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江××一手策划了对大法的迫害,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造谣、诽谤大法,为它的打压迫害找借口,众多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被无理抓捕,当时是哪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哪个地方、单位、街道或办事处领导都要受批评,甚至撤消领导的职务,当时我单位领导找我签保证不上访、不炼功,由于不写保证,化工路派出所的警察就在楼下等着带人,后由公司领导出面担保才免于被抓。2000年5月11日,有十几个功友在公园炼功被抓,我去的晚没碰上,但是公安抓人的行为无理并且违法,我认为炼法轮功有个好身体,好思想,在哪都做一个好人,不干任何坏事,不该被抓,我就去派出所跟他们讲理,要人,谁知恶警把我和另外十几个同修一起带到红旗分局一科由高××给办理了一个拘留证,拘留了十五天。2000年6月上旬,我去同修家串门,被平原乡派出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更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两次被抓的理由都是扰乱社会治安,象我这样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为遵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的人,却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谁在知法犯法,谁在扰乱社会治安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样更坚定了我去北京上访的决心。
2000年7月初,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因在途中看《转法轮》被乘警发现,在定州车站下车,被带到车站派出所关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晚上由红旗区公安分局一科高××带回拘留了十五天,并把我带的350元钱没收没有开任何收据。北京没走到,真话没说成,反而遭遣送关押,为了尽早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无论再抓、再打,我也要去北京为大法说一句真话,因为所学、所炼的与电视媒体报道的是两回事,完全是谎言,我有责任让政府了解真相,就象一个被冤枉而无辜早迫害,我是一个知情人,所以我要去当一个证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就这样我义不容辞地在次进京上访,到了北京听同修说信访局已变成了公安局,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马上被抓,警车就停在信访局的门口,在这种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很多同修都自发地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炼功请愿,请政府关注我们,让我们说一说心里话,就这样我又一次被抓,并由红旗分局一科李国林带到驻京办,把所剩260元钱没收后,遭遣返本地并非法关进拘留所。
两次进京上访,两次被抓,我觉得是由于政府不了解真相才这样对待我们,由于错误的决定使大法遭受千古奇冤,使成千上万只为做好人的修炼群众为了说一句真话而成为阶下囚,这种现象太不正常了,于天理国法所不容,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因此我与2000年底第三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打出了横幅“法正乾坤”,喊出了压在心里已久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让人向善,道德回升。当时的北京大小监狱已关满了说真话的人,用好几辆大客车把当天抓的数百名大法弟子送到北京附近县里关押,我们一车70多人被送到怀柔县看守所,下车后让我们排成队,用笔在每个人的背后编上号,然后搜身,填表时由于不写姓名被女管教一把打在脸上,把衣服脱光,剪掉衣服上的拉链和扣子,把裤腰带和鞋带抽掉,走路都得提着裤子,拖拉着鞋子,把人弄得不象人样。
当时天寒地冻的,在号里没有被子,我们十个人在冰冷的水泥大炕上挤成一团,以体温取暖,就这样度过了一夜又一夜,每天两顿饭,吃的是玉米窝头和白菜汤,第二天我们十个人在号里炼功,被管教在监控里发现,打开号门,又踢又打,连拖带拉让我们站在院子里由男犯人把我们双手拉至背后,弯下腰,头朝地,叫架飞机,如果坚持不住就打。前楼是审讯室,把人挨个提到那里进行折磨,用电棍电,头顶墙,用电扇,用胶木棍打,打得我两臂肿胀淤血至手腕,屁股两侧有大片的淤血,就这样过了4~5天后又被关在驻京办事处十多天由红旗分局一科高××、李国林将身上所剩100元钱没收后遣返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2001年元月19日,由东街派出所杨明辉所长未经任何手续非法判我三年劳教,把我送到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关押,上午被送到,下午它们就让我们去听那些转化者的邪悟,在生产车间让转化了的人轮番劝说转化,我对她们的做法很痛心,这些人也是为说真话而走出来,在承受不了的关押迫害下,说些违心的话,走到了大法的对立面,为了贪图安逸,从说真话到说假话,害人害己。二队管教队长周晓红找我谈话,我表示坚定不转化,就派了两个吸毒犯人当包夹看着我,不让学法,不让炼功,不让我和同修说话,更不让接触刚送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元月底过春节,2月10日是二队接见日,家里亲人赶到劳教所接见,被堵在门口不让见,说所里有规定,不转化的不让接见,就这样亲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劳教所的门外站了很长时间才失望地回去了。
