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被淮安市清河区公安分局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一套,讲法录音二套,录象一套,并被非法拘留15天。9月29日,在同修家被抓,拘留17小时放出,10月3日又被恶警常书林抓,非法拘留一个月。同年11月,在我本人没有同意签字的情况下,淮阴市齿轮厂解除本人的劳动合同。12月14日常书林以核实事情为名,将我骗至长西派出所所长,送入收容所,其间被强行戴上手铐脚镣。五天后又秘密转送到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半又延期三个月。
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可真是人间地狱,里面原关押一些偷盗、卖淫、吸毒人员,原来干警工作敷衍,很少下中队,可是自从关押了法轮功学员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强迫一个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奖金是5000元,所以上上下下费尽心机,用尽了一切手段,妄图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信仰。中共十六大前后,劳教所将分散在一、二中队的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三中队进行封闭式劫持,用劳教人员(劳教所中偷盗、卖淫、吸毒等罪错而劳教的人员,被安排来监视甚至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以下简称社教)看管法轮功学员,所有干警佩带武装带与电警棍。进驻三中队当天,法轮功学员陆雅琴因进组内没有报数,被恶警张燕(此人后因迫害法轮功于2003年被提为大队长)拉到值班室,同时使用四、五根电棍击打,又有男警察穿着皮鞋将该大法学员踢伤,01年3月15、16、17日,法轮功学员宋慧娟、王莉、潘汉玉、王吉平、谢丽华,凌芳芳等八、九人被恶警同时使用四、五根电棍击打,被脱去衣服用电棍在背上拖,被强迫脱掉鞋袜站在电警棍上。凌芳芳被电昏迷。参与恶行的干警有:肖剑涛队长、×队长、蒋冬梅、张燕、周英,前三个恶徒后调离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
劳教所让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除了睡觉、吃饭洗漱、上厕所,其余时间都要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这样坐着,不得说话,让社教看着,并汇报一举一动。逼着我们背队规队纪、公安部通告,接受所谓的爱国教育,完成所谓作业,否则就罚站、不给睡觉。淮安学员吴燕萍,站得两腿浮肿、不准小便、生命垂危、被地方保外就医,医院诊断为垂危病人,随时有去世的可能。她回家以后自己已不能读法,就听讲法录音,两三个月后身体得到了恢复。
刚到劳教所,我被劫持在一中队,因为我们炼功,恶警陆××用电棍电击大法学员赵三妹,导致中队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1月20日,他们派人抬我去灌食,路上他们剥掉我的衣服,至裸胸,我要求他们把我放下来穿好衣服,但恶警胡晓燕不准,使我遭受人身侮辱,如果不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有真善忍的力量支撑,遭受这样的凌辱,或许会自杀。
2月28日早点名,由于我不肯蹲下,恶警蒋冬梅叫组内的人把我拉下,没有人愿意动手,她就骂人,这时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效劳,她用腿向我的右膝盖弯猛踢了一下,我被踢倒在地,开始有点疼,到中午就完全站不起来了,一中队赵指导员不让带我去医院检查,反说我是有目的,就这样我拖着受伤的右腿整整一百多天里,恶警加重迫害,多次拉我到谈话室、罚站、不给睡觉。
大约01年5月17日,三中队5组恶警蒋冬梅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如果不写就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大小便,因为上边有指示,转化有奖。当她看到我们还是没有屈服,就对着组里的社教们喊:你们只要叫她们写下保证书,不管你们运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她让叫到名字的法轮功学员只准穿一条内裤,一条外裤,让社教恶人谢丽芳、孙春兰、张从把法轮功学员黄红萍带到储藏室,问她写不写保证,她刚说不写,就被孙春兰推倒在地上,骑在她身上,谢丽芳按住她……上厕所时,我们看到她被打得从小腹到阴部青紫红肿,法轮功学员杜秀菊和李贵荣也遭到她们的毒打,恶人张从说,她在人身体上找到一个部位,只要提住这个部位就疼痛得受不了。由于我没有从法上认识法,那一次我也没有过好关。
什么是痛苦,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事才是最大的痛苦。当时小组内充满了痛苦,恶警蒋冬梅不准大法学员黄红萍睡下铺,不可以不下楼,她摔倒在地上,恶警反说她装的,这个小组被痛苦窒息,我心里暗暗地叫着师父,我们怎么办。第二天,恶警让黄红萍吃药,黄红萍不吃而要求上医院检查,她冲出了组门,这个事情曝光了,后听说这个恶警蒋冬梅写了一个星期的检查,调离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
黄红萍被打事件发生以后,表面上好象是处理了,可是真正的打人凶手张从并没有处理,最后还减刑了。
他们还利用此事诱骗对大法认识不足的学员,那时正值政治流氓蔡朝东窜到句东劳教所来招摇撞骗,瓦解大法学员的意志,他们编造假经文。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大多数被拉到别的大队遭受所谓的攻坚,被攻坚的大法学员都受到非人的虐待,由四五个恶人看住一个大法学员,每天要完成他们指定的所谓作业,否则不给睡觉、罚站,南通大法学员王吉平,被罚站,腰部不能坐起翻身;无锡学员梁爱英,在中共十六大期间被攻坚,被电棍电,后不给她睡觉,叫她站在尿桶边上闻臭味,不给她大小便。
师父在《窒息邪恶》的经文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我跟师父走,我绝不会“转化”。当然他们也不死心,用所谓的高血压叫我吃药,我在这些方面坚决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不给邪恶钻空子。恶警洪鹰叫岗楼打我,我就发正念抵制邪恶的一切命令。有一次,恶警张燕叫七八个把干警把我拉到她负责的组,叫我写下什么悔过书。我心里说,师父能允许他们这么猖狂吗?瞬间七八个干警拉我的手同时松开,张燕又叫社教人员来拉我,同样我心里一求救师父,这些人同时松手。真的体现了大法的威力。
还有一次,在我劳教快要到期的时候,晚上七八点钟,突然恶警要我到大队办公室去,我跟值班的干警讲:我不下去,今天不管什么事,我坚决不下去。组长就叫组里的社教抬我下去,我说:你们最好不要动我,我不准你们动。一个社教讲:其实我们也不想抬你,我还没抬你,心里在抖,我们也怕你,你自己下去。我说我不会下去。组长逼着她们抬我,那时我已经几个月吃不进饭,人瘦得很,我只好高声叫了三声师父,然后打出立掌,发正念。她们抬得我离地很低,刚抬出门,一个干事就讲:放下、放下,杜明亮这么大年纪了,回组。事后,社教蔡金萍讲:看来这是真的,你一叫你们师父,干事就叫放下,每次抬人,那个干警都讲“抬”,哪有象这次叫“放下”的?我们信了、服了。就这样我在师父的呵护下,于2003年9月15日走出了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