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非法判决的辩护词样本（参考）
——运用法律知识 抵制和揭露迫害
××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____，性别__，年龄___，于____年__月__日在______地点，因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被判刑__年，判决书文号。因判决与事实不符，当事人不服，特提出上诉。判决书称：“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认为与事实不符，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接受，理由如下：
一、从法律依据或决策层讲，“利用邪教组织”的罪名不成立
1、无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全国人大没有一个正式文本将法轮功“定性”，也就是说党、政府和国家没有给法轮功“定性”。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1999年10月30日做出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关于“对邪教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也就是说法律从未认定法轮功是×教。充其量是199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教》，这个只代表中央领导个别人意见的评论员文章，不能作为“定性”的法律依据，而且是严重违法的，该文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完全是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行事做人，不符合任何有关“邪教”的定义。是不是“邪教组织”不是哪个中央领导就能定性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定性定罪过程必须是符合司法程序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将广大法轮功学员按“邪教组织”罪名处置是严重违法的。
2、那么基层法院又为什么按“利用邪教组织”的罪名给我量刑呢？原来“两高”是明一套，暗一套，各自又另外下了一个“通知”，文不对题的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邪教的罪名扣到法轮功头上，“暗箱”操作。1999年10月31日高检发研字（1999）22号，最高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1999年11月5日法发（1999）29号最高法院以同样的标题相同的内容也下发了“通知”。法发29号“通知”中说“这一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各级法院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通知”与其说是司法解释，倒不如说是行政文件。所谓“司法解释”就是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对具体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法律”是“解释”的根本依据和前提，而没有法律依据的“司法解释”是违法的，是无效的。如前所述，“法律”从未给法轮功认定为×教，那么基层法院如果把它当作“司法解释”执行的话就完全是违法的。另外，将法轮功当作是个“组织”，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法轮功只是教人向善达到身心健康的一个功法，根本不是“组织”的概念。如果要算“组织”的话，这个组织太大了，目前已发展为六十多个成员国了。那么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定性”文章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全世界？
“通知”如果按“中央指示精神”（实质是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在内部传达的，而非中共中央文件）办，不但“通知”内容与“标题”完全不符外，而且还完全颠倒了司法程序。就好像张三没有杀人，中央领导说了“张三是个杀人犯”，那么全国人大（知道这样不对），迫于压力就赶快制定个“惩治杀人犯罪”的法律（作为立法行为也没错），那么公检法部门于是就将张三捉拿归案；按照杀人犯罪条款对张三起诉、判刑。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认定是杀人犯的张三无疑成了冤死鬼。也就是说对法轮功群体是先定罪，再立法、立案。这一完全违反法律程序的一切处罚和判决，毫无疑问是违法的，是不公的。公检法部门知法犯法，严重触犯了《宪法》和诸多法律：
（1）触犯了《宪法》第三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六条和《刑法》第四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2）触犯了《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的规定。
（3）触犯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检察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4）触犯了《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么“通知”按“中央指示精神”办，而不是按法律办，是不是超越了宪法与法律呢？
3、给群体定罪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是不公的，是不合法的。法轮功是不是“×教”这关系到亿万学员的切身权益，因而非同小可。国际法律界没有给群体定罪的先例，都是慎之又慎（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头目也是按个人犯罪处罚的，至今仍然合法存在），现在法轮大法已传遍全世界，那你中国能给全世界“定罪”吗？因此给某个群体定罪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话说回来，共产党是个组织，那么一些党员干部自杀、杀人，利用职务犯罪，那么能不能说是“利用X教组织”犯罪呢？恐怕不能吧？自己犯罪不能让党组织负责，因为组织没有教你去犯罪。同样法轮功讲真善忍，不能自杀、杀生，更何况“天安门自焚”事件破绽百出，能让法轮功负责吗？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有关真象资料以证明法轮功是清白的，但是别又荒唐的将我法律上允许的这一辩护行为又说成是“破坏法律实施罪”！那我们就永远理不清孰是孰非了。为什么有人怕我们讲真话，不就是怕人揭丑吗？只许造谣诬陷别人，不许别人澄清事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面对打劫的强盗，非但不将强盗绳之以法，反倒追究起受害人的自卫行为，天理何在！
二、“破坏法律实施罪”不成立
1、民政部、公安部属国务院部门，代表不了国家和政府，所发布的“事项”属“规章”性质，不是法律和法规。查阅所有的法律书，针对法轮功处罚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至今没有一条，换句话说，炼法轮功不违法。充其量还是1999年7月22日为无理镇压法轮功，民政部公布的“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根据《宪法》第三节“国务院”第九十条“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和规章”。民政部和公安部属国务院下属部门，所发“通告”属规章性质，按《宪法》规定，规章应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来制定，那么公安部“通告”对法轮功（学员）的处罚，依据的是哪条法律和法规呢？已明显触犯了《宪法》第九十条规定的规章权限范围。民政部的“通告”虽然依据的是《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但适用不当，因为法轮大法研究会是个“炼功团体”非“社会团体”。没有章程、固定资产办公地点，不接受捐款，按大法要求不存钱，不存物，根本不符合社会团体的登记条件，这算个啥“组织”？即便这样，民政部依然违背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结社”自由权的规定。至于“4.25”上访歪曲成“围攻”成为“取缔”和“禁止”学员修炼法轮功的主观理由是没道理的，也是违法的。此外，“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功法是两回事。不是有了研究会，才发展那么多人炼，“研究会”现在已不存在了，可大法却传遍了全世界，这又如何解释呢？我告诉你，因为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福益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炼！
