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8年10月有幸得大法,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全身的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脑供血不足、风湿病……等一扫而光,逐渐的明白了人生的目地和意义。1999年7月22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日子,师父和大法受到了无端的诽谤和攻击。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学了呢?《转法轮》要求炼功人必须做个好人才能祛病健身,而且要求比模范人物还要好,中央电视台竟不顾历史事实進行造谣诬蔑。眼看着身边的炼功人不断的被所谓的洗脑、抓走、劳教、判刑,而且电视、报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造谣还在不断的升级。
在大法受到如此不公的情况下,按着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上访的权利,我于2000年12月27日去北京上访。可万万没想到的是,28日中午刚到天安门广场,脚还没站稳,就被四、五个便衣警察不由分说的拽到警车上,拉到了前门公安局。首先被搜身,然后就被关到院子的大铁笼子里。
我到那里时已经有200多个大法弟子了,一下午还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关進来。有一位大法弟子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就被恶警一把拽出去,给了一电棍,其它恶警围上去连踹带打,一会儿就被打得七窍流血,大法弟子们见状齐声喊:“不许打人……”。同时大家齐声背诵师父的诗:“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一遍、二遍、三遍……,响彻天空,响彻环宇。
晚上6点多钟,来了10多辆大巴车,大法弟子分别被拉到不同的地方。我被拉到了密云县看守所,目睹了密云县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惨绝人寰的一幕。
28日晚8点左右,两辆大巴把我们拉到了密云看守所。那里已经关满了大法弟子,荷枪实弹的武警早已把整个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恶警让我们坐在院中间冰凉的水泥地上,开始给编号、照像。有两位女大法弟子说:“我们没犯法,为什么抓我们。”不编号,不照像。恶警就把她俩拖入黑屋,四个恶警轮番的打,听到棍棒打在身上嘭嘭的声音,只听一个恶警说:“没气了,是不是死了。”
后来这两位大法弟子被编139号和140号与我同关在一起。不法警察搜光了我们身上所有的财物,把我们分别关入监号,十几平方的地方,非法关押着30多人。就这样还不让上厕所,大小便都在墙角。
有个30多岁的少数民族妇女,只记得她是137号,被拖回时,已被毒打得体无完肤,全身青紫。五个恶警手提电棍,如狼似虎,刚到门,头就被套上塑料袋,恶警把她踹倒在地上,没头没尾,一顿拳打脚踢,看她憋的不行了,才把塑料袋打开,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盆凉水从头到脚浇了下去。12月份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北京那时都是零下30多度了。恶警口中还叫嚣着:“告诉你,上边有令,打死法轮功白打,算自杀。”
恶警们接着又扒光了她全身的衣服,讪笑着到处乱摸,口吐秽语,不堪入耳。有个姓王的所长,问她还炼不炼,她说炼。姓王的气急败坏的说,电死你,让你炼。说着拿起高压电棍向她身上电,看她没有反应,以为电棍坏了,叫一个恶警又拿来一根。恶警先向铁管试了一下,一下就把自己打出去好几步远,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得跳了起来,拿起电棍又向她电去,她还是没有反应。气急败坏的它把电棍扔在一边,让一个恶警端来一盆冰倒在墙角,只让她穿上一条裤头,赤着脚蹲在冰上,双手扣在铁管子上,一直到半夜12点才把她拖回来。
有位65岁的老太太,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她被审问时用的全是小刑具,但都是最狠毒的。恶警阴笑着指着一个小铁箱说,看见没有,你要不说,我就用这些整你。说着拿出一根钢针,见老太太不说话,就把老太太的手心、手背、十指扎得全是小针眼,但不出血,老太太不吱声。恶警又找出一根外面用胶皮裹着的钢棍,把老太太的手平放在桌子上,用钢棍使劲敲她的十指关节。这是一种最狠毒的刑具,能将人的关节敲碎,表面上还看不出痕迹来,别说敲十指,就是敲一下,人就会受不了。敲完后让老太太把两手攥成拳头,老太太双手灵活自如,一点没事。恶警自语:真是怪了。
就是这样,恶警还不肯罢休,又牵来一条驯练有素的大狼狗咬老太太,狼狗一看到老太太,吓得腿直哆嗦,眼睛都不敢睁,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全身抖成一团,气得恶警直叫,没办法只好将狼狗抬了出去。
被编139号的大法弟子因不编号,不照像,被毒打后,只让她穿着毛衣毛裤,被大字形吊在外面的篮球架上。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整整被吊了12个小时,而且是光着脚不让脚沾地,被抬回来时,就是一个冰人,大家赶紧用身体给她取暖。
再看看其他大法弟子,有的嘴被打歪了,有位老师被打得左眼失明,一个个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30多人,只有5个人幸免,其中有我。
夜深了,院子里传来狼狗的嚎叫声,走廊里不时传来大法弟子被毒打的惨叫声,恶警的叫骂声。平生只有在电影、电视里才能看到听到的这惨景,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的眼前。要不是亲眼目睹,我真的不敢相信,竟有如此践踏人权的罪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
12月31日一大早,恶警把所有的大法弟子戴上手铐上了大巴,在北京不知是个什么地方汇齐了所有的车,看上去足有上百辆大巴。不法人员把我们押送到辽宁各市县,我被送到义县。我们开始集体绝食,几天后,我们被送往医院。回到大庆后,我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当时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好几百名大法弟子。2001年3月16日才放我回家。
回来后单位又对我進行了处分:免去了副行长的职务,扣发了三月份工资1700元,扣发2000年四季度奖金和2001年1-6月的奖金共2070元,工资和奖金合计:3770元。因派出所和单位去义县接我,临走时被义县政保大队张队长索要了700多元,加上往返车费、食宿费共花了7000余元。
2001年8月20日晚上8点多钟,610姓黄的和派出所姓陈的,闯入我家,非法抄家,尤其姓黄的進屋就乱翻,抄走了我家所有的大法书,把我劫持到派出所。第二天早上6点多,他们都忙着洗漱,我想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们无权这样对我,不能叫他们非法关押,所以我就从大门走了出去,被迫流离失所9个月,有家不能归,亲人不能相见。因找不到我,它们就将我女婿抓去当人质,非法关押了二天,让我回去换人。
2002年5月11日,我到同修家去,邪恶正在抄家,我还没進门,就被非法带到公安局,被强制坐了两天铁椅子,双手被扣在铁椅子背后,双脚扣在椅子下的小铁圈里,不能动,一动手铐就更紧。同时被抓的还有召洲的冯金波和小郑,因绝食小郑已被迫害致死。
在看守所,我突发高烧、高血压、心脏病,不能進食,身体虚弱,生活不能自理。后来被保外就医。可是不法人员株连九族,逼迫我家所有的亲人都写保证,又扣发了1300元工资。
从2000年12月-2002年6月,我被非法关押了三次,共129天。各种费用和扣发的工资奖金共计12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