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7.20以来,在江泽民的亲自导演下,一股邪恶的势力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一时间天昏地暗,黑白颠倒,法轮大法蒙受了不白之冤。平民百姓也感到莫名惊诧,作为一名受益非浅的大法弟子的我挺身而出,向世人、向政府讲清真象。
在九九年,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途经天津被阻截送回本地。时隔不久我又和其他人再次進京,天安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多大法弟子在那里炼功、讲真象,公安警车到处乱窜,肆意追捕炼功人,我和几位同修被抓進了专门关押進京的法轮功弟子的驻京办事处。我们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進行了绝食,要求归返我们的大法书,要求还大法清白,为师尊恢复名誉,为此省公安厅要判我三年刑,不久我就被押回来关在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和同修们共同学法,向刑事犯讲清真象,并于师尊生日那天清晨,我们号房里全体同修在院子里炼了一套完整的动功,面对邪恶的叫嚣我们心不动,一直把功炼完,炼完功后邪恶就把我们几个全部上了脚镣,面对邪恶的迫害我们早饭就开始绝食……直到第四天早上,他们把我喊了出去,要我吃饭后放镣,我趁机向他讲清真象,并提出了三条要求:1.我们不是犯人,要准许我们炼功;2.不允许给我们按犯人的标准来定量干活;3.面对公安我们不蹲下、不背手。结果邪恶答应了后两条。第一条改为允许你们锻炼,我当时回答:反正是炼功,我不管你怎么咬文嚼字,结果我们几个人都给取下了镣铐(后来才知道还有一同修一直坚持了数天后才停止绝食)。紧接着女号房大调整,我们号房里关了七个,几乎都是二次去京的大法弟子。从那天开始,我们号房里的大法弟子公开的学法炼功了,邪恶之徒不断的给我们上铐,但没吓倒我们,反而心齐了,每天清晨大家集体在院子、屋里集体炼功,中午和晚上是共同学法背法,后来邪恶无可奈何索性也就不问了。
我们大法弟子不断的向刑事犯讲真象,使她们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原来犯人几乎天天打架骂人,后来几乎没有了。由于整个号房环境改变了,不少犯人也一同炼了起来。其中一犯人学了大法后,她哭着说:“我要早知道李老师就好了,也不会干这坑人事了(卖假币的主犯),我已判了四年,等我放出去后就找人炼,让女儿也炼,做了好人能找个好婆家。”后来没多久这个犯人无罪释放了。从那以后这个号长也变好了,以前她不干活,后来变得天天不停的干活。邪恶二次来收我们抄的经文书时,她及时通风报信并帮助我们把东西藏在干活的材料堆里,邪恶让她汇报,她也不讲(以前天天去汇报),以前我们每天定量干活,由于白天干不完,晚上夜里还要加班干,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自从环境改变以后,每天干活不给定量了,晚上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切磋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背《洪吟》,正好那天市公安局还有其它市里领导来检查工作,一听这还了得,立即开了牢门叫号长和另一犯人拿鞋底掌我们的嘴,她俩人站着连动都不愿动,事后她俩人说,你们这些法轮功阿姨都是好人,我们不敢打,怕手痛。结果局领导又喊来了不少身强力壮的男犯人要拖我们出去打,我们共同大声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这时恶警亲自上来带来了铐子,把两个同修铐了起来,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恶警也就束手无策,仅两个小时就放了铐子。我在進去的头一天面对公安审问时就不蹲下,不背手,并在审讯条上签了三条:1.我们不是犯人,要求放人;2.还大法清白,还师尊清白,我们不是×教;3.要求恢复炼功自由。
有一次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说:要我去找一个×姓的同修,第二天和同修切磋。我悟到:不应该呆在这儿了。我要出去,让更多的人走出来。在这正念的带动下,结果没有几天就放我回家了,一个要判三年刑的,结果45天就回来了(回家后才知道家人为了救我,代我写了一份保证,并交了3000元押金)。
出来后我提出要上班,家人说:“你们领导讲,要上班就上电视表态,写份保证,每天要参加帮教并给200元生活费等等,我一听宁愿放弃眼前这一切的利益,也绝不会写什么保证的。在2002年期间,我先后三次去单位及区里讲真象,并提出象这样的不公正处理是根据中央什么文件执行的,要求看文件,至今这些人都拿不出一份文件来,单位主任要我上班,但要写份保证书,我仍然拒绝了(思想中有漏,当时没悟到),单位领导又把我丈夫喊了去,诱惑他:家里人代写一下,就上班并恢复她的原工资(千元以上的月工资)。丈夫回来跟我商量,我坚决不答应,我说:“以前没悟到,现在悟到了家人代写也是害你们的,我坚决不答应。”我丈夫是共产党员,科室主任,领导经常找他谈话,丈夫无奈,只好提出和我离婚,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了,由于江氏集团的迫害,连累了多少家庭,连孩子出国签证也没有通过,也受到了株连。
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之一,我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比我遭受的迫害还残酷,有的甚至被摧残致死!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和同修们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