2、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是“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规定，严重触犯了《宪法》和法律，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按照《宪法》第五十八条和《立法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规定只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公安部作为执法部门超越了自己的权限，竟敢无视《宪法》，私自制定“通告”。说白了，公安部非常清楚炼法轮功不违法，广大学员不违法，与所有法律法规的违法事项根本就沾不上“边儿”。所以公安部受人指使，为了达到根除法轮功的目地，才昧着良心这样的干，先“禁止”学员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然后违者再按有关法律处置。换句话说，我要杀你，你不能反抗喊冤，否则你就是“违法”。
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手段来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就严重触犯了《宪法》和诸多法律条款，六禁令“通告”的前三条侵犯了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和炼功的人身自由权；第四条剥夺了公民的上访权和政治申诉发言权；第五条侵犯了言论自由权；第六条剥夺了学员正常社会交往的人身自由权，连学员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被视为“串联”而问罪。
至今一些法盲干警仍将“通告”当成对付广大学员的尚方宝剑，任意抄家抄书、任意处置、任意抓捕、任意劳教判刑或送精神病院迫害，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九条、《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构成“非法搜查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罪”；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七条、《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构成“非法拘禁罪”。严重侵犯了公民权益，给亿万家庭带来莫大伤害，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多少年幼孩子无人照管！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做个好人的话，恐怕这个“六禁令”早就造成社会动乱了。
作为人民的法官，你们不替民做主，不追究它的违法暴行，不伸张正义已经是严重的失职了，怎么能反过来将严重违法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公安部“通告”作为对我判刑和量刑的法律依据呢？如果我的行为违反和破坏了公安部这个“通告”“法律实施”的话，正说明我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公正与尊严！
三、所散发传单内容与邪教内容事实不符
依据法律对“邪教的解释”和“邪教的司法解释”，我所散发传单的内容都不属于邪教内容，既无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及政治纲领，也没有恐吓的言论、也没骗人钱财，更无诱导别人自杀、杀人，都是如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揭露有关执法部门或人员如何违反国家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容。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在诉说上访无门的情况下，利用传单的形式说说心里话，既没有影响社会治安，也没有伤害任何人，相反是在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帮助建立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伸张正义，何罪之有？再说我国法律法规没有任何一条明文规定，申诉遭受无理迫害是违法的。难道某些国家领导人或某部门及个人，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以权代法，以势压人、整人、迫害人？那些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凶手，难道可以若无其事的逍遥法外，而揭穿其罪行的人却都成了罪犯、阶下囚？天理何在！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炼功人，也无人强拉我入任何组织，当然传单是谁印制的也不能说明啥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不需要谁去“组织”，就只知道怎么做了。我只是看后觉得非常好，以前我十几种病痛苦了十几年，脾气还不好，自学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奇迹般的好了，脾气也改了许多，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对人身心健康，于国于家都有利的好功法，在世界上都公认的好功法为什么对她不公呢？为什么说她是邪的呢？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了，也想让别人得，这是人善良一面的不自觉的表现。所以我看到这些传单后，我也想为别人好为国家好，就情不自禁的散了出去。如果让我们还象以前那样自由炼功，谁散真象传单干啥？99年7.20之前为什么没人散传单呢？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无人迫害我们这个亿万群体，又有谁去愿意上访呢？
从以上理由看，国家和政府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法律上也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教组织，更没有明文规定炼法轮功违法。而又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参加了任何组织，所散传单内容按法律解释与邪教性质内容完全不符，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伤害，而且还不允许我们请律师辩护。因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不成立。充其量我的行为与公安部违背《宪法》和法律的“通告”（规章）相抵触，我既没有触犯法规，更没有触犯法律，怎么能适用《刑法》给我量刑呢？因此××法院依据《刑法》第三百条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我年徒刑，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是不能成立的，是违法的，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要求立即无罪释放。
中级法院也是一级法院，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办案的唯一原则。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两高”没有立法权，就算“两高”的各自“通知”属司法解释，但是根本上是不得与《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因此“通知”属无效解释。法院是特殊的执法机关，掌握着生杀大权，不像行政单位那样下级机关执行了上级机关的错误决定后，有些后果的损失还可补回来，但一个人被判刑入狱后，也可能就死在狱中，又给家人带来多大伤害！假如最高法院无任何法律依据就让你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话，作为中级法院你会不会执行？那么你的天平会倾向哪方呢？是倾向上级命令呢？还是倾向国家法律呢？如果倾向前者的话，还有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吗？现在“两高”在各自的“通知”中对法轮功的处理办法，完全是根据代表中央个别领导人意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定性”而定性的，而不是按国家法律办，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你们中级法院领导的面前，是执行上级领导的意思呢？还是选择法律公正、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呢？如果你们非要执行上级机关的“法律”，我仍然保留申诉的权利。但是历史的审判终究是公正的，一旦真象大白，法轮功有个说法的时候，（你们实行的是终身审判制）决不会因为谁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就可以逃脱历史的责任。但我希望的是你们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公执法。谢谢！
辩护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