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1999年6月份集体炼功,不法之徒们用水管子向我们身上撒水,还把水泼到炼功场地上、放高音喇叭干扰我们炼功,强逼所有在场的炼功人照了像。我们告诉他们;修炼大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得到了健康。他们就没话说了。
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被早已守候在桥底下的暴徒们拦住了,并伙同我们村的恶人把我劫持在家里监视我,还把师父法像、炼功图、大法书及炼功带、讲法带等全部抄走了,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他们监控了我四天。
到了秋天10月份,晚上我在家里睡觉,恶人们把我叫了起来,把我带到街办。在办公室,恶人问我还有大法书吗?我说“书都被你们抄走了。”他就叫一个恶徒把我带到了看守所,铐在了椅子上,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大小便、更不让睡觉。
2000年我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我们村的恶人劫持到街办。恶人问我去哪儿,我说到北京给师父说句公道话。它们就疯狂地叫唤,“你咋不在这里说?”我说:“是你们逼我们去的,在这里都没有说理的地方,所以我要上北京去。”它们就逼我给它们干活、洗衣服,却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在街办关了三天,恶徒又把我带到看守所。在那里还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还不让炼功,我就要炼,就不听它们的。关了半个月后才叫我回了家。
回家呆了一个月,我还是要去北京。阴历4月份,我自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用了一天时间,才找到信访局。在信访局门口,被便衣们劫持到车上,带到了驻京办。村里大队委员和凤凰街办恶人拿着手铐来押我。回去的路上,它们在饭店大吃大喝,把我铐在外面等着。它们吃完喝完,又给自己家买了许多贵重的东西。把我带到了街办后,逼我跪在熘渣上,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炼,它们就用竹条、棍子打我,它们自己打累了也不住手,由于跪地时间太长,我晕倒在地上,它们却说我假死。它们又逼我在它们的菜园里干活,却不给饭吃。在值班室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对两个值班的要点东西吃,李家村的一个恶徒说不给我,我也就没吱声。后来一个小青年给了我一个馒头,我问它们要点水喝,恶人说不给。我就好不容易干啃了那个馒头。我被它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腿上淌血,磕了一道大深口子,恶人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那里关了半个月,受尽了折磨。它们逼我家人拿钱,说不给钱就不放人,我说没钱,它们就劫持我到家里,碰巧我女儿在家里,给了钱它们才罢休。恶徒又到大队里要了三百元钱,骗了双份的钱。每次劫持我到街办、看守所、都强逼照像,每次索要10元钱费用。平时,邪恶之徒们常来家里骚扰,干扰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2001年秋天,我正在家里扒玉米粒,恶人闯到我家,把我带到了大队里关起来,家里给送饭也不让吃、也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把水泼在地上,叫我站在上面,一站就好几个小时。(因为我大儿子得了癌症,需要人伺候,就放我回了家,但还被它们监控。)当时和我在一起关押的还有其他同修,有一个同修(后来被邪恶之徒活活打死,《明慧》有报道。)她抱着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后来,邪恶之徒逼我交5000元钱,我没钱,它们就逼大队交。大队里给拿上了。
我坚决跟着师父走,坚修到底,同时,希望咱们不论在家里的还是在外面的同修,都要把握好自己,无论再忙,也不能忽视学法,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学好法,讲真象,发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