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手翻开书,看了几页,就觉得这本书不同一般:写的真是太好了,要求处处按“真、善、忍”去做,如何做一个好人,就感觉好。寻死的念头消失,只一个劲的想把书看完。看一半时,就急切地找人教我炼功。此后,我事事按师父书中要求的“真、善、忍”去做。4个月后一次在与城里的同修一起交流炼功体会时,大家都说自己的病通过炼功好了。这时我才想起自己的十三种病在不知觉中也不翼而飞,干起活来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是师父将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了我新生和健康。心里非常感激师父,师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此,精神愉快家庭和睦。
这段美好的日子没有多长。1999年7月20日,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那天起,没有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就独自坚持在家炼。邻居都知道我的情况,没人非议,这样“平安”的过了一段时间。
1999年12月12日早晨5点多钟,我在家炼功时被乡政府政法书记谢增安、派出所所长向德等4,5个人将我和我丈夫及另一名功友抓到乡政府。当日洪江市公安局向伟桂和杨慧安两人来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把我们3人带到公安局。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讲自己炼功如何受益,师父如何叫我们做好人,他们就骂“从现在开始做好人都不许说。”接着就将我们直接送洪江市戒毒所。
由于我不放弃修炼,在戒毒所炼功,被一个姓段的恶警戴上了脚铐。我和丈夫被抓后,家里只有一个12岁的女儿无人照料。我们被关押17天后,被罚款3000元,才放回家。家被抄:劫走大法书数本,师父讲法录音带一套,炼功磁带一套,录音机一部等,折人民币500元左右。乡政府不法之徒还每隔三、五天来家骚扰。
2000年3月27日,由于长期受骚扰,我写了一篇《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文章,向政府有关部门讲清大法真象,被抓,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14天。
2000年5月,在功友家看师父在《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录相,17日,被公安610不法之徒绑架到看守所。我绝食绝水6天6夜,抗议他们非法抓人、关人,并用道理与他们讲真象。
我问他们:军人服从纪律是不是邪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听老师讲课是不是邪的?每个家庭的子女都听父母的教诲,做一个好孩子也是邪?学技术的人不听他师傅的话能学好技术吗?我们的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老人负责,对子女负责。堂堂正正做人,又错在哪里?邪在哪里?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法理。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27天。同时610还以长期关押相威胁,逼骗我丈夫交1000元钱。
9月份我在家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录相,乡政法书记谢增安报市公安局、市610,公安局政保科易邵东、杨慧安、易忠贤,和乡派出所所长周纪安,又一次到我家抄家。翻箱倒柜,将电视机、借来的VCD、师父的经文、炼功带、身份证等全部拿走,把我和丈夫及另三位功友一起绑架到洪江市公安局,并扬言非劳教我们两年不可。
在公安局里,恶警杨慧安把我丈夫单独关在一间办公室,抓住头发,把头往办公桌上砸,用竹棒打头部。我单独关进一间办公室,问我光盘是哪里来的。我不配合,被罚站1个多小时,抢走了我一直带在胸前的法轮章。几个小时后,把我们5人关进看守所。到看守所已是晚上9点多钟。看守所值班的是一个姓王的所长和一个姓张的恶警。一个功友说要小便,姓王的所长破口大骂:“你休想小便!你们吃饱了想造反,跟×××作对,跟××党作对,……,对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不能客气,也不需要讲什么法律。”
看守所姓张的恶警要我进出向武警报告“入狱”,我不是犯人,我报告“入寺院”。为此它们把我罚站了一个小时。在看守所我和我丈夫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绝食绝水到第5天时,他们把我的亲人找来,欺骗我的亲人说我要寻死,并威胁我的亲人们,说我不放弃修炼,就要劳教。亲人们迫于压力、担心,又是劝,又是骂。我告诉我的亲人们:我不想死,我是无辜地被迫害。我要上诉。
第六天晚上11点多钟公安局来了一个局长,两个副局长。我问我犯了什么罪?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关押我?中国有没有法律,到底有没有老百姓说话的权利?我又将我由不相信炼功到炼功受益的事实全说了一遍,告诉他们没有法轮功就根本不会有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第二次生命是大法给的。我还揭露恶警打人头部、置人死地的恶行。我因修炼大法一年内遭三次关押,粮种不下,现在禾苗、柑桔需要打药,茶子也要开始摘收;你们把我夫妻都关在这里啥时是个头?孩子没人照顾,家没人看管,回家粮没有,钱没有,油没有,怎么供孩子上学?我们吃什么?如果不炼功,我的病复发了怎么办?那来的钱治,又怎么能医治得好?我炼功你们没完没了的又是关人又是罚钱,以后连儿女都会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他们听了之后说“原来是这样。”他们也被江氏谎言蒙蔽,答应十天放我丈夫。
我当即问:“我和另外三位同修呢?”才又答应都放,不罚钱。结果到了十天了还是不放人。一个快70岁的同修病了,他们怕出事,怕担当责任,才将他们老俩口放回家。我丈夫被关押了13天才放。我和另一位同修被关押了一个月。至今,我们的身份证还被扣压在洪江市610。
2001年7月,农村基金会清理,我在农村基金会存有1500元钱。乡政法书记谢增安以我炼法轮功为由不让给我兑换存款,说要用于乡政府做“保证金”,说是“610”的意思,怕我上访。
2001年12月,因为要供孩子上学,做生意需要身份证。当我到610要时,610头目X岳军就命乡政法新任书记周基德第三次对我抄家,乡政干部姓黄的到610抓我。周基德在抄家时还说:“你不给我一口饭吃,我也叫你不好过。”
由于我们每年收入不高,想贷点款做生意也因没有身份证贷不了款,做不成生意,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两个孩子即将面临着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