大概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我爱人领着法院的人来办离婚手续,他说厂里对他施加压力,如果不离婚工作就保不住,让我明白他是为了孩子和生活才这样做的,法院的人说:“我们也都了解了,从你单位到你家邻居都说你是个好人,现在国家形式不让炼,你心里明白就行了。”我当时就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爱人含着泪对我说:“再成家这一步我是不会走的,你如果今天回去了,家里的门是向你敞开的,三年以后回去了,家里的门还是向你敞开的。”我心里明白,我们之间不是感情破裂分开的,而是江××及非法组织610株连九族的政策造成的。
2001年2月有中央电视自编自演的“自焚”丑剧,江××以及非法组织610以此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目的是挑起人民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打压迫害找借口,劳教所也开始了强制转化,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单独关在房间里,由十几个转化了的轮流值班,不准睡觉,不让上厕所,不停地往耳朵里灌破坏大法的话,由于自己担心时间长了承受不住而精神失常,就违心地抄了一份悔过书,接着还要写揭批,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的心在流血,就象让人骂爹娘,违心地说假话,害人害己,这才是丧尽天良,没有人性啊!我决不配合邪恶达到他们害人的目的,不管再苦,再难我也要走坚持真理,说真话的正道,接着我严正声明:我所有违背大法的一切言行一律作废,重新修炼,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定修炼,一修到底。
在10月底严惩加期大会上,我喊出“大法好”,刚喊一句,就被包夹按翻在地,4~5个人把我抬起来就往三大队大院跑,到三队由管教给我戴上手铐,推进一个空房间里,队里管教、管理科长,吸毒人员轮番叫骂,还想打人。后来由于这一句话给我加了三个月的期。在队里转化了的学员全部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看电视,写悔过揭批,来加强她们的邪悟,不转化的学员由包夹学员看着在车间里干活,每天从早上7:00到晚上10:00,除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会。
一天夜里近12点,我起来炼静功,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被值班管教发现,并说要罚队里的分,还要给值夜班的犯人加期,队里的管教让我不承认是没炼功就没事了,我想我修炼的是“真、善、忍”,是干啥就是干啥,队里的正、副队长和管教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话,问我是否炼功了,我说:是炼功了,炼功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要炼。并对她们说不要给值夜班的犯人加期,由于谈话无结果,她们又唆使值夜班的犯人骂人才完事了。管教和我们谈话经常指责我们说:你们太狠心,不要工作,不要家,不要孩子了。我对她们说:我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没犯罪,就为说一句真话而被非法关押,是谁在知法犯法,让我们失去了工作和亲人,这本来就不是我呆的地方,你把门打开,我马上就走。从此她们再也不这样说了。由于抵制迫害,抗议非法关押,我们集体绝食,同修付红霞被吸毒人员野蛮灌食,用螺丝刀撬嘴,把牙齿撬坏,范金平被用螺丝刀撬嘴,将口腔刺破,大口吐血,袁湘凡、朱仙枝被吸毒人员强行灌食,用开口器把嘴撑开,猛往嘴里倒饭,把人噎得上不来气,每次强制灌食,队长有时在场有时在幕后教唆。
2001年12月28日早上集体炼功被所里的保安毒打上警绳,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使人非常痛苦,时间长了致人昏死,轻者致人残废,我的胳膊至今还经常疼痛。在二大队只要恶警认为你违反了所规所纪,就教唆吸毒人员打骂或把人拖出来吊起来,名叫:烤全羊。大法弟子白娥因走路慢而上绳,王德平坚持学法,四次上绳,被迫害至不能走路,大小便失禁后推出劳教所,赵喜莲因抵制干活、绝食七天后被拉去上绳,又经常遭吸毒包夹学员的打骂,被迫害至精神失常,送新乡精神病医院进一步迫害,目前情况不详。袁湘凡为反迫害,抵制非法关押,长期绝食,被折磨至奄奄一息后被家人接回,于2003年9月含冤去世。赵玉霞抵制非法关押,抵制干活曾数次绝食,两次上绳吊起来,还经常遭到包夹学员的打骂,身体虚弱,经常头昏,无力干活,就这样还强迫着干活。杨永生老伴病危不让回家看望,经杨永生抗议绝食后才批准几天的假,老伴临终,杨永生还在劳教所里。
我在劳教所里近三年非法关押的时间里,由于长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今年4~5月份期间,劳教所加工口罩挣钱,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干活,没有星期天,在加上精神上的摧残,被折磨的苍老、消瘦,从2002年7月开始发烧、头晕、呼吸困难、行走困难,所里确诊为恶性贫血,它们怕我死在劳教所里,与2003年7月6日把我推出劳教所。在这一年里,人都迫害的快不行了,也不放过为它们赚钱的机会,还每天逼着干活,还以各种借口加期,直到离开劳教所才结束了我长达2年半的迫害,回家后学法炼功得以康复。
江××以及非法组织610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对信仰“真、善、忍”的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现已有860多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被迫害致死,目前还在非法抓捕以各种形式揭露谎言、讲清真相的大法弟子,在中国这群坚持信仰,维护正义的人们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有危险,但这样残酷的迫害是改变不了修炼的人的,现在,大法已弘传到了60多个国家,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受到各种褒奖1000多项,更可喜的是,通过法轮大法弟子这几年的和平抗争,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好多中国人都已明白,不再相信邪恶的谎言,站在真理与正义的一边,在国外,江××及其帮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正在被多国起诉,已经告上国际法庭,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