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江××政治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我共被非法关押四次。第一次被抓后,被送回镇政府,遭到恶警李金福、李爱民打嘴巴子、脚后筋,逼迫在烈日下跪砖。打了之后,又非法把我们戴上手铐送定兴县拘留所,非法拘留我们半个月后,我们象球一样又被踢回镇里。因为我们不背弃修炼,不法人员们又把我们拉回镇,非法把我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四五个人围着我用橡胶棒打我,并叫来我的儿女、亲戚、朋友对我进行威胁,强迫我在别人写的保证书上签字。
回到家后,政法委书记王凡、原庆经常到家里骚扰,挑起我的家人对法轮功的不满。由于家人受邪恶的威胁,在谎言的欺骗和经济的压力下,不让我炼功,还经常打骂我,弄得我家不成家,使我们整日生活在痛苦的打骂中。
99年9月,镇政府不知听到上级的什么密令,强迫我们到镇里开会,实际就是非法把我们关起来了。我于9月4日再次去北京说明真象,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荆洪飞等大队领导怕失去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把我推出了村,劫持到镇政府。下车后,大约40多个小伙子围了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打的我的脸都变形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地方了。在我神志不清、夏日炎热的天气呼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强迫我跪砖。
政法委书记王凡气急败坏,继续挑起我的家人对法轮大法的仇恨,当着我的家人的面逼迫我骂我们的师父。我不顺从,就遭到一顿雨点般的嘴巴。
在拘留所里,我被关在潮湿的黑屋子里,由于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压力,整夜不能入睡,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不法人员们不但不管,还说我装蒜。在同修们正义的呼吁下,他们才拉我去高碑店就医。在去高碑店的路上,王凡阴险的说:“你怎么不自杀,你自杀了我们省了多少麻烦。”
王凡还说是谁指使我喊眼睛看不见的,拘留所吃什么。随后他又讨好的说给我买水果和火烧夹肉,遭到我拒绝。在医院里围观的病人和医生看我被打成那样,觉得很惊讶。王凡做贼心虚的说了一套诽谤法轮大法的话,挑起民众对法轮大法的仇恨。
我们由拘留所被劫持往汉庄洗脑班,在那里我们被整天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不让吃饱。我们绝食抗议,他们用重金收买当地的地痞、流氓打我们,打得我们腿不能走路,半夜拉出去锁在树上,最后逼迫家人交了3000元钱把我接回家。
每到节假日,镇伙同村大队不是去学员家骚扰,就是把我们关起来,要罚金,还让我们收不了秋,过不了日子,还造谣说我们炼了功不过日子了,挑起家人、亲朋对法轮大法的仇恨。
2000年阴历8月11号,我正在地里摘棉花,镇里伙同村委会,派车在棉花地里把我强行抬上车送往李郁庄洗脑班。在610淫威下,洗脑班主任李平为首的恶警给我们来个下马威,逼迫我们站军姿,以站不好为名用橡胶棒打、电棍电、还威胁说我们这样的,上告也不受理。恶徒们打了很长时间,最后把我和一个女同修锁在树上,把另一个男同修吊在门槛上,晚上没让我们吃饭。我被锁在一张小床上,身子平躺或仰躺,双手抱着床架,用手铐铐上,脚叉开用铁链子锁上。恶徒还扬言是锁狗的链子,不让我们大小便,不让翻身。
洗脑班不法人员每天给我们灌输谎言诽谤大法和师父,强迫做笔记和守则,不配合他们就用橡胶棒打,用电棒电、拖入所谓“反省室”折磨。
“反省室”设有两根铁链把我两个手腕锁上,手叉开,脚不沾地吊起来。然后恶警用橡胶棒在后边打。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又被逼迫站军姿、做俯卧撑和各种怪动作。我进行抗议,他们过来就是雨点般的棍棒打在我的头上、身上,把我打晕死过去。又用水管放水冲醒,再用电棍电嘴、牙、用烟烫。
在我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恶人以我绝食为名,撬开我的嘴灌药,把我的嘴弄得鲜血直流,晚上十二点强行让我跑步。
这样整整折磨了我两个月,这就是江××迫害法轮功的铁证。最后家人花了两千元钱把我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