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夫妇因修炼法轮功遭非法关押迫害
99年7月22日，乡政府的汤占宽、丁竞选、林顺等五六人来到我村，让我村的炼功人都到村委会去，没收了我们的书、炼功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而且还让我们马上写不炼功的保证，每人发一本诬陷大法的书，再交二十元钱。我丈夫和我乡的好几名学员还被带到乡里，由县公安局的康玉春等人照了像，按了手印，上了网，又要了65元钱。我村在99年7月20日前就有30多人炼法轮功，被迫害后就只剩下10人了。
2001年5月8日，我县有21名大法弟子到北京去证实大法，被县公安局关在看守所里。乡里的汤占宽、杜志刚、李建刚等4、5人又来到我们村让我们仍炼功的人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们有六人都写了继续炼功。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丈夫已休息了，忽然听见有人敲门，说赶快让我起床到村委会有话要对我们说。我穿上衣服到了村委会，那里有村书记张运贵、委员王建兵、乡书记高金龙、副书记汤占宽、派出所所长杜志刚、还有县巡警队队长马胜、王志全、赵生、李健广等十多人。他们说让我们去乡里有事，于是就把我们写继续炼功的六人带到了乡里，到那里还有两名学员（也是我们乡的），男女八人关在了一间屋子里。白天晚上都有4、5个人看管我们进出，连上厕所也跟着。没有床、不给饭吃，不让家里人送被褥，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
乡书记高金龙天天逼着我们写“四书”（保证书、揭批书等），说写了“四书”就让我们回去。那时正是农忙季节，地里的庄稼该锄了，稻苗该插了，为了回家急着干农活，我们只好违心地写了“四书”。可写了“四书”后并没有叫我们回家，又逼我们四个人到县宾馆去听所谓“转化报告”。回到乡里又强制给录了像，再每人勒索600元。然而这还不行，高金龙、汤占宽、杜志刚又去县里找610说我们交代得不彻底，没有把我乡的炼功头头交代出来，于是610便派巡警队的马胜、哩建广等三人晚上9点又给我们8人全戴上手铐重审。他们说我和我村的一名女学员是我村的头，让我们“交待”。他们见我俩不说就让我俩跪在地上，他们一手抓住头发，一手左右打耳光，还打得不过瘾，就把手松开连打带踢一个多小时。打完后让我回到屋里，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又把我带了出来，把我铐在凳子上，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松开。另一位女学员从打完后一直铐在凳子上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30日，我们八人又都被送到县新办的“转化基地”，一关就是半年多。（在乡里关了十九天）
当时的“转化班”一共关了三十多名大法弟子，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污蔑大法的课，让我们写“三书”，转化班的梁志斌说：“写了三书就让你们回去。”我说：“这次我什么都不写了。”我们已被关在“转化班”三个多月了，为了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回家，我们开始集体绝食。第一次我绝食了3天，在他们的威逼下，我吃了饭。第二次又绝食了五天，我们绝食后，610给各单位打电话，要求到“转化班”接人。11月3日乡里接我时，替我写了保证，又强迫我按了手印。丈夫又给我交了三百元钱才放我回来。
我刚回到家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约12点钟，村书记张运贵又领着乡书记刘兆成、汤占宽、郭万亮、杜志刚等八人来抓我，我和丈夫没给他们开门，我在屋里大声对他们说：“我以前好好在家里睡觉，你们把我抓去迫害了半年，现在我刚回来，你们又来抓我，我是不会给你们开门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进不了门就走了。我知道他们不会死心，还会来的，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家。我刚走到村边，就看到他们的车又来了，我躲过了他们，他们到家扑了个空。从此我一直流离失所多日，直到2002年2月我才回了家。我乡的一名大法弟子那时已被迫害致死。
2002年10月16日中午12点左右，我和丈夫正从地里往回家拉玉米杆，从外面来了一辆车，有乡里的蒋光兵、郭万亮、杜志刚和县公安局的共有7、8个人，不由分说给我和丈夫戴上了手铐，抓进了县看守所，一直关了两个多月。那次被关在看守所的同修有30多人。在看守所我又绝食了八天，我大姐夫怕我会被判劳教，花了一万元钱才把我接回了家。我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了保定高阳劳教所。在劳教所里和丈夫一起被送劳教的前后一共有19人，有3人因身体不合格而被送了回来，我丈夫现仍然被关在劳教所受迫害。
我是个农民没什么文化，但江氏集团对我和丈夫及全国修炼法轮功的学员的迫害迫使我拿起笔来写出我们受迫害的经历，来控诉江泽民违反宪法、法律、剥夺人权的罪行，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象，早一天把江泽民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