息来源，并不是《新民日报》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不对的。我说我查过几家主要媒体，人家都已将这事定为重大刑事案。他却问：“中国有几千份报刊杂志，你都查过了吗？”对这种强词夺理，我反驳说：“你们的外国新闻采编人员是不是每天都必须参考这几千份报刊啊，还是只在浩如烟海的资讯中刻意寻找抹黑法轮功的新闻呢？”他吃惊地怔了一下，说看不出你还很熟悉媒体的运作。不过谈到后来他终于同意这条新闻不够敏感，说会就此事与编辑部门沟通，但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报法轮功的新闻，是新闻他们就有权力报。至于我们要求的公开道歉他说根本不可能，并说新加坡报纸从不道歉的。我开始针对过去几年报纸的错误报道一一讲出真象。他没有耐心听，一直说中国新闻是他们重要的消息来源，有闻必报没有错，至于是不是谎言他们无法判断。再说这个问题上新加坡首先考虑的是与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你们的要求。你们不过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团体。并说：你们的要求政府也照顾到了，新加坡允许你们炼功的啊，那你就去炼你的功，其他事不要管。再说媒体报道的是法轮功在中国发生的事，并没有说新加坡的法轮功怎么不好。讲完这些，他说我今天算是给你们一个答复了，现在时间已超过5分钟，我们该结束了。

我心想，这些可不能由你说了算，我们既然见面了，我就一定要让你了解一些真象。我回答说：“举个例子吧，知道您是新加坡红十字会的活跃会员，假如我有一份报纸，我在报纸上连续地以不实之辞诽谤攻击红十字会的瑞士总部，但并不提及新加坡，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您会坐视不理吗？”他支吾几句，没有说出什么。

我进一步说新闻报道报什么不报什么还应有一个社会责任的考量。新加坡是一个尊重个人信仰，并以族群和谐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度，媒体的社会责任应是维护这种和谐，而不是破坏之。而媒体长期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侵害了我们的权利。他显然觉得我没有资格这样讲话，傲慢无理地打断我：“那你就去找×××（指内政部长）吧”。我知道他这句话毛病实在太大了，反而心平气和地说：“××先生，我今天是代表法轮功学员，同时也是作为一位读者向报社吐露心声，表达一些读者的意见，我认为这对任何媒体都是极自然不过的事。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的报社不直接接受读者反馈，除非是内政部要求你们这样做。如果您肯定这一点，下次碰到类似问题我们便会直接向内政部投诉。”他非常吃惊我的回答，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您道歉，希望你不要误解。”记得那次的谈话中，他由于失言至少两次向我郑重道歉。通过这45分钟的谈话，他至少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有了一些了解。这时已经11点正，我不想拖他太久，便准备告辞。我说虽然我们争论很多，但彼此之间有了一些了解，说明当面沟通很有必要，我感谢他的诚意和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他说我讲话咄咄逼人，但这时他的态度比开始见面时礼貌、慎重得多，至少不再居高临下。虽然已经11点钟了，他还坚持将我们送到楼下。

三. 2002年媒体工作的被动

这次见面之后，这位高级助理的确与报社的编辑部门进行了一些沟通，表面上看情况有些改善。两份晚报很少再报道法轮功，早报的情况则有些缓和。但在这之后，由于我们自己的放松，没有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又走了一段弯路。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面谈后的情况改善，是由于我们向行政部门施加了压力，而不是由于报社采编人员明白了真象。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接接触编辑部门。而基于压力下的改变是不稳定不长久的，因为中国新闻部门会通过控制早报和早报网在中国的发行权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则由于资源和人手方面的不足，不可能一直同时与所有媒体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所以早报在情况稍微改善后，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诽谤。这次他们改换了方式，由直接引述中国新闻，改为转载第三方的新闻，如路透社，法新社，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明报等等，用心是同样的坏。由于有著名外电做掩护，其欺骗性和破坏性有时更大。我们也曾经尝试通过外国新闻单位追究其篡改新闻的法律责任，但在碰到一些挫折后没有继续做下去。

