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得法前,我多种疾病缠身,冷骨风、肾结石、心脏病、胃病、十二指肠炎、血紫瘢等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修大法后,所有的顽疾全消失了。我感到了生命不再为疾病所困的那种身轻体旷。从这以后,我们全家人都没吃一粒药。更为神奇的是,我闯了三次生死关,是师尊的慈悲度化和大法的威力,使我平安无事。我被摩托车撞了两次,有惊无险。还有一次是五楼上的砖墙垮下来砸到我头上,在场的人都以为我被打死了,我却连一点伤都没有。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
1999年7.22后,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利用电视散布谣言诽谤大法,打压大法弟子。2000年3月9日下午四点,天下着小雨,玉溪镇干部周汝胜、吴兵、另一年轻人,警察唐敏、陈涛、廖年保,大队干部徐维直、吉茂胜、徐素珍九个人闯到我家,到处乱翻,把我的小收音机砸烂,把我的炼功带等音乐带全都抢走。他们威吓我问:还炼不炼?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就是要炼。”就因为我一句真话,他们把我抓走拖到镇派出所。一路上,我跟他们讲大法真象。他们全都骂我,还扬言要打死我。在派出所,所长廖治安气势汹汹地边骂边说:“你炼的什么功,炼给老子看。”我就炼了第一套功法。第二天一早,两个警察把我押往县公安局,下午三点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5天。
2000年7月5日,镇派出所刘警察和镇干部(那个年轻人),大队干部徐维直、吉茂胜、徐中良等人又闯来搜遍我家,什么也没有,他们就逼我写“保证”不炼功,我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他们又把我抓走,押到拘留所再次非法关押了15天。这一年中,他们非法抓捕关押我两次,多次到我家骚扰乱搜,造成我家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我丈夫、儿女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
2002年7月20日和9月4日,副镇长邹文敏带便衣警察两次到我所在的工地上骚扰。10月24日上午,所长蒋泽林和另一所长孟某又闯到我工棚乱翻。我在另一工地劳动,他们骗我丈夫找到我,所长孟某就抓住我不放。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开十六大了,你村上举报了你。我才知道是村长刘乾国去“汇报”了。他们把我抓到开发办办公室,我就给他们讲真象,告诉他们,李老师教我们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时时处处都要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蒋所长打电话给张良,张就立即带了几个警察来,又乱翻遍工棚什么也没有。
他们就把我抓到了国安大队,非法审问我。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听信了电视谎言骂大法,我就善意地告诉他:那是谎言,江氏集团出于个人妒忌,对善良的大法弟子施以种种酷刑,非法抓、打、折磨致死,并用杀人、自焚的欺世谎言愚弄百姓,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对大法的仇恨,千万不要被电视上的谎言毒害。你们上有老下有小,要分清好与坏、正与邪,要善待大法弟子,才有美好的未来。那人听后一言不发了。
中午我被关进二派出所里的一间小屋,冻了好几个小时。下午三点张良和罗永洪来逼我签什么字,我不签,罗永洪重重地打了我耳光,把我强行关进拘留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妇女,没干任何坏事,却被抓来乱关押。我和被关在里面的另一同修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绝食的第七天,张良和几个恶警、医生把我拖出去强制灌食。他们所有人一齐上阵,狠狠地把我按在沙发上,医生拿一根大胶管从我的左鼻孔里插到胃里去,然后不知灌下去了什么东西,我呼吸困难,感觉很难受。接着他们又把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拖出去灌,没灌进去,她回来就口吐鲜血,面色惨白,不久医生用担架把她抬出去了。我被灌食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不停地泻肚子,身体虚弱得很,缺血、缺水、生命危急,他们强行给我吃药输液后,回到拘留所里我还是继续腹泻、呕吐,被送进急诊室,生命垂危,咽喉化脓、高烧。警察们都来按着我强行输液,我两个手臂肿起来很高,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不愿意再输了。回到拘留所,我就昏迷了过去。我丈夫到公安局找了殷局长,公安局还是叫我丈夫写了保证才放人。丈夫接我出来时,我寸步难行,坐租车回到工棚什么都吃不下,面部浮肿。第二天,张良、李恒毅又来骚扰,结果他们的警车陷到外边公路上。
2003年10月14日下午,镇派出所所长蒋泽林、两个镇干部又来工地骚扰,逼我写“三书”放弃修炼。610负责人蔡聘找到我老板,老板向他讲明了我的工作情况,把蔡聘挡回去了。12月9日下午,镇上黄小波、村支书李元尧又来工地,找我丈夫逼着写三书。他们带了一份别人写的什么书把我的名字写上,强行叫我丈夫签上他的名字。
我们修大法的人,心中装着真、善、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么好的人,往哪里转化呢?而那些口口声声“为人民”的领导们,当我们被骚扰、勒索、无辜关押,承受诸多无名苦难时,有谁肯体察一下这些眼皮下的民情疾苦呢?
象我这样仅仅因为信仰,就被弄得过不好日子的太多了,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逼得家破人亡。我不禁想问:究竟是谁在扰乱我们的安宁,在拆散平常百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