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安丘市官庄镇党委对庞玉叶的残酷迫害
我于1996年7月学炼法轮功后，知道这是一部教人做好人，使修炼者逐渐达到同化“真善忍”的高德大法。虽然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有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按照炼功人的标准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内心还十分惭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只因为学炼法轮功的人多，心生嫉妒，将自己的独断行为凌驾于宪法之上，把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定为×教。广大学员依法上访，向有关领导阐明我们的真实情况，却遭到了人民公安（执法人员）的非法抓、打、关押。车站被执法人员占据，如果查到或怀疑是法轮功学员，不但不让上车反而非法抓捕起来，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应有的权利，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
在良心与正义面前，我于2000年1月22日进京上访，在潍坊驻京办事处被非法关押4天，后又被官庄镇派出所所长劫持回安丘市公安局，非法关押在安丘市看守所，以“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拘留一个月，并抄了家。从看守所出来后，在官庄镇派出所被镇党委书记齐衍升勒索罚款1000元才放我回家。在家期间，齐衍升和郭福成经常到我家骚扰，还警告我不许到处走，更不能离开家等，晚上经常有人在我家周围监视。
有一次，派出所所长李志晓领着三个民警到我家来骚扰，问我还炼不炼，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炼呢？他就不高兴，把我绑架进了派出所。李志晓让我写对法轮功的认识，我便实事求是的写。李把政法委书记杨春晓叫来看我写的认识，他俩看完后，李志晓狠狠的扇了我一个耳光，把我关进了计生办的一个屋里。困境中我绝食4天，第6天杨春晓逼迫我写保证，才让我回家。镇党委齐衍升和郭福成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骚扰一趟。
2000年6月28日我和两个功友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再次进京上访，所谓执法人员不许我们说话，并把我们抓起来。官庄镇政法委书记杨春晓、派出所所长李志晓和一民警到驻京办事处，李志晓把我们打进车里说：“回去再好好收拾你们”。
车在计生办院门前停住了，我被李志晓从车里拽出来，天很黑，只见有两三个屋的灯亮着，大门已关上，只留个小门，院里站了许多穿白衬衣的党委人员和派出所民警，郭福成嚷着：那个女的呢？一把将我摔进院内，又有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只听啪啪的打人声。我被摔趴在水泥地上，又被他们打进南边的空屋里，才拉开电灯。我被打的有点迷糊，头发被打散了，紧跟着几个民警对我非法审问，稍微不配合，就对我拳打脚踢。
男学员马金宝被打的趴在水泥地上，他们将我和马金宝关在同一个屋里，不准上厕所，实在憋不住只能在屋里大小便，后来才允许我上厕所。
经常迫害我的人有镇党委书记齐衍升、副镇长郭福成，原计生办主任徐刻信、林业站长张瑞文和原派出所民警郑洪昌。第二天中午，齐衍升把我叫出去，在东南角那间没门的仓库里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用手啪啪打了我两个耳光，一边问话一边把我拽到他跟前，用穿着皮鞋的脚把我跺倒在墙边，见我不听，他又把我关回屋里。
在这里我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遭受了党委人员和派出所民警的疯狂迫害。为了抗议他们非法关押与迫害，我开始绝食绝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齐衍升指使郭福成、徐刻信和郑洪昌把我叫出来，在计生办家属院门口一边，郭福成和郑洪昌把我摁在墙上，徐刻信摁着我的头，给我灌掺了酒的凉水。齐衍升在一边拿着酒水，见我不张嘴，徐刻信嚷着：来个老虎剔牙。他用钳子般的手掰开我的嘴，强行灌酒水。我全身动不了，被酒水呛的难受。齐衍升在一边看着说：差不多了，灌进去不少了。他们才松开手，徐刻信还邪恶的说：撒了不少。又把剩下的酒水泼在我身上。我不再绝食，他们却把亲朋送来的食物扣留，每天只给一个馒头，让我喝凉水。
有一天晚上下着雨，院里传来啪啪的打人声和徐刻信、张瑞文等人的谩骂声。一会儿他们打开关押我的门，徐刻信把我揪出去，一脚把我揣在门前那排冬青树上，又拽起来打。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徐又一脚把我揣趴在冬青上，接着拽起来打，还邪恶的拽着我的衣领说：“把你的衣服脱了，吊到篮球杆上叫人看看。”一直在一边观看的齐衍升拽了一下徐刻信的衣服，徐才没那么做。
徐和张瑞文不停的把我摔趴在满是雨水的水泥地上，徐累的喘着粗气，又拽起我来用脚踢，张瑞文一边摔打着我，一边笑着说“你象个皮球，打着很好玩”。他们几个把我摔打到篮球杆边，女学员张淑华双手被吊铐在篮球杆上，吊站在那里，徐嚷着“看看你们那熊样”。
有天中午，太阳光很强，天很热，齐衍升、郭福成等人吃过午饭后，把我们6个大法学员叫出去说“活动活动”，张瑞文逼迫我们围着篮球场跑步100圈，郑洪昌在一边数着，齐、徐坐在树荫下看着我们，郭福成和张瑞文乱嚷着让我们快跑。由于连日的迫害，有的大法学员跑不动，郭福成就拿着一把破扫帚打着我们跑，扫帚被打散了，就用扫帚条抽打我们。女学员王淑芬被他们迫害得跑不动，郭福成就用扫帚条抽打她，把她的鞋子强行脱去，打着她赤脚跑。郑洪昌数到快20圈的时候，张瑞文用舀子舀凉水往我们身上泼，还嚷着让我们凉快凉快，直到王淑芬的脚被晒烫的水泥地烙起燎泡才让我们停下来。
