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石家庄劳教所暴行：11昼夜剥夺睡眠
然而，1999年7月，以江泽民、罗干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的师父遭到造谣诬陷，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遭到疯狂迫害，各种宣传机构充斥着子虚乌有的栽赃陷害，欺世的谎言蒙蔽了无数的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大法弟子们本着善心去向政府官员和有关部门讲清真相，得到的却是拘留、劳教、判刑，受尽折磨。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吗？教人向善也有罪过吗？当真理遭到歪曲、善良遭到践踏时，作为一个大法的受益者，凭着自己的良心，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站出来维护真理，维护正义，向世人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
一、进京维护大法，惨遭毒打
2000年7月，我和几位同修进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打开印有“真、善、忍”的横幅时，遭到广场上警察的围追殴打，抢夺横幅。我被一恶警拖上警车，因我们拒交横幅，在车上恶警们大打出手，一恶警照我左太阳穴猛击数拳，我只觉得脑袋“嗡”一下，左脸起了个大青包。一位女同修的鼻子被打得鲜血直流，另一位的眼镜打得不知去向，一位男同修的耳朵被打得很长时间听不见声音。
后来，我们被送进了看守所。在那里，鞋和腰带都被搜去，我只好提着裤子，光着脚走路。晚上，一警察提审我，他先是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他如何如何相信法轮功是正确的，来换取我的信任，让我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得不到任何结果后，他便撕下伪装，对我拳打脚踢，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照我左脸狠打，致使我大半个脸浮肿、麻木，眼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他还恶狠狠地威胁我，“再不说，就送你去黑龙江，那里已经打死好几个了。”他还说：“就是打死你也白打，我顶多写一份检查就交差了，曾经有一个犯人的胳膊就是我打断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同修遭到恶语谩骂，还被恶警拿鞋子照脸上抽打。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打得哇哇哭。
为了抵制迫害，我们集体绝食，这下警察慌了手脚，开始说好话，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丢了工作，家里老人、孩子怎么过呀！你们行行善，只要说出姓名和地址，我们就可以交差，马上可以释放你们。”一个主任（或是科长）当面对我们保证。我们动了怜悯之心，然而恶警却利用了我们的善良，当我们说出姓名和地址后，等待的却是我们当地公安局冰冷的手铐。
我先是被带到当地政府在北京的办事处，背铐在大楼外的楼梯边，由于我浑身是伤，又正在绝食抗议，感到很难受，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不知何时，一警察过来喊醒了我，原来是当地派出所来接我。回到当地，我才知道，因为我进京上访当地恶人对我家敲诈勒索了高达10000元的巨额罚款，至今没开任何凭证，给我本不富裕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把我关进了县看守所。我和同修们集体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期间，看守所三次把我们送进医院强行插胃管灌食，我被插得大口大口吐血。一位绝食十几天的女同修，由于过度虚弱，最后昏了过去，被送进医院，公安局这才将我放回家，改为监外执行六个月。由村里监视，限制人身自由，乡政府还经常来人，名为关心，实为监视。
然而这仅仅是个迫害的开始。
二、刑警队是人间地狱
2001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在马路上张贴写有“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时，被石家庄某刑警中队绑架。在刑警队，男、女犯被关在一个小屋里，由铁栏杆隔开，男犯关在里面，没有厕所，只能在桶里方便，女犯挤在外面，当男犯方便时，女犯只好闭着眼睛，脸向外面。难闻的气味整天飘荡着，环境是极其肮脏的。我刚到时曾问：“这是什么地方？”一警察答：“这是人间地狱”。
那里有个恶警，在看守所时，对我流氓侮辱。夏天衣着本来就单薄，他趁我不备，多次猛掀开我的上衣，还把手插到我裤子口袋里乱抓乱拽。我严肃地坚决抵制，被他打倒在地上。又一次我上厕所，他站在门口挡着不许我关门，要看我上厕所，真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这就是江泽民豢养的“人民警察”。
主审我的恶警，因我拒绝签字，被他踹得大腿青紫了一大块，走路下楼都困难，一次他将我从屋里一脚踢到门外。为了抵制迫害，我绝食9天，严重脱水，瘦弱得不象样子。他们怕我出事，惧怕承担责任，极力地想送我出去，但是当地的各个看守所都不敢收我，所到之处，人们都露出同情的目光。最后恶警只好把我送到偏远的一个看守所，在路上，一恶警不耐烦地说：“着急把她轧死算了，就说她跳车要逃跑。”多么邪恶啊。
三、与丁立红先生的短暂相识
在刑警队我认识了同样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丁立红。
丁立红，男，36岁，石家庄铁路机务段司机，家住石家庄建明小区，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身体变好，工作兢兢业业，与人为善，深得人心。99年7月20日后他曾四次进京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多次被非法关押、罚款、抄家等，2002年11月，被山西省榆次县公安局非法绑架，并迫害致死。
