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女孩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2003年12月31日】我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农村姑娘,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国几经野蛮迫害。今天,为了所有的人不再受谎言宣传的毒害和中国媒体的欺骗,为了驱赶人们心中那份仇恨,为了把罪魁祸首们送上历史审判台,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不要让邪恶剥夺我们做人的尊严,让我们用“真、善、忍”的明灯把我们的前途照亮。

我还在上学的时候父母就修炼法轮功,后来我也开始学法轮功。通过学法轮功这么多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对我来说医院成了陌生的地方。法轮功不但健康了我的身体,还净化了我的心灵,我不象以前那样勾心斗角、处处挑剔别人,每天快乐、轻松、愉快地生活。

可是就在我17岁那年夏天,我怎么也没想到法轮功会遭到镇压,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此打破了我们一家平静、祥和的生活。

当听说4月23日天津非法抓法轮功学员的消息,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功法,这么善良的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会遭到国家职能部门的迫害。当时真是很茫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冷静思考后,我想既然迫害发生了,身为一名法轮功学员,从大法中受益无穷,我也要把大法给我带来的好处告诉政府,不要误解法轮功。当时虽然没有公开不让炼,但各地辅导员已被派出所人员监视起来,警车就在辅导员家附近,气氛很紧张,当地政府已不听法轮功学员善意地讲解。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在黑天,以为这样不会被派出所发现,但在汽车行驶几小时后还是被追回。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镇压法轮功的所有准备,通向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已被各政府机关严密封锁。回来没几天,电视、报纸、广播,所有宣传工具公开报导诬蔑法轮功,大有天塌之势。不断传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消息,且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我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我不能容忍国家机器这样肆无忌惮地污蔑栽赃、陷害大法与师父,残酷迫害学员。

1999年底我又一次进京,之前我非常清楚这样做对我意味着:一个17岁女孩的前途、名誉及人身安全的全部丧失。但为了更多的人不再受电视谎言的欺骗、不再受江泽民一伙的愚弄。为了还法轮大法师父及千千万万学员的清白,我必须这样做。

这一次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天安门,走到金水桥时被一个站岗的拦住问:“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是。我说我找信访局上访。就看他拿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一会儿就来了几辆车,下来好几个人,把我押上了其中的一辆大车,里面已经坐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法轮功学员。一上车就先交包,交大法书之类的。我当时看他们的气势很害怕,就交出了揣在怀里的大法书和手抄本。交完后我非常后悔,想书到他们手不得毁了吗?我不停地想拿回书。我当时也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到哪,一会儿车停了,把我们拉到了象牢房一样的地方,趁下车时我又拿回了书。把我们先带到了一间象是办公的小屋子做笔录,问姓名、地址……我一一回答了。在我之前一个70多岁的大法学员因不报地址,被一个恶警气极败坏地连踢带踹地弄到了门后罚站。我被审完后,关进了一间非常大的屋子,进屋还是搜身,屋门用一层铁栏杆围着,栏杆外有三四个警察看守。

他们搜走很多大法书,堆在门外一个角落。一个年轻女同修手扶着铁栏杆,哭着不停地向警察要书“把书还给我……”他们无动于衷。另一个女同修因不交书被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警象踢球一样在地上踢来踢去,拽起头发往桌角上撞,头流血了也不住手。那种没人性的野蛮残暴让人毛骨悚然。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旅店,由三个警察看着我们,让我们坐在冰凉的地上,手铐在桌腿上,然后他们就躺着看电视,等我们所在地政府来人领。铐到深夜来了几个干部,我认出一个是我们村的干部,所有进京的大法学员所在地的市、县、镇、村,都要派一个头进京领人,而且他们还要受到训斥,所以他们看见我们非常气愤,把我们铐在一起围成一圈坐在地上不许睡觉,直到第二天他们吃完早饭把我们戴铐拉回县政府。又经一番审讯后以“干扰社会秩序”的罪名拘留我半个月。

拘留所只有五间拘室,每天都有进京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来,后来增加到60人左右,10多个人挤在一间屋。那年冬天格外冷,而每人只给一套非常单薄的被褥,而且上面的烟味、臭味熏人。由于睡的地方小,我们就一颠一倒地挤在石头搭砌的大木板床上,不敢脱衣服,身体缩成一团儿,挤在一起取暖。因为快过年了烧暖气的、食堂烧水的都放假了,只留下看管法轮功的人。拘留所不供应热水,喝的、用的全是冷水。有时冷水都不给。饭也不许多给,每顿饭连半饱都达不到,大家饿得难受,尤其男学员就更是饥寒交迫了。尽管这样,我们每人每天还要交20元饭费。

