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大法弟子冯春芝被迫害经历
没想到在7.20的前几天，我就被本村的党员张近德负责监控，电话被监听，出村上亲戚家也不能去，人身自由被侵犯。7月23日，我镇派出所在夜里2点多钟把我家前后，左右包围，警车前后门堵死，警察十多人，强行带我去派出所，当时我丈夫制止他们说：“半夜三更的私入民宅，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有事天亮再说。”到了派出所整整两天两宿没吃没喝，随时还得挨他们的大骂，逼问。
我们对派出所的警察弘法、讲理，告诉他们信仰自由是受国家保护的，人权是受保护的。所长却说：“我们现在只听江××的，不然我们就没饭吃，为的是执行公务”。为了不让广大法轮功学员上访和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恶警先后5次把我非法劫持到派出所，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把我塞在警车的后备厢里。我的身份证现在还在派出所扣押。
2001年1月1日，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我只身带上“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的横幅走上了天安门。整个天安门广场一半以上的人是便衣警察和特务。到处都能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是随着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同时，大法弟子们遭受恶狼般的警察的打骂。我也不例外，我刚拽出横幅，边跑边喊，约有4－5米远就被恶警一拳击倒在地，揪着耳朵被绑架上警车。
到了车上我被惊呆了，人民警察变成了一个个的土匪，只见一个年轻力壮的恶警，手里拿着一根带刺的胶皮棍棒乱抽一起，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被打得从眼睛向外流血，一名40多岁女大法弟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伤势，我们齐声喝斥：“不许打人，警察打人犯法。”
20辆拉着大法弟子的大轿车到了昌平新建的劳教所。一屋有30人，有20多人的，整整有十多个房间，男女老少都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口号此起彼伏。我们的房间里有刚出生40天的婴儿，被母亲抱着，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恶警打开大铁门进行无理谩骂、强行拉人时，我们年轻的学员就主动的抢到前面，手牵着手、肩挨着肩，用铸起的强大人墙卫护着老人和幼小的婴孩。那时，我真的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心是紧紧相连凝聚在一起的。
只为了“大法好”这句话，我被非法判劳教2年，关在天津板桥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里。恶警们罚我站军姿，如不站，或站不正就遭无理的打骂。更可恶的是恶徒们利用邪恶的刑事犯打击你的致命地方。板桥女子劳教所里给没有转化的学员加大劳动量，比一般学员晚睡2－3个小时是常事， 有时为了所谓的赶活儿、抢活儿，连着就是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洗漱，没有时间吃饭。特别是往大卡车上装卸豆子，一般100斤一袋儿，还有120斤、150斤的不等，有的已超过了学员的体重，装满前后挂斗那就是十几吨，累的真是五脏六腑全都乱颤。
更折磨我的是，扛着大大的麻袋，一扛就是几十趟，往高大的大卡车上装，脚下还得踩着高低不平的搭乘的一个比一个高的豆包台阶，两边有别的学员连拉带拽，真是天旋地转，甚至当场就有栽倒的。我遭受着超负荷的劳动量，身体一天比一天坏，血压高到200、胸闷气短，可是没有人性的恶警为了达到洗脑的目地，不写悔过书的，不让家人接见。家里给的零用钱全部由队长把管。队里还时常摊派所谓的政治任务，比如：劳教所里的小卖部价格昂贵卖不出去的食品，不能用的日用品一人一份，凡有钱的全部从你的账上扣除，有的学员钱被扣光，连买卫生纸的钱也没有了。我400元钱被扣至今未给。还有，在我临解教的前几天，为了应付上边检查卫生，队里为了粉饰劳教人员的恶劣生活环境，白天一律把自己的被子收起来，逼迫有钱的人一人一份买55元一床的绿军被，叠好放在床上不准碰。
非典期间，我的2年劳教早已期满，因坚持修炼而被无理加期半年又面临到期，队长把我找到谈话室，经谈话一看我根本就转化不了，就把我关进了一间阴冷潮湿的洗衣房里，一年四季不见阳光，一顿一个小馒头，自己买的咸菜也不让吃，根本吃不饱，不让洗漱、不让睡觉，强行让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如果不看，恶警就利用吸毒犯和刑事犯打骂。连续一周的折腾使我的精神、肉体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一次我刚一闭眼，恶警樊队长猛击我的头部，眼冒金花。因为转化一个，他们就多得奖金2000元以上不等。更恶毒的是她们把老师的大像片放满了中队部的地上，让大法学员踩。不踩，几个人就抬着强行让你踩。车轮战术是恶警对待大法弟子的惯例，一会儿让那些被洗脑的人围攻、谩骂，一会儿是队长的软硬兼施的手段。
我在劳教所吃尽了苦头，队长一看没办法转化我，就又派车由四名警察跟着回家一趟，两年多不在家，家里是一片狼藉，老人没人照顾，孩子没人教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这就是恶贼江氏为了妒嫉心理，为了自己的权力，暴力镇压手无寸铁善良的群众。
在回劳教所的途中，姓窦的队长威逼我写“三书”。我不写，她气急败坏的扬言说：“回去看我怎样治你”。就这样我又被投进了禁闭室，不让睡觉，有专人给我念污蔑材料，定点去厕所，大便3分钟、小便2分钟，对坚定修炼的学员，根本就不让上厕所。家人在我回劳教所时给我带的20多个鸡蛋也被队长抢走，分给了刑事犯吃。
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我原来高大的身体变得又瘦又小，我在精神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写了“悔过书”，写后一周大脑清醒后我又给中队长写了声明“悔过书”作废。他们总怕非典期间我在所里面给他们带来麻烦，又怕我影响它们的洗脑工作，找到我丈夫勒索三千元，说学美容美发减两个月放人。其实根本就没减两个月。
家人为了让我尽早的走出魔窟只好交了三千元钱。我于2003年5月15日被释放回家，得知亲朋好友为了让我出来，包括去北京找我，总计花了一万元。我还算是幸运的，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