丁先生待人诚恳，友好，经常告诉犯人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大家都很尊敬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很讲道理、很善良的人。他的正直、善良曾感化了一位诈骗犯，悔过自新，弃恶从善。该犯临走时，还要丁先生再给他讲些道理，说是要好好地净化自己。就象丁先生这样对社会有益的好人，却被非法绑架，还遭到恶警们的毒打。他的妻子同修大法，已被迫流离失所，好端端的家庭被迫害得七零八落，恶警还利用他的母亲诱劝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丁先生严辞拒绝。可怜老人在高压下，心有余悸，不敢为无辜的儿子说一句公道话。我被送走时，丁先生已经绝食16天，身体极度虚弱，有一天晚上，难受得险些昏过去，就这样，刑警队还在继续迫害他，对他超期关押。
当得到丁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个善良的生命被扼杀了，年迈的老人失去了儿子，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幼的儿子永远也见不到父亲。那些迫害他的恶警们啊，你们知道吗？善恶必有报，你们将会为你们的犯罪偿还一切。
四、在石家庄劳教所被长期剥夺睡眠，逼迫放弃修炼
2001年9月我被送到看守所，我和同修W拒绝背监规，抵制非法关押，W被铐架子（只有死刑犯才上架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给开铐，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转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进行强制转化。
一进劳教所，我就被单独关在三楼的一间屋里，由两三个犹大围着我，上厕所也由她们监视，说累了她们就换班轮番上阵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逼我写“四书”。队长们时不时地进来，开始伪善地劝我，后来就变成了恐吓、威胁，日夜不停。队长们称：“这叫车轮战，不「转化」就不许睡觉。”她们散布的理论邪恶到极点、瞎话连篇。当邪恶的谎言欺骗不了我时，他们凶恶的本质就暴露无遗。经过7天7夜的没有睡眠的苦熬，我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出现幻觉，睁着眼说梦话，我会把一盆洗脸水当板凳坐，在这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我被她们诱导着抄了一份“四书”，算是“转化”了。然后他们立刻换成笑脸，把我夸得完美无缺，从三楼调到二楼跟犹大们在一起，想用安逸的生活摧毁我的意志。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走错了路，马上否定那份强制下的“四书”，又写了一份声明作废。恶警就开始给我上吊铐、关禁闭室、冻着我、不许睡觉，由普教监控，直到我难受得快要昏过去，才放下来。仍不许我睡觉，腿肿得蹲不下，走路困难，脚肿得连鞋和袜子都穿不上。半个多月后，开始对我进行第二次强制洗脑，这次他们更凶狠，叛徒冯珍梅，照我胸口猛击三拳，把我打倒在床上，叛徒吴建军多次动手想打我、踢我。大队长张双琴多次叫嚷着以“转捕”来威胁我，其它队长更是恐吓、恶语谩骂。这次“车轮战”历时了11天，我被熬得手、脚不听使唤，多次摔跟头、碰墙，一个叛徒曾恶狠狠地说：“碰她个头破血流才对呢，否则，她就不会转化。”我多次出现幻觉，还迷糊过去，有的叛徒在我迷糊时竟然往我鼻子里塞辣椒，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失去知觉，无论他们怎么打都打不醒。他们见谎言迷惑不了我了，只好又让普教监控我。由于我坚决不放弃对大法的正信，经过33天的苦熬，劳教所终于开始让我睡觉了。但是他们并不死心，7天后，我被叫到办室，逼我写“四书”，恶警马国庆、李斌和两个五大三粗的普教强行按住我，恶警齐红使劲握着我的手和笔写诽谤师父的话。我拼命挣扎，并蹬翻了桌子，他们就把我架起来，摔在凳子上，又把我强行按住，直到我筋疲力尽，这种粗暴、卑劣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违背了我的意志，我不能忍受对我师父尊严的侮辱，向他们抗议，恶警李斌拽过我就照我脸上打，还把我铐在椅子上。
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例子比比皆是：许秀菊在欺骗和恐吓的高压迫害下，精神崩溃。恶警李萍多次将她上铐，一次铐得她脚肿得象大馒头，走路困难，使她的精神状况雪上加霜；张尽绫被多次上铐，长时间不许睡觉，把眼都熬红了；李秀敏、王冬梅坚持炼功被上铐，王冬梅被铐昏，她二人绝食抵制迫害，劳教所对她们强行灌食，使她们很痛苦，王冬梅还遭到恶警齐红的毒打。杜红彩在一、四、五大队多次遭到毒打、上铐、电棍电，有一恶警拿警棍照她脑袋上猛打，长时间不许睡觉。年轻弟子贺青、蔡倩长时间遭受迫害，上铐、不许睡觉，脚、腿都肿了，蔡倩还没恢复过来就又被上铐，两臂分开，就象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我们不仅肉体承受迫害，精神更受到摧残，劳教所恶人恶意攻击大法，给我们施加精神压力。2002年夏天，电视报道“关淑云杀女”案，诬蔑法轮功。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不许杀生，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决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更不会杀生。而关淑云言论行为没有一点象大法弟子，甚至她所说的什么“要关门”完全和劳教所洗脑资料上的一样，这证明：“要么杀人案是假的，是给法轮功栽赃的；要么关淑云是被它们强制洗脑扭曲了人格的，更说明这些洗脑「转化」的本质是害人的。”当我向来视察的干部揭露此事，他们作不出任何解释，就对我置之不理，最后还通知了劳教所的警察，要加重对我的迫害。