这里的政保科科长、副科长及恶警非常邪恶,他们还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之类的打手,每天提审法轮功学员——就是上刑。不顺从就长时间受酷刑之苦。他们用的刑具主要有铁椅子(固定四肢长时间手脚没知觉)、电棍、棒子。这些刑具在学员身上成了家常便饭。或让学员长时间赤脚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做燕飞的姿势;或半蹲后跟抬起,双手握拳举起与地面平行……,手段多种多样。被提审的学员一去就是半天,有的近一天。走时好好的,回来时全身伤痕累累:有的被电得一块块黑,尤其男大法弟子几乎都是一瘸一拐的回来,被提审的大法弟子回来后过两天全身上下皮肤全都是黑色,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大坑,脚肿的高高的,不能穿鞋,不能下地,浑身疼得不敢碰,睡觉不敢翻身,真是痛苦不堪。

除政保科外,拘留所里的管教都可以随意打骂大法弟子,有一个邪恶管教时常把大法弟子叫出去打骂、罚半蹲。经常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大法弟子,连老年大法弟子也不放过。一天上午,大家小声学法,被大海发现了,非要抢走《转法轮》,他按倒拿书的大法弟子,一只胳膊背过去,这个大法弟子趁机把书传给别人,他就继续抢,当时表情恶狠狠的,骂骂咧咧,把他的恶霸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当我接过书来时,他冲我要,我不给他,他就要动手打我,被一老年大法弟子拦住说:“她还是个孩子呢!”结果他怎么也没够着我,他气急败坏地冲我大喊“你等着……!”

没过几天,半夜他就把我叫了出去,带到他办公室,进屋就令我赤脚站在水泥地上,脚跟抬起作半蹲状,他在我身后不时狠狠地踹我,另一个叫宋长泰的管教50多岁,也在我身后用电棍电,共电我脚后跟3次。后来我实在站不了了,就想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鼓起勇气站直了。然后他又让我手一上一下背过去,用手铐铐在一起,问我还炼不炼,我就坚决地回答炼,过了一段时间他看我很坚定,就说今天先到这,下回还找你。

几天后,他又找我,叫我清理厕所。因长期无人清理,便池内外堆满大便,池外的尿与雪粘在一起,成了厚厚的、非常坚固的黄冰。人一进去就想吐,他让我打扫干净。由于天冷冰厚,那层黄冰敲不掉,他说不行还得重新打扫。我用铁棍一点儿一点儿的扎开冰直到他说行了为止。

一次后半夜,我们趁他们熟睡时炼功,因大家没有防备,被伙房的女工上厕所时发现,她跑着对值班管教连续不断地重复大喊:“他们炼功呢!……”恶警大海、宋长泰拿着电棍凶神恶煞地进屋就电我们的手。然后令我们脱下鞋到室外在冰上跪成一排,腰要笔直。大海站在我们后面,憋足劲恶狠狠地每人猛踹一脚。一个瘦小的老年大法弟子被踹出老远。那个伙房的女工在一旁添油加醋、指手划脚。一直折磨我们到天亮。

春节当晚,市里有个领导来拘留所检查,我就向他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和法轮功教人“真、善、忍”。他刚听到“真、善、忍”,就象被刺伤似的说:“你们哪里善,大过年都上北京,弄得我们春节都不能与家人团聚,市长现在还在中央写检查,而且再有一个进京的市长的乌纱帽都保不住!”显然江氏一伙在向地方施压,引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以便达到让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对法轮功的更残酷的镇压、迫害。

因我坚持炼法轮功,拘留到期又被无理关押了半个月,在这个地狱一样的拘留所总共关了30多天,又转进“学习班”继续迫害,目的是把大法弟子的经济、精神、肉体搞垮,摧毁我们的意志。恶警对我们说学习班与拘留所不同,可以无限期关押直至放弃修炼“转化”。

为达转化目的,高杰采取每天让我们长时间、大运动量(除吃饭外)、从早5点到晚9点不间断地在操场上做运动,而每天只给几碗米汤,让我们又累又饿没有一点力气,进拘室就躺下达到不让炼功的目的,这样还不行,又指定了在拘室内不许说话,不许坐着,否则就以炼功论处。高杰让管教每10分钟巡逻一次,如发现哪个室有一个人炼功,全室人都到院子继续长时间运动,因为巡逻太频繁管教们常发怨气,但也不敢怠慢。有时有人想小便刚坐起来,他们就喊炼功呢,结果一屋人都得出去运动。

为了勒索我们,每天交20元饭费、必须高价从这里买生活用品,不许家属带,家属探望必须每个家属交20元探视费,而且还得买礼品给高杰。所以恶警长期关押大法弟子,以不断勒索大量钱财,中饱私囊。有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好几个月了,也不放人。写了保证书的,不但交齐饭伙,还得交5000元钱并给高杰个人好处,才能放人。由于长期遭受精神、肉体折磨,加之不能学法炼功,承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我违心地写了保证书,并交齐了钱,非法关押我72天后才放我回家。

