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因进京为大法讨个公道,被恶人绑架到某臭名昭著的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其间经历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和精神迫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和放弃做人的良知。
2001年3月19日,教养院开始强制“转化”。那天中午,午饭还没有吃完,恶警们就像疯了一样领着一群犯人冲进屋里拖出两名大法弟子,问转不转化,得到不转化的答复后,就扒光衣服摁在地上,七八根电棍就上去了,专电敏感部位。更惨者电棍捅进60多岁老人的嘴里和小便处,不一会满屋子都是皮肤被电棍烤焦的气味和恶警们的吼声。整个教养院都被邪恶笼罩着。我被犯人带到走廊,一顿长时间的拳打脚踢之后,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同时向犯人们讲真象,他们当时根本不听我讲的,根本就没有理智,恶警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双手被铐着,铐齿都卡到根了,胳膊一会就肿得发紫了,疼痛难忍。打倒了我就站起来,打倒了就站起来,我记着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为了大法,命都可以不要的,何况一只胳膊。我时刻用正念加强自己,尽管如此,手腕的铐印一年多都没有消。
这时,一恶警见我不放弃修炼,就叫犯人给我浇凉水,电棍对着我的脖子就上去了,一会儿糊味就出来了。“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在纽约讲法》),师父的法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心一坚定,恶警一会就不电了,走了。(后来我看了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一会,又一恶警见我还不转化就用腰带和胶皮棒没命的打我。当时我正念很足,打在身上都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一直酷刑折磨到天黑,我鼻骨都被打歪了,脑袋上的大口子往外淌血,他们才住手。无论邪恶怎么邪恶,多么疯狂,我都不能放弃修炼,不妥协,因为我知道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也知道自己如果向邪恶妥协,生命的永远将意味着什么。
后来教养院把我们十来个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组成一个严管中队,加重迫害。早晨五点钟起床,坐在马扎上,直到晚上12点,不许说话,每天定点上三次厕所。还有五、六个同修坐在凳面只有三指宽的凳面上,有时直接坐在水泥地上,而且还要读恶警们规定的十不准。由于当时的环境非常的邪恶,压力非常的大,我们当时在默默的承受着。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在默默的背法,整体升华后才突破这个环境。
一天恶警大队长领着几个警察冲进我们屋子,点名叫我们背一遍“十不准”。当叫我背时,我坚定的说我不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配合邪恶,如果再纵容邪恶就等于自我毁灭了。他们看我很坚决,也没叫我后面的同修背,咄咄怪事,我站了一会他们就都走了。真是坚定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在迫害中,你正念强,邪恶就弱,你正念不强,邪恶就想尽一切办法迫害你。
紧接着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精神迫害。这种叫人放弃信仰,放弃做人良知的迫害,比酷刑迫害都痛苦。恶警们拿着一个大录音机整天放着邪恶的言论和两院通告,而且把音量开到最大,震得看我们的犯人用手老捂着耳朵。恶警们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因为有上次不背“十不准”的经验,我知道当我们整体升华上来形成凝聚力的时候,邪恶就不攻自破了。果然不出一个月,恶警们就把录音机拿走了。
“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就这样,在教养院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后来我被恶警带到单独关押和一群邪悟者在一起,我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我就和邪悟者讲真象,同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刚开始几天还有人找我谈谈,以后的几天几乎没人来干扰我。我就整天背法和整点发正念,不到两个星期,恶警一看没办法,就把我送回原来的中队了。回去后,我就整天的背法和发正念,活也不干了。干得越多,迫害得越严重,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能承认这种迫害。直到被释放,我都没有再给教养院卖苦力。
回来后,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就象是一台戏一样,这期间不同的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大法弟子在这期间树立自己的威德,自己的感受如同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我们经过了多么严酷的这段历史,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遗憾的,等待大法弟子的也都是美好的。”(《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
在证实法的这条路上,我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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