五、在保定劳教所经历的高压迫害
2002年11月，各地劳教所互相交换一些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进一步强制迫害，就连精神崩溃的许秀菊都没能幸免。她和杜红彩及另一位同修被送走后，音信全无。我被转往保定劳教所，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幕。
保定劳教所邪恶至极，那里的普教多是因吸毒、卖淫、打架斗殴被抓进来的，恶警就利用她们充当爪牙迫害大法弟子，动不动就体罚、殴打，甚至电棍电、铐大板，还有死人床。对坚定的大法弟子逐个调到四楼“攻坚”，进行高强度的残酷迫害。犯人们拿竹棍把我的手和胳膊打得直抽筋。没过几天，恶警又让犹大们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我拒绝接受。恶警气急败坏，开始体罚我，让我“面壁”，晚上只许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接着罚站。后来干脆就不许我睡觉，昼夜罚站，熬得我直摔跟头，无数次地碰在墙上，前额起了很多包，多次把旁边睡觉的人都震醒了，她们才允许我睡觉。没过一两天就又开始熬我，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迫害我，罚站近二十天之久，导致我的腿、脚严重浮肿，筋骨疼痛，走路困难。期间，在恶警的庇护下，普教多次毒打我，恐吓我。
有一次，恶警陈亚娟让我念一些邪恶的话，我拒绝念，她就唤来爪牙毒打我。还有一个叫陈娜的恶警，年龄不足二十岁，却邪恶到极点，在我被罚站近二十天，腿脚浮肿的情况下，竟然罚我下蹲。我很难蹲下，她就罚我跪下，我不跪，她就指使犯人和犹大狠狠打我。犹大庄会青照我心脏部位猛踹，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恶徒李淑英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拿鞋子狠狠抽打我的脸，致使鼻子，嘴均出血，嘴上起了包。她们使劲踩着我的脚，扭我的胳膊和身子要我跪下，恶警陈娜甚至动用电棍，电得我直摔跟头，最后她们扬言要用胶带缠住我。恶警刘军辉不知廉耻地说：“电棍不电人，国家生产它干什么用。”其邪恶程度大有不把我治死不罢休的架势，我被强逼着艰难下蹲，受迫害近五天五夜，关节剧痛，令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至今没有完全康复。
在这里受了很多折磨，有一个叫段素哲的学员被迫害近六个月，仅在“攻坚”组受高强度的残酷迫害整整两个月，致使身体都变形了，走路十分困难，神智不清，出现幻觉，时哭时笑，还被恶徒用针扎。大法弟子李金玲被体罚上铐，半边脸被打得青紫，袁桂花为抵制迫害绝食近两个月，期间还遭到她们的竹棍毒打。2002年下半年，有一位女同修因抵制邪恶迫害而绝食，身体衰竭而死。据说男队也曾有一大法弟子因抵制迫害绝食而死。劳教所眼睁睁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以为然。
就在这种残酷的高压迫害下，我难以承受，被迫违心妥协放弃修炼，但这并非我本愿，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我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不禁一次一次地问自己：“我还修吗？我难道永远这样下去吗？”不，我要找回自己，信仰“真、善、忍”没有错，关押我们是非法的。
2003年，为抵制劳教所对我的迫害和非法关押，我开始绝水绝食，六天后，我已经很瘦弱，严重脱水。劳教所开始给我输液，12天后，对我强行灌食，又粗又硬的管子插进去，让人十分痛苦，难受到我竟然把管子从嘴里吐了出来。由于我过度虚弱，严重供血不足，插胃管导致我全身剧烈抽搐、麻木，呼吸十分困难，多次险些昏死过去，他们不得不将我送进医院。当我正在输液时，就剧烈抽搐，医生束手无策。经过两天两夜的痛苦折磨，后来在我抽搐仍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劳教所害怕出事，惧怕承担迫害罪责，将我送回家。
在这场迫害中，不仅使我身心受到折磨，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深深地伤害。我进京上访，乡政府要抄家，无辜的母亲被乡政府非法看守起来，一万元的罚款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我又生死未卜，父亲经受不住这打击，一度想轻生。
当我远离家乡，转到保定劳教所时，劳教所特许我父母两次看我，而绝非出于人道和法律所给予的权利：一次想利用他们劝我放弃修炼，第二次想利用他们劝我停止绝食。当父母看到我受迫害的惨状时，心痛不已，我的祖父、祖母都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日夜思念我，当看到我奄奄一息地被抬下车时，失声痛哭，我的祖父质问他们：“我的好孙女有什么罪，你们把她治成这样，难道非等人快死时才给我送回来吗？”
我所承受的仅仅是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中的一例，而众多的大法弟子仍然被非法关押，遭受着邪恶的迫害。多少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只是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好人，只是因为一个政治流氓的妒嫉。信仰“真、善、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人尊敬，唯独在中国教人向善成罪过，真是天大奇冤！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善念的人听到这一切都会为之所动。正义永存，迫害善良的凶手终将被绳之以法，践踏真理的恶徒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