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末,我和老伴去北京上访,刚走到二密,被劫持回来,到市局被录像。回来后,我们又去长春省城,7月22日下午,刚到省城,省委全部戒严。我和老伴第二次又去北京,打出租到沈阳,刚过抚顺城,走到高湾,被当地警察刘双喜(科长)和值班警察截住不让通行,他们盘问我们近2个小时,又给通化派出所打电话,到后半夜2点才让回来,一宿没合眼。第三次去北京,是坐火车,信访办也没了,成了抓人的地方,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
四年来,我们全家承受了巨大的迫害。在1999年,一个姓朱的片警来我家非法搜查,什么也没搜去,就走了;还有一次晚间9点半钟,急急忙忙跑到我家,狠劲砸门。原来他听说我们上北京了。后来姓朱的片警、委主任经常无故上我家,监视我们。8月中旬,市局、区局、街道四人来我家,打探炼功的事。9月末,外面下着大雨,他们4-5人到家里抓人;我老伴跟他们讲理,讲炼功受益的情况及取缔迫害的不合理,邪恶之徒也觉得抓人不占理,就走了。
2002年春节前两天(腊月二十八)半夜12点,警察敲我家门,半夜1点半钟,我们俩被劫持到派出所。据说那天晚上,全市大搜捕。当时派出所有指导员任斌和一姓鲍的片警,还有两人一个姓高,一个姓侯,市局姓刘的局长跟我们谈话,问为什么要炼功。我回答:祛病健身等等。后来老伴又单独跟任斌谈话,主要是介绍法轮功,说明真相。于早晨5点左右,我们被放回家了。但此后三年,鲍姓片警每月都要来我家一次,两个单位负责法轮功的人、街道主任,每隔一段时间来查看。经过洪法、说明真相,单位的人明白了真相后就不再来了。
2002年5月份,我和老伴被迫离家出走了7个月。听邻居讲,我走后,派出所和单位多次到我家敲门,光敲邻居家门就有7-8次,搞得四邻不安。在这段时间,市局找不到我们,威逼学校领导采取措施。后来,学校去梅河口我弟弟家找我们,打听子女电话。电话多次打到在外地的孩子家,干扰了我家属的生活。
我回家后,610、公安局强迫学校核算办公室,威胁我们必须写“五书”才发工资,从2002年10月,我的工资停发到现在。
2003年5月中旬,派出所所长刘伟带三个片警来我家抓人。我义正辞严地说他们编造谎言,残害百姓。他们理屈辞穷,说我散传单,后来把我家抄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最后就溜走了。
由于炼功家属也承受迫害,孩子的住房因租给功友,被公安局和单位没收。此事损失造成几万元。2003年6月份,老伴在几经骚扰和迫害后不幸去世了,现在家中仅剩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