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人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1994年5月在师父合肥办的大法传授班得法，得法后我与周围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普遍受益于法轮功，身体健康、疾病消失，道德水平大大提高。数年来，我们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在社会上、工作单位里、家庭中处处都做一个好人。1999年7月，风云突变，对法轮大法的造谣污蔑铺天盖地而来，我们都明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我们众多的炼功者普遍身心受益是眼见的事实。为了给法轮大法讨回公道，我和其他弟子一样進京上访，所见所闻及被邪恶迫害的情况如下：
我是2001年4月5日去北京上访的。当时，国务院信访办被便衣特务层层包围，根本就无法接近，只要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就抓，我刚到北京，刚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警察不问青红皂白抓了起来，送到了天安门公安局（原天安门派出所）。那里有个专关留置人员的铁笼子，我就被关進去了。当时，已有5名大法弟子被关在里面，都被铐在铁栏杆上，邪恶怕曝光，不敢叫法轮功学员進京辟谣讲真象，所以各地都接到上面密令，如本地有法轮功学员上访，超过多少多少名（好象是3名）领导就要被处分或免职，工作单位也要受各种牵连。
当晚，一名恶警残暴地毒打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脱下警服，象练拳击一样对我们轮番毒打，拳头打在脸上、头上、胸口、肋部，一脚一脚地踢我们，并把铐我们的铐紧了又紧，而且这名恶警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侮辱一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淫荡的表情及下流的动作引起了众怒，在大家愤怒的斥责下，他下流的动作又变成残暴的毒打……。
我看到一名40来岁的女大法弟子被带進来，头发蓬乱、脸肿得厉害，尤其是嘴，青肿翻起，满嘴都是血，她的衣袖和肩部被撕开，问她，说是刚被恶警毒打过，恶警打着她不许她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她是从山东步行来北京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她已经来京几次了，她说：“邪恶给法轮大法造谣，我要讲真象，维护法轮大法的声誉。”
还有一名山东临沂县东苗庄煤炭大院的大法弟子叫尚桂秀，60多岁了，她曾来上访过，被抓回去送進了精神病院遭受迫害，出来后又来北京。她说：信访办不让讲话我就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展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她说：“我这次被抓回去等待我的可能还是精神病院。”
我看到有三名大法弟子被分别带進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的门经常有人進出，能看到被带進这个房间的大法弟子的一些情况。他一会儿90度弯腰站在那里，一会儿瘫坐在地，又一会有个警察脚蹬在他的腹部、往上踏，显然，他在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
我还看到一名大法弟子被从一间房子里架出来，已不省人事，额头上有个大包，裤裆津湿，不能走，恶警把他拖出去扔在大门外。我被带离这里时透过车玻璃看到他躺在路边一动不动。
我在天安门公安局的铁笼里呆了两天，两天中没喝到一口水、没吃到一口饭，男女同修各自围成圈往塑料袋中小便，在这里我们承受着迫害，体会了没人性的迫害。我们的公安局应是维持正义的，我们的人民警察应是抓流氓恶棍的，但在我心仪已久的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在公安局里，来为正义说话的人被抓起来象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数年来做好人一身正气的法轮功学员被毒打，纯洁善良的法轮功女学员被公开调戏侮辱，政府的形象、法律的尊严、公安干警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被败坏得彻底殆尽！而江氏政府却给这些禽兽般的恶警发奖金、颁奖状、授予荣誉。
我去了趟北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警察却抓捕我、殴打我，由于列举不出我的罪名，我被释放回家。但邪恶并没有放过我，回来之后，我到儿、女亲戚家去小住，却莫名其妙的成了网上通缉的对象。2001年9月，警察、“610”办公室两次派人驱车到上海我女儿家和工作单位去找我，要抓捕我但没找到，2002年4月，他们又找到我儿子家，在那里他们非法绑架了我，他们拿出一份荒唐的劳教材料叫我签字。我是43年2月出生的，60岁了，但那份劳教材料上我的出生年月被改成74年元月，才28岁，比我最小的孩子年龄都小。他们给我编织了“罪状”，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不容分辩，把我送到了劳教所。这时我的血压却210～180，连续检查了几天都这样，劳教所认为我不符合入所条件拒收，我幸免于劳教。恶徒无奈，只好放我回来。
2001年4月“610”指使我单位保卫处从我妹妹家威逼取走1500元用途不明，也没有合法手续；