所以2002年的情况一直是很被动的，早报和电视台的负面报道一直不断。而每次这类宣传出来后，学员都是反应强烈，愤愤难平，也会倾尽全力去阻止，但当没有结果时，就退却了。无奈、沮丧和灰心丧气重新笼罩着多数学员。有时则是感到反正已经尽力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在媒体没有出现负面新闻时，我们也就忙其他的，顾不上它的事。这一年我们也做了很多事，但就象是救火队，大家不停地忙着赶赴火场灭火，但纵火的邪恶却始终逍遥法外。

其实不光是媒体工作，我们做任何大法的工作都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旧势力对正法弟子最严重的干扰和考验之一就是故意让我们看不到努力的结果，让我们感受挫折，丧失信心，从而动摇我们的信念，削弱我们的意志。旧势力之所以在这里钻到了空子，是因为我们心里那些放不下的东西，如对结果的执著，求安逸的心和对众生慈悲心的不足。

四. 天体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

在我们为不能有效地阻止当地媒体的破坏作用而万分苦恼时，师父今年以来连续在多次法会上作长时间讲法解法，向弟子展示了更高更深的法理，使我们对正法和讲清真象的重大意义有了新的体悟。师父2003年《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谁也破坏不了的，行不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成就问题、世上那些有缘人能不能得救的问题，而天体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天体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我心中无数次地念着师父的话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让我们不要执著结果。结果早已定了，那就是天体中正法的事必成，师父的事业必成。但师父还有担心，为做不好的弟子担心，为不能得救的众生担心。

师父在《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与救度众生难度就很大。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也不能够因为难你们就放弃，因为那是历史赋予你的责任，也是你的洪誓大愿、等待已久的事”。师父又说：“有的学员哪，在讲清真象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里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就慈悲地做着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

想着师父的教诲和师父的期望，我在心里向师父郑重地发了一愿：“师父，弟子今后什么都不再想，就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请师父加持。”想到这些，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历都一段段地浮现了出来，仿佛一切都是师父为成就我今天要做的事而准备的。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新加坡的环境实在太难了，为什么我不在其他国家？现在我明白这正是自己史前的选择。在这里开创师父所要的正法环境，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正是在这里正法的弟子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啊！

五. 树立威德，走出自己的路

师父终于使我们从思想和行动上走出困境，从而以新的姿态重新开始。虽然表面上做的事情跟原来没什么不同，如写信打电话寄材料，但我们做而不求。在我们面对无理的编辑部门和政府官员时，我们也不再心存记恨。当我们突破了这个层次时，便感受到了师父强有力的加持。所需要的信心、力量、和智慧源源不断。

这段时间我们以讲清真象为主，同报社和电视广播机构开展了更加广泛的接触。在出现负面报道时我们更加及时地，持之以恒地进行跟踪，直到他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和我们的立场。没有负面报道时我们也采取主动，更加经常地、有计划有系统地同他们进行接触。我们不再只是接触媒体的少数负责人，而是扩大接触面，直接接触各个媒体的各个部门。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人手。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我们邀请更多学员加入媒体组的工作。为了使大家在法理上不断提高和在行动上协调一致，媒体工作组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同修之间的沟通。新加入的许多同修虽然过去没有直接接触过媒体，但参与过很多其他方面的正法工作。这些同修在继续完成好原来任务的同时，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热忱给媒体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媒体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除了少部分同修以行动加入媒体工作外，更多的同修是以他们无声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同修。几个月来我们相互扶持、相互弥补、相互配合、协同一致、整体上正念正行。当我们把媒体工作当成全体同修的正法工作时，旧势力安排的这座冰山终于开始融化，最终土崩瓦解。

