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府不法之徒大肆抢劫并威胁拆房子

1999年12月我弟弟刘欣(化名)、还有一个表哥周旭(化名)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被恶警抓押在北京办事处，因周旭不配合邪恶、坚持炼功，被北京办事处恶警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俩被我们当地恶警带回当地派出所后，被两个恶警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打得他俩是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恶警将他俩毒打了一顿后送进当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15天，在拘留所非法拘留的15天里，他俩被拘留所的恶警指使犯人天天进行毒打，直到被放出的那一天。那些邪恶之徒在拘留我弟和表哥的同时，还对我弟和表哥各罚款2000元，因我弟没钱，乡政府的邪恶之徒就扣压了我弟的摩托车，扬言不交钱就不退摩托车。

因他俩去北京上访，我村其余坚持修炼大法的弟子全部被当地乡政府的邪恶之徒劫持到乡政府强迫进行洗脑。我母亲当时在我家帮着带出生不到2个月的小孩，也被乡政府三名恶警把她逼回乡政府洗脑。他们每天被逼早上去、晚上回，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时间的洗脑班。每天一到那里，就逼他们看报纸上造谣、污蔑法轮大法的东西。还叫他们每人交一百元钱的生活费。不听他们的安排就毒打。一直到刘欣、周旭他们俩在拘留所放回来才让他们离开洗脑班。然后逼我家交出2000元钱取摩托车，扬言不交就拆房子，无奈我父亲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两头猪和耕牛卖了凑齐2000元钱，取回了摩托车。

2000年5月我弟刘欣到一位功友家去炼功，被南河乡的一个管治安的发现了，又把刘欣抓去派出所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手铐铐得他手麻了半年，又被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更邪恶的是，那些恶人又跑到我舅舅家去找我舅舅(大法弟子)和表哥周旭，说是叫我舅舅他们父子俩到乡政府去。因我舅舅和表哥抵制邪恶，不随同他们去，那些邪恶之徒就强迫拖上车，拉到派出所毒打一顿，并和我弟三人一起被押送到当地看守所又拘留15天。在拘留所非法拘留的15天里，他们同样被拘留所的恶警指使犯人天天进行毒打，直到被放出的那一天。

这次我母亲还是在我家带孙子，乡政府的邪恶之徒又到我家把我母亲哄骗回去，说是回乡政府说清楚就让我母亲回来带孙子，谁知一到仍然是进行强迫洗脑。同样还有其他大法弟子，每天还是早上去、晚上回。等到我弟和我舅舅、表哥他们三人放回来还要和他们一起洗脑，逼我弟他们写“悔过书”等。一直又持续了15天至20多天，还是不肯放，还要我弟他们每人交几百元钱作为保证金。有一天我弟他们不服从乡政府的邪恶之徒安排，写了一份要坚修大法和还师父清白及法轮大法如何教我们做好人的认识让他们看，目的是让他们知道大法好。可是乡政府的邪恶之徒看了，一个个气得发疯似的。这样又惊动了派出所的恶警们，整个市也都惊动了。我母亲、舅舅、表哥、弟弟四人坚持说要坚修大法，在乡政府被邪恶之徒毒打一顿后，被派出所的恶警们押到派出所更是把我弟他们往死里打。最后我的家人被送到市看守所又非法刑拘了30天。非法刑拘1个月后，我弟他们又被非法关押在乡政府洗脑、逼写“悔过书”，持续20多天。释放后乡政府不法人员要求我弟他们天天到乡政府报到，不准外出打工。直到现在乡政府规定他们：过年、过节叫他们必须到乡政府报到。外出必须跟他们报到、请假；不请假、不报到邪恶的乡政府说就是犯法。试问我们的人权何在，人身自由何在？

2001年元月我母亲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被恶警抓押在看守所，两天后把我母亲押回到北京办事处。关押了3天后，我们市派出所来了二个恶警，叫我母亲交400元钱的生活费给北京办事处，然后押回市看守所刑拘我母亲一个月。一个月后恶警把我母亲押回乡政府，刚押到乡政府立刻就毒打我母亲。同时又劫持我乡坚持修炼大法的弟子到乡政府强迫进行洗脑。又是持续了十多天，在强迫洗脑的那十几天中我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挨乡妇女主任的脚踢，踢得我母亲两腿青一块、紫一块的。

同时因母亲上访，乡政府对我家非法抄家、又罚款，因我家已经拿不出一分钱，那些乡政府的邪恶之徒就从我家抢走我家过年的所有腊肉、黄谷200多斤、还有一台家里唯一值钱的电风扇。春节过后，一位同修去看望我母亲，给了我母亲400元钱，被村长知道了，邪恶村长打电话告诉了乡政府，乡政府邪恶之徒又象强盗一样跑到我家抢走了那400元钱。这就是邪恶江政府的：“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真实写照。

以此揭露江××政治流氓集团的罪行，为国际调查组织、世界人权组织、国际法庭提供证据，将江氏集团的罪行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它们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早日停止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