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我与所有的修炼者一样,没有信仰自由,失去了宁静祥和美好的生活与修炼环境。为说真话而遭受非法迫害与残酷折磨。
2001年湖南怀化洪江市公安局政保科的三个公安:周伟、孙建军,还有一个女的(不知姓名)突然闯进我家,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将我抓到市公安局审问了2天,不让我睡觉。为抵制非法关押我绝食11天后,它们敲诈我家人交了2000元钱才把我放出来。可我刚到家3天,市610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单位保卫科的天天来家骚扰。我不见它们,它们就要我家里交人,搅得我全家不得安宁。这样,我被迫离家出走,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2001年7月7日,我上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被抓,关押在天安门广场派出所。一名叫陈治强的公安把我叫出去。他手里拿着一份自编自答的稿纸,什么也没问我就叫我在上面签名,我拒绝签。谁料它反过来就是一巴掌把我打翻在地,两根肋骨被打断骨折(有片子在看守所),我当时就痛昏了过去(被打断肋骨的事后来才得知)。就这样到下午又把我转到北京市昌平区东城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抵制非法关押,它们就用无名指粗的橡胶管插进鼻子里灌食,灌的都是浓盐水,鼻孔、喉管都插破了,口里吐血。几天后被送到医务室打点滴。在打点滴时,从一位叫高瑞的犯人(受邪恶指使专看管在医务室医治的大法弟子的邪恶帮凶)问我:你胸口还痛吗?不就是打骨折嘛,淤积成血块嘛。由此我才知道我被打断肋骨的事。
由于在审讯中,我拒说姓名地址,它们就把我带到一间处置室――专迫害大法弟子的酷刑房,用电刑逼供。两个保安把我按在床上,在我双脚的小腿关节处扎了4根上了电的银针。把电通过银针经穴位注入体内。被电时,我在心里叫的第一声是“天――啦!”接着我大喊叫了声“师――父!”真的好象天都塌下来了,只听到我的叫喊声。一会儿,恶警把电关了。我睁开眼一看,我床边围满了警察和保安。其中一警察用手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还绝不绝食?”我不理它们。它们又继续对我用电刑。那时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有强大的功。常人的电对我不起作用。当时就感到身体里的电在往外流,往脚下压,全部打在按住我的保安身上。两个保安同时松开了按住我的手,且都双手打抖。开电源的恶警问保安:怎么回事?两个保安直叫“麻!麻!好麻!”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在保护我,让我坚定正念。后来它们就不敢来动我了。
绝食抵制非法迫害关押55天后,他们将我带到北京市一家很偏僻的郊区医院。是在顶楼,住进去时不是在病房,象是在部队军营中搭的帐篷里,四周是用深蓝色的布围着的。在里面给我打了两天点滴(全是医院自配的)后,才把我转进了同一层楼的单间房。到了第三天,我就觉得视力有点模糊了,皮肤也开始长水泡。到第五、六天,我眼睛全看不清了,连自己的五个指头伸出来都看不清。记忆也模糊了,好象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手脚疲软无力,站不稳,也坐不稳。我问主治医生:“你在点滴里给我下的什么药?我为什么会这样?”医生说可能是氨基酸加重了。当时我强烈要求出院。医生说:你还有两天水没打完。我说:“不能再打了!”到了第八天才出了院。出院12天我就被我当地(湖南怀化)洪江市公安局政保科的孙建军和一名女公安接回,直接把我送往湖南株洲白马垅劳教所。在回来的车上,他们拿出一份给我判了2年劳教的通知书叫我签名。“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判我劳教?”我拒绝签名。到劳教所后才知道自己在北京打点滴时,被它们(医生)在点滴里加了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冬眠灵”、“冬眠一号”(迷魂药)。因为白马垅也有好几位坚修大法弟子被强行注射过此药物。在劳教所里因我拒绝转化,又被非法加教8个多月。近3年了,我的视力至今还是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