这段时间我们以佛学会或学员的名义持续不断地发出了大量信件。由于在新加坡面对面讲真象的机会太难，用写信的方式讲真象就变得尤其重要。长期下来，一些本来不善于写信的同修也练成了写信高手。我们在信中以修炼人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证实大法，指出报道中的缪误，揭露和曝光江氏一伙的残酷迫害，谴责媒体传播谎言、助纣为虐的行为，启发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良知，表明我们的立场。在以佛学会的名义写信时，我心目中常常要求它同时起到一封律师信的作用。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曾经多次考虑和探讨起诉媒体的问题，都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搁置，这时我也曾经想过不经过律师直接起诉媒体的问题；第二，我们的信就是要去触动常人的执著，使他们正视我们的问题，否则不好使。但常人的执著被触动了但还不能理解我们时，可能会作出各种反应。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任何机构在对我们的信不满或不理解时，都可能考虑找到我们信中的错误从法律诉讼的途径发难。特别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法轮功毕竟是一个很小且不具任何背景的团体，他们没有什么不敢动的。我们的这一想法的确在后来接触媒体人员时得到证实，收信人在接到我们大量的信而不胜其烦时，曾经想到从法律的途径反击，但终因找不到合理的证据知难而退。所以我们在发出这些中英文信件时，都是从对法负责的高度出发，一方面大胆揭露邪恶，另一方面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漏洞。所以有时我们碰到一个很好的问题但由于没有搜集到有利的证据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但有时又由于一个两年前学员提供的剪报使得一封信发出强有力的威力。我们在抓住对方破绽的时候绝不放松，一抓到底。做到这些需要很多长期的积累，对周围环境要相当熟悉而且要做很多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各种繁重的工作中坚持做不太容易。但真正做好的时候在面对媒体时会感到得心应手，需要的法器随手就来。新加坡虽然有很多限制对我们不利，但仔细去想的时候又会发现其实很多方面对我们是有利的。举例说，新加坡媒体缺乏言论自由，而要求媒体在宗教信仰课题上保持敏感和自律，这点对我们是有利的；新加坡又把族群和谐、国家安定的问题做为立国之本，因此在原则上一定要尊重我们这个合法注册的团体；还有新加坡的媒体在原则问题上要与政府保持一致，既然政府承认我们的合法性，就不容媒体的肆意诋毁长期存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是把这些优势放大来利用的。

师父说：“你们有些文章写得都是杰作，有理有据、思想清晰，论理性强，真的起到了震邪的作用，而且水平很高。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我看中国大陆那些造谣媒体是不行的。”（《导航-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我们的中英文信件的确都本着师父的要求，本着对大法和对众生的负责，一丝不苟。有时为了写好一封内容复杂的信，一人写出初稿后小组成员再一起修改。这样做的结果经常变成你一言我一语的集体创作，对撰稿人是很大的心性考验。我们写信的学员有的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有的则肩负着繁重的常人日常工作。在熬过了几个夜晚，拿出一篇自觉还算满意的初稿后，可能被同修说得一无是处，几乎要从新来过，说不动心是假的。但走过这一段的同修一般在承受批评方面能力都很强。有一次我要求同修改写她的一封信，由于时间紧，讲得很急，过后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说：“真不好意思要让你重新写过，”她却说：“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关我早就过了。”

今年四月，中国辽宁省发生了一起“毒奶事件”，这本是一起人为事故，地方政府却试图欺上瞒下、一手遮天，后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试图栽赃法轮功。这件事很多大媒体包括北京的《京华时报》都有报道但没有将法轮功牵扯进去。《联合早报》却偏偏引用了被中国收买了的香港《明报》上的一则小新闻，还有意将诋毁法轮功的言辞作为小标题，其用心很坏。对处事谨慎的《联合早报》，这可算是一次严重的马失前蹄，也就是说采编人员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背离了他们内部控制的引述原则。我们马上写信给早报主编严肃地揭露这种新闻手段的恶劣，谴责早报四年来在法轮功报道上的黑白不分和早报对法轮功团体的落井下石，呼吁《联合早报》作为新加坡唯一的华文大报主动承担一些社会道义责任，并再次表明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他们作出答复。