到家后县、镇派出所恶警经常开车到家骚扰,问这问那、乱翻一气,使我家不得安宁。

2000年夏天的一天,镇派出所恶警们又开车来“扫荡”,进屋就问“还炼法轮功吗?”“还去不去北京?”我讲我如何炼功受益,如何用大法指导我做好人。他们无话可说,但却蛮不讲理:“不管怎样,炼就不行。”就又翻了个遍,结果翻出几本大法书。他们拽我走,我不动,死活不跟他们走,僵持了好一会儿,正是中午,他们就留一个人看着我,其余的先吃饭去。开始他还死盯着我,我不能出门,后来我父母和他交谈,慢慢他放松了对我的监视,我趁机离开了家,开始流离失所。他们吃完饭回来象发了疯似的前后院地找我,又到所有亲戚家找了个遍。我父母不知我的去向就哭喊着向他们要人,后来我给家打了电话。在我流离失所十多天中,镇派出所经常到我家探听消息,最后没办法就说如果你能保证你女儿不去北京,可以让她回家,不再追究。这样我又回家继续学法炼功。

派出所人员每逢年、节、假日前就到大法弟子家骚扰,试图先监禁起来,以防进京上访。

2000年底春节前,县政保科副科长如恭喜和镇派出所恶警们又闯进我家,如恭喜进门就问:“还炼不炼法轮功?”我没理他,他看我久久不回答,就派人四处搜查,搜出了许多标语和我手写的真相传单,当场把我抓走,我又被非法关押30多天。

到了县政保科,他们审我标语的来源,我始终坚持我捡的。他们没审出来,正科长党法桂(女)气急败坏地摔书,让人搬出铁椅子,把我双手铐在铁椅子上。双腿被固定,身体不能弯曲,几个恶警围在我身边,你一言、他一语地恐吓我。党法桂对我说:“你不说,总让你在上坐着,坐几天几宿,不让你吃饭,不让你睡觉,看你说不说。”到了晚上,他们派了一个女警审我直到深夜,我始终不说。她又把我押回拘留所。第二天早晨,把我转到政保科单独关进一间又大又冷的房间,继续坐铁椅子直到下午。把铁椅子打开时,我手、脚都没知觉了。他们这样连着提审我,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恶言恶语和三番五次的折磨,我开始喊叫,他们才把我松开。他们还围在我身边恶言恶语地对我说:“别装了,装什么装!”李造魁还狠狠地踹了我几脚,叫我不要装。

我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想站起来却怎么也动不了,没有一丝力气反抗。还有一个又黑又矮的工作人员拿出了师父的像叫我踩,我一直没动,他就搬着我的腿往师父像上踩。我当时的心如刀绞,他们执法犯法,没有人性。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看我实在动不了,就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把我抬回拘留所。因这里的非人折磨和无理的长期关押,一个女大法弟子被折磨得精神承受不了,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世,偶尔醒来,又说胡话后晕过去了。她在关押期间胃剧痛、吐血,就是这样,这些没有人性的管教也不放她出去,而且恶警还对我们说:“炼法轮功的就是死了我们也不负任何责任,上面有人担着,就是不放人。”

过些日子,我身体恢复正常,恶警又派一帮邪悟人员围攻我好几天,给我灌输他们的歪理,逼迫我写三书,并承诺:如果写了三书,就能让我回家过春节,被我严词拒绝。邪恶官员没能在拘留所给我转化,就又办了一期临时洗脑班,610的头目亲自把我押到洗脑班,继续派人转化我,没达到目的。过了几天,洗脑班的头目看我非常坚定,就换了一副伪善面孔说:“你就别写三书了,写个认识,也不用提法轮功,也不用骂师父,写几句是个意思,我好向上边交差。”我想不管提不提大法和师父,我哪怕只写一句不也是向他们妥协,也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我坚持不写。洗脑班头目不罢休,非要我写,还有些学员也让我写两句好一起走。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我就拿起笔写了一份洪法材料——水晶般的诚心,就是洪法,讲我怎样做好人。该头目看后非常不舒服,非叫我把题目改了,我始终没改。可是我万没想到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其他学员违心写的“认识”下面。

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证实大法我就遭到了长期监禁、非人的酷刑折磨,四年多来,不是被关押,就是被骚扰,没过过安稳日子。而且亲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我有一个市里的表姐,单位搞出国旅游,上飞机时被查问,亲戚有无炼法轮功的,我表姐回答没有,才允许上机,否则就会取消旅游资格。

我第一次关押时还未成年,因此,我成了我们一带的“名人”。迫害法轮功的不法官员们也经常拿我做“典型”,在大会上污蔑法轮功,在民众中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因此,人们对我这么小就炼法轮功无法理解,用另眼相待,对我产生敌视。我无怨无恨,时时用大法指导我的言行,与人为善,做事先想到别人。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解除谎言的毒害。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发出正义的呼声,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让千千万万被迫流离失所及长期被关押在狱中饱受酷刑折磨的大法弟子早日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结束这场民族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