有一天，张瑞文拿着一块约30厘米长，7-8厘米宽的木板和郑洪昌到关押我的屋里，张逼迫我靠墙根站着，拽出我的手打手心，他俩笑呲呲的问我疼不疼，张瑞文嬉皮笑脸的说：以后就用这木板打你。
一天晚上，张瑞文和郑洪昌拿着木板、舀子问我热不热，张瑞文往我身上泼了一舀子凉水（关押我的屋里有一个水龙头），又舀着凉水去泼其他学员，回来后，张、郑乱吼着用木板打着我，用凉水去泼其他三个学员的衣服和地面后，又用凉水把我身上的衣服和睡觉的地面泼湿才停手。
在非法关押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计生办院内的灯关掉后，喝的醉醺醺的徐刻信、张、郭等人乱嚷着又开始打骂我们。徐刻信把我和马金宝从关押我们的屋里拉到院内，张瑞文用木板使劲打我，用脚踹我屁股，郭福成嚷着：你们这些人就是揍轻了。张让徐刻信和郑洪昌把我摁趴在地上，用木板使劲啪啪的打我屁股，疼得我直叫。
张打累了又逼着马金宝用那块木板打我，张瑞文嫌马金宝没使劲打，气愤的把马金宝推开，拿过木板使劲的打我。张教着逼迫我骂师父，我不骂，他们三人就把我拽起来，摁在马金宝身上拳打脚踢，见我们不骂，又去打其他学员，嚷着叫学员骂师父……等他们折腾够了，徐刻信把我拽起来和马金宝一起又关回屋里。
我被他们打得不敢迈步，全身疼，披头散发的站在屋里，屁股疼的不敢蹲、坐。马金宝也被打的趴在地面上，疼得直出声。徐刻信突然又回来，从窗外拽着我的头发嚷着：我就不信制不服你。这次我被党委非法关押一个月，并罚款2000元。
回家后，齐衍升、郭福成等人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几个月后，我被迫离开家。就在我离家的下午，齐衍升、郭福成等人和派出所民警到我家搜家，恐吓我的家人，把刚回娘家的四姐吓出忧郁症，住进了医院，她两个月大的孩子只得由年迈的父母照顾，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四姐的病才好。
我到了淄博做大法真象资料工作，这里大多是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的学员，做了不长时间，2000年的12月19日下午4、5点钟，门外有许多说话声，紧跟着有人敲我们的门，我意识到是警察找上门来了。他们疯狂的拍打着我们的门，在门外叫喊着，拍打着……三个小时后开始撬门锁，回想在安丘遭受的迫害，听到他们撬锁声和门外杂乱的声音，我产生了怕心。他们撬开锁闯入房中，我在厨房看到有许多便衣闯进屋里，其中一个拿着手机在向他们的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我不想被他们抓走，无奈的拉开窗子蹲在了窗台上……当醒来时，已在淄博医院，有人在我耳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头脑稍微清醒时，一个姓边的指导员告诉我：你的脾脏破裂，动了手术，左眼眉缝了两针，腿也断了一条，多处骨折，还有轻微脑震荡。每天有两男一女三个警察“看护”着我，他们不断的问我叫什么名字，后来我就告诉了他们。
就在家人来的前两天，边指导员又重新记录我的事，他把他们闯入房中才导致我跳楼一事，改为我跳楼后他们才闯入房中的，我知道他们这是在推卸责任，无可奈何的签了字。我内心充满自责，觉得自己已不配做大法学员。我家人一到淄博就被公安以付医药费为名罚去5000元钱。没几天，“看护”我的警察全走了，本来定好的手术日期也停了下来，院方说：要我们交上5000元钱，才能做手术。家人实在没钱，不得不离开，让我一个人呆在医院，同病房的人都照顾我，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照顾我的人。
后来有两个医生跟我说，如果再不手术，就会导致股骨头坏死，成为残废人。过了十几天，他们通知我家人，钱也不要了，只要把我接走就行了。亲朋冒着大雪把我接回家，父母年事已高，没有能力让我住院，在姐姐、姐夫、哥哥、嫂子的资助下，我共做了五次手术，医药费就花了近四万元，不仅花去了他们的积蓄，有的还替我背了许多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镇党委不但没把罚去的3000元钱归还我，反而把去党委要罚款钱的家人训了一顿，并且到了他们认为紧张的日子就到我家骚扰一次，搞的家人不得安宁。
在我第一次出院躺在炕上时，他们派了两个所谓的学员来洗脑。由于我学法不深，也就糊里糊涂的随之被洗脑了。因放弃了修炼，身体也随即开始逐渐恶化。就在我和家人无助的情况下，我又回到了大法中来。回想自己以前的那种痛苦经历，都是因为恶人恶警对我的迫害造成的。
这就是官庄镇党委曾经对我迫害的事实。我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要依法提出控告：控告原官庄镇党委书记王国明，原政法委书记：杨春晓，原计生办主任：徐刻信，林业站长：张瑞文，原派出所长李志晓，民警：郑洪昌，副镇长：齐衍升、郭福成。
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义之剑会高悬。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有责任去履行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依法向有关国家领导人及世人讲清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的事实，是绝对符合我国法律的。而那些把江××的独断行为作为迫害法轮功及学员借口的恶人恶警，必将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和人类道德、良知的谴责。
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必有昭雪的那一天。常人有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下场必定是悲惨的。衷心祝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永保幸福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