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山西太原重机(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今年56岁,炼功7年了,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才走上修炼的路。99年7月20日,惊闻有几个炼功点辅导员被抓。我们都是在做好人,又没有犯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怎么抓人呢?于是就去了省委要求给个说法,并要求放人。
政府里好久没有人问一下这些老百姓来这里干什么,而下午来了好多武警、干警,不容说话,连打带拽往汽车里推。那天正下雨,好多人被弄的一身泥。我们是炼功人,我们在哪里都是好人,大家都静静的等在那里,把周围的环境清理的干干净净,自觉的没有影响任何交通。公安人员戒严不准路人通行,反而在电视中说我们阻碍交通。
紧接着又被打成“非法组织”,心里更不理解了。于是2000年6月初我一人去了北京信访办。当时信访办外面全是全国各地的警察、便衣、警车,问我是那来的,我说是太原的。当时正好太原的警察不在,没有被抓起来。
進了信访办,刚填好表就没有自由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通知山西办事处来带人。办事处通知当地派出所,派出所通知单位把我接回来。回来到当地,往派出所小黑屋一关就不管了。小黑屋只有一个2米左右的小凳,里面臭哄哄的,吃饭、喝水无人过问,大小便得让你去才能去。
2001年7月4日,片警赵小花和另一个干警把我骗到派出所,说所长找我谈我工资的事。因为我的工资已停发,所以就去了。就这样把我关入了拘留所,非法拘留了50多天。当时所长是闫斌,副所长是庄汉斌。在拘留所50多天里,没有开水喝,夏天蚊子、苍蝇特多,没有热水洗澡,连自来水都不是常有。号房里关的人太多,床上睡不下,只能在地上睡。
在拘留所,不法人员殴打大法弟子那是常事。杨干事、陈干事等好几个干事打人、骂人是家常事,根本谈不上人权。吃饭更是差,馒头常是不熟的,菜里常有虫子,豆角根本不拣,拿刀一切便行,所有的菜都只煮一下放点生油。要是抓住大法弟子炼功,轻的骂、重的打,盘腿也不允许,见了就骂。不去那拘留所真是不知道那里的黑暗情况。电视里整天说别国如何如何不尊重人权,在中国连人权也没有。
2001年12月4日,我去派出所交照片又回不了家了。于丽丽让我等片警赵小花,不让我回家,晚上被于丽丽送入拘留所。在拘留所一关又是50多天。大法弟子开始绝食抗议,在绝食期间听一个香港经济犯说,你们快吃饭吧,部队带着枪来了。
在这两次拘留期间,我们和犯人都在里面给干警干活,有干私活的,有干公活的。私活是给干警做衣服,公活是做防电胶鞋和捡豆子。当时骗犯人说是干点活给改善伙食。我两次拘留期间被勒索交了6000到7000元,全无收据。
2002年,在街道书记和主任的合谋下,派出所又将我骗到了洗脑班,当时是片警赵小花和另两个干警把我劫持走的。
洗脑班里的那些干警手段更邪恶。因我被早早的关了禁闭,外面的情况了解不多。在小屋里面,两个人吃喝拉撒全在房间里,没有自由,饭给一点,每顿饭给很少,有一个年青的同修根本吃不饱,我和另一个同修省下来给她吃。吃饭钱我们自己付。冬天很冷,我们睡在没有暖气、没有太阳的屋子,被子又薄,向干警要,她们根本就不给。
那一年冬天零下22度,洗脑班不法人员逼迫修炼人一站一上午,连近7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干警崔莹、李富娥成天整大家、骂大家,只要一睁眼就开始整人、骂人,反正是个骂。最后连做饭的炊事员也看不下去了。
一开始洗脑班里来了一些街道的工作人员和干警,他们中一些有良知、有善心的人看到了洗脑班中的真实情况,纷纷离开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