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6年有缘喜得大法,得法前,我浑身上下有多种疾病,肺结核、慢性附件炎(妇科病)肠结关、关节炎、胃病、头晕等。自打修炼大法后,在短短几个月,身上所有疾病一扫光,彻底摆脱了病魔的折磨。而且多次遭车祸都是有惊无险。是师父重新给了我生命,对师父的高德大法,慈悲苦度,我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我衷心感谢师父!
99年“720”,对法轮功的打压开始了,当时由于自己对法认识不足,理解不深,被江氏流氓集团莫须有的罪名打压和迫害迷惑了,我曾犹豫,不知所措。直到2000年12月,我从同修那里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严肃的教诲”,与同修共同切磋,我的心一下开朗了,明白了大法弟子此时应挺身而出,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特别看了大湖区讲法后,我为自己没有走出来证实大法,感到无地自容,也坚定了我要进京证法的决心。
2001年元月,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沿途受到了四次盘查,要身份证,都在师父的呵护巧妙安排下顺利到达北京。当时,我只有一念天安门广场,哪怕下刀子,我也要进去证实大法,还我为大法讨公道,为师父讨回清白的心愿。到北京第二天,我揣着传单和横幅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内外都是便衣警察,我拿出横幅刚要打开,被两个恶警发现。恶警不由分说,拽着我就往警车里塞,刚进车门,车里面一个警察拿电棒照我头部猛击四棒。我脑袋上立即串起4个大包。然后恶警把我拉到广场附近派出所。那里已关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还师父清白”的呼声,此起彼伏,声音震撼云霄。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伟大,看到那种场面,我又一次流泪了。来北京证实法的年龄小的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年龄大的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中午我又被送到台湖区派出所。三个警察轮流看着我,我趁机向他们讲真相,把江××欺上瞒下,制造谎言的事揭露出来,讲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把他讲得口服心服了。警察说:“我给你倒水喝,喝了水再讲。”晚10点,警察想把我们五人送回家,在走到沈阳高速公路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五人切磋,只要法没正过来,还要二次进京。天明我们截了一辆汽车,回到了北京。元月2号,我自己写了一横幅,随着游客进入广场,快到升国旗的地方,我快速将横幅打开,喊出:“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旁边站着的警察听到,跑过来抢走横幅,又上来两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按倒在地,我又爬起来喊一声“还师父清白”,喊完,我已泪流满面。
最后,恶警又将我塞进车内,带往朝阳区看守所。路上,我与其他同修一起背《洪吟》、正法口诀。在那里,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有的弟子脸被打肿,衣服扒光搜身,被用洗脸水浇身子。进去第一天,我坚持炼功被发现,叫我蹲天墙根子。因我不吃号饭、绝食,恶警将我的外衣扒掉,穿着皮鞋用脚使劲往身上踢,拳打脚踢,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地方,一直打一个多小时,说不吃就打,折磨我快不行了才住手。打后又给我插管灌食,我看到几个绝食的弟子身上扒净光,胳膊、腿绑在连椅上,人成大字形。防止喊叫,恶警用胶带贴住我的嘴。我和五个大法弟子衣服被扒光,反绑着胳膊,赤着脚,被弄到6楼去灌食(辣椒水)。非法关押的还有清华的大学生,她被非法判四年。
二十天后,我又被带到朝阳区小宏门派出所。在那里,恶警罚我坐三天二夜,不让睡觉,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我后被淮阳驻京办事处任伟、赵继山带回淮阳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次,我坐床上发正念被副所长王培栋发现,王培栋领几个恶警气势汹汹进号,伸手对我劈头盖脸的打了几个耳光,随即叫犯人给我砸上脚镣,叫两个犯人拉着我趟镣。我双脚被磨出血来,秋裤粘到脚脖上,一直戴九天才去掉。
一次,我们号八个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所长郑现军把我们八个人用脚镣扣成一个圆圈,睡觉、吃饭、解手都很困难。戴了将近二十天,上面要检查,方才去镣。在拘留所一关就是八个月,一直不放人。我开始绝食抗争,争取早日出来继续证实大法。绝食三天我难受起来,我想自己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这样绝食到第十天,我不能起床,王培栋到号里打我十几个耳光,吼叫着:“谁叫你绝食的,跟我们过不去。”随后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出去灌食,我被多次灌食。我呈昏迷状态时,他们给我挂上吊针,我一醒过来就拔掉针头,狱医说死了活该。二十天后,我奄奄一息,法医说人不行了,脉搏微弱,心跳听不见,只有一口气了。公安局怕承担责任,才通知我家人抬走。回来后,我很快恢复身体,又投入到正法洪流之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我闯出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