我2001年至2002年3月间的退休生活费4000多元被“610”先非法冻结后去向不明；
我老伴的退休生活费及单位补发给我们的欠款4500多元被派出所及“610”办公室非法搜、扣去至今没有全部要回。“610”办公室头目说的明白：“我们现在办案经费不够用。”“就是要断绝你们的生活来源……”他们用非法的手段搜、扣夺取我退休生活费计8000多元，全部没有合法的手续或收据，我被迫害得生活困难，举家不宁。
2002年11月，中共开16大，派出所认为这是“敏感日”，又无故抓我，我被绑架到拘留所，为了抗议无端的迫害，我進行了绝食，警察认为我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敢强行灌食，但也不肯释放我，就把我送進了精神病院，我不是精神病，精神病院不愿收我，耗了几天，派出所想不出处理我的办法只好又放我回家。
2003年8月19日，邪恶又来迫害我。“610”头目、派出所所长等把我绑架上警车，又送我去劳教所。到了劳教所体检，医生还是认为我是“高血压”、“心脏病”拒收，但在“610”及派出所的一再坚持下，我被留在了那里，被当场送進了劳教所医院。
我没有违法行为，年龄也超过了法定的劳教年龄60岁，我的人身遭受着严重的侵害，不能任由邪恶为所欲为，我拒绝迫害，绝食抗议。他们对我采取了惨无人道的强制手段。我被绑在床上70多个小时不准动，强行灌药、挂吊水，正逢盛夏，蚊子极多，一点防蚊设施也没有，我被大群蚊子叮咬得奇痒难忍。他们不允许我出房门一步，不许上厕所，不许洗脸刷牙，恶警说这叫“定位”，包括“定”在床上。
劳教所的大队长亲自指挥和操作给我灌食，他说：“我有经验，灌食超不过10次就会死，上报死亡原因就说是身体器官衰竭。”这次我在劳教所共呆了35天，被他们象上刑一样灌食插管，折磨了35天，大队长每天来医院老远就喊着：“死了没有？”劳教医院的吴科长在我床边狞笑着问：“有什么话留给家里人？我来转达，骨灰盒要什么样的？”他说前边死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个个骨瘦如柴，身上全睡烂了，两眼分泌物极多，很吓人”，“临死前这里（指额头）先发黑，皱纹增多，等到发亮时就要死了”，“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照片，不信就拿给你看一看。”我想，这个邪恶的魔窟折磨死过多少我的同修？
期间，有两个警察大概是监察人员来找我谈话，意思是说我可以申诉。我身体缺水，舌头在嘴里粘着不能自如，嗓子沙哑，发音困难，我用足力气问他们：“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非法的残酷镇压，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你们真有勇气坚持你们的职业道德为法轮功讲公道话吗？”他们神色黯然，不敢正视我，没有再说下去。
2003年9月23日，也就是第35天，我开始阵阵昏迷，一个病人告诉我：“有个你的功友绝食到最后，胃缩小的灌不進食，挂吊也滴不進去，喷了一口血就没气了。”我想，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邪恶给我安排的非法劳教，因为我是好人，至于生死，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我進入奄奄一息的状态，劳教所医院的院长、上级派来的医生等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对我進行会诊，此时，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有许多正义的国际组织义务承担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恶徒们明白这些，他们怕承担这些责任。下午，他们匆匆忙忙的派车把我戴上手铐送回家。在我家的单元楼下，邻居女孩看到了我，哭喊了起来：“怎么把我大叔整成这样了？带走我叔叔时好好的，才一个月就被整成这样，你们说我叔叔干了什么了你们这样整他？”
众多的邻居闻讯赶来，见我如此惨状，个个擦眼泪。有人用手掌给我揉腿，有的张罗着给我搞吃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大致讲了被迫害的经过，众邻居七嘴八舌的责问“610”的警察：“贪污盗窃、嫖娼、吸毒的事你们不去管，谁不知道大爷炼法轮功做好人，你们只有整好人的本事。”我家里没人，我進不了家门，警察和“610”想把我扔在楼下一走了事，群众不依，嘈杂的指责声使他们愧不可当。
晚上9点半左右，老伴回来了，看到我的状况连气带急，厉声责问“610” 警察：“是谁把我丈夫整成这样？你们必须给我写个保证，我丈夫若有生命危险由你们负责，你们谁都别想一走了之。”送我回家的警察和“610”人员十分尴尬，打电话请示领导，领导在电话中骂他们办事不力，没能把我扔下就走，他们回话说：“围观的群众太多，什么样的指责话都有，众目睽睽，走不了……”迫于群众的压力，“610”负责人把我送到了医院，并写了承诺，保证我的医疗费如果工作单位不出就由“610”出，并支付了100元给医院，才算脱身而去。
2003年8 月19 日，我被绑架送劳教所时，我老伴不在当地，后来老伴专程回来找“610”办公室，问我因为什么原因被送劳教，“610”办公室的头目说：“只是怀疑贴传单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确实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说不出实在的理由……”。我遭受这么严重的迫害，负责这件事的政府工作人员却说不出实在的理由！
现在，邪恶还没有放过我，他们说过一段时间“找个房间，找几个人’好好’和我“谈谈”，其实就是非法绑架去洗脑。“人妖颠倒是非淆”，这种非法迫害当立即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