可能知道这次事态的严重，信发出第二天早报的外国新闻部主任就打来电话向我解释此事。他的解释当然是避重就轻，不过态度还好。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报纸的编辑部四年来第一次就我们去信的回应，我们表示欢迎。但我们知道，要真正解决媒体的问题，就一定得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讲真象。为了获得这个机会，在这次通话后我又连续写了三封信，内容上层层推进，层层深入，一次次地呼唤良知，启发佛性。最后，报社主编终于第一次安排我们与编辑部负责人见面，这位负责人过去为早报的驻京特派员，曾报道过大量诋毁法轮功的新闻。

在首次的交谈中，有三位同修在附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我和另一位同修同他谈了整整四个小时。虽然开始时我们难免对他耿耿于怀，但还是记住了师父的教诲，首先把他看作是可救度的众生。我们没有一下子就搬出所带的真象材料，而是顺着他的思路谈，采取发问的方式提问题，让他讲出他到底对法轮功了解多少，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作出这些错误报道？他自己如何看待这些报道？四年后他对法轮功的看法与当初有什么不同？我们寄到报社的反馈他收到没有？中国大使馆和国内宣传部门如何对他们施压等等。讲清真象的内容也就自然地穿插其中。虽然谈的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但大家态度平和，气氛融洽。我们交换了很多看法，总之算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沟通。大概报社主编对不断接到我的来信，又不知如何回复的事感到不厌其烦，就委托他在谈话时威胁我们要对学员寄电邮的事进行追究，其中包含追究法律责任之意。但这事很快被转化为我们的主动。我说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向早报寄送资料是出于对早报和新加坡社会的关心和爱护，作为早报读者，向报社反映情况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早报多年来对本地法轮功群众的强烈心声置之不理，完全背离了媒体的专业守则，才使得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要解决这个问题，早报必须深刻反省，切实作出改变。为避免电邮的烦恼，我们建议法轮功团体和早报之间建立固定的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以便互换信息和增进相互了解。在这之后早报对这些口头协议的执行上基本还算认真。

这次面对面讲真象的经历是我们媒体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之后，情况有明显好转，但我们不敢欢喜，不敢懈怠。我心里清楚整个报社对真象了解还远远不够，情况的好转是由于他们迫于我们态度的认真严肃，不愿再面对与我们对立的麻烦。之后我们继续保持主动，媒体组更加有序更加广泛地接触了所有的华文媒体更多的媒体工作人员。一次次的传真，一次次的电邮，一次次的寄信，一次次的电话。很明显，旧势力并不愿意轻易地交出他们的阵地，他们一直在制造各种干扰，其中最严重的又是使我们丧失信心，分散注意力，使我们意见分歧。但修炼人金刚不动，旧势力就钻不到空子。在大家的继续努力下，媒体终于了解了作为大法修炼人的我们，也了解了大法真象，并接受了我们的立场。他们有些以口头承诺不再报对法轮功有害的新闻了，有的则什么也没有表示。但他们的行动显示他们已经基本了解真象。

接下去还有很多媒体的工作要做，譬如有个别媒体我们还没有正式去信，有些则还没有机会面对面讲真象，所以接下来媒体的工作还不能放松。但是在结束2003年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师父指给我们的这条金光闪闪的大路，我们终于走出来了。师父说我们做的一切也都是留给未来的。法正人间时，与我们接触过这么多的新加坡媒体会记得什么呢？我想他们一定会记得我们大法修炼人在自身受到残酷迫害时所秉持的和平理性和不卑不亢，我们对众生的善和负责，我们的坚定、坚强、韧性、忍耐和锲而不舍。他们也将永远记得这次正法的磅礴气势。

一点个人体悟，受层次所限表达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2003年12月28日新加坡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