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氏浩劫给一个小家庭带来的灾难

1996年年底，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高爱泉。在接触了解过程中，他对我说他身体有病，现在开始炼法轮功了。如果病好了，我们会结婚；如果病不好，他不会连累我。在以后的修炼中，我看着他脸色渐渐红润了，双眼也有神了。而且那时我舅母也因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变化很大。

看到他们的变化，我也开始看《转法轮》，并同我丈夫一块到炼功点上炼功。在修炼中，我知道了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在厂里，我认真的做好本职工作，不再跟任何人因为干活多少而心里不平衡，再不跟别人一样为多计产量而偷拿厂里的纱。对此我的朋友说我傻，我说：“我师父教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做什么事都要先考虑别人。你想想如果人人都为多计产量占公家便宜，我们厂不就垮了吗？”就这样，我在修炼中洗涤着自己。

我丈夫高爱泉在电厂工作。2000年9月，他们单位对炼法轮功的人進行迫害，逼迫他们放弃炼法轮功。先是下班后关在厂里不让回家，停发工资，每月只给300元生活费，并声称工资不长，厂服不发。渐渐的班也不让上了，就关在厂里不准回家，生活费还需要自己负责，电力局派两班人轮班看守，他们还两次到我家逼交大法书。那时正值冬天，家里还等他买煤取暖，我和婆婆就去电厂要人。电厂书记孙建国说：“上面不让放。”我们说：“按法律规定，单位私自关人属违法。”坚持叫放人，并让他们拿出文件来看。他们说：“没有文件，只是口头传达，上面说了，整法轮功（学员）怎么整都行。”最后我丈夫绝食抗议这种违法关押，才被释放。

丈夫回来后，我就想：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就是炼功锻炼身体，按“真善忍”做好人，提高道德，这样的好人却遭到关押，于理于法都讲不通。2000年12月，我决定去上访，为法轮大法也为我丈夫，为被无理关押的所有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于是我毅然去了北京。当我走到天安门时，就被便衣拦住强逼上了警车。在车上，一警察不让我坐座位，让我蹲马步。我不蹲，他就用橡胶棍打我的头，用拳头把我的眼睛打肿了。又让一位刚劫上车的妇女坐在我头上，她不坐，喊“法轮大法好”也遭到了毒打。警车直接把我们送去了监狱，后又被送到潍坊驻京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对我说：“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说不知道。他说：“他们给你定了个扰乱社会秩序罪。”

我被厂里拉回后关在南厂传达室不让回家。以王光林为首的厂处理法轮功领导小组，一边逼我写“三书”，一边还通知我娘家人来。我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在他们的诱骗下对我软硬兼施，并把我6个月大的孩子抱来，我在压力下有点承受不住了，就写了。厂里还要我交5000元钱，作为去北京拉我的费用，还要我婆婆交3000元的取保候审金，我婆婆说没钱，只借了2000元，他们说2000元也行。就这样，收了钱，才把我放了。

我上班后，厂里派专人看着我，不时找我谈话，要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说：“上一次，我是昧着良心写了，这一次，我怎么也不会写的。”车间主任臧新（音）说：“你再上北京，告诉我一声，又没说不让你炼了，觉得好在家炼就行了，别上访了。”我说：“让炼为什么把书都收上去了？”他问：“谁收的？”我说：“电厂的人到我家把书全收走了，还把我丈夫关着，这是让炼吗？”他听后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