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汇编：北京调遣处暴行（北京专辑8）
北京团河调遣处的万伏电棍、牢霸拳脚和肮脏“卫生筷”
（明慧网2002年10月19日）刚进团河调遣处，全副武装的恶警站一排。如果大法学员不写所谓的“保证书”，就将受到毒打，被电棍电。平时这些电棍是不让拿出来的。有一位60多岁的姓翟的老学员，被恶警同时用几根上万伏电压的电棍电，翟老被电得浑身起泡，但他没有屈服，后被绑在床上达数天之久。2001年4月份以前，在调遣处经常可以看到学员被用刑时的悲惨场面。那种悲惨的场面就是在明慧网上也披露得很少。用尽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无法描述。以下所写的情况是包括劳教人员，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
刚进去调遣处，要脱光衣服进行所谓的检查，有好的生活用品、贵重物品会被搜身的牢霸抢走，这都是在警察的纵容下进行的。进门还要高喊“报告”，要不能喊得象歇斯底里似的，就不让进屋，喊得越歇斯底里牢霸越高兴，那是一种变态的心理。进调遣处还要进行“法西斯”似的军事训练，短则几天，多则一个月。立正站军姿，练队列等，打、骂、被电棍电，是常有的事。很多人都累倒过。还有就是背诵司法部23号令。有很多年龄大、记忆力不好的人为此吃尽了苦，被打骂是免不了，晚上还不让睡觉，直到会背为止。在那里生活，真的是提心吊胆，说不准什么时候班长或牢霸会踹你一脚，打你一拳。在那里，警察一般不打人，都是牢霸打，牢霸也懂得避开警察打人，不让警察担责任，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早上，6点起床，要是慢一点，免不了又是一顿拳脚。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都要点名。点名时，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如果姿势不对，就拳脚相加。点名后开始上厕所、洗漱，厕所只有5、6个位子，30几个人，在里面上厕所叫“蹲、擦、起”，只有几秒钟时间。而且上厕所还得班长同意，如果这些牢霸不高兴，就别想上厕所。牢霸要上厕所时，大家更难受，因为牢霸上厕所要占很长时间。洗漱间能用的水龙头只有几个，恶警将总水闸开得非常小，水是往下滴而不是流。30几个人，牢霸当然要优先。上厕所，洗漱的时间总共只有10分钟。大家象一窝蜂似地去抢位子。老实一点的人真的没机会洗漱，上厕所。洗澡也是这样。刚进去的人7、8天没有拉大便、没洗澡是很常见的。夏天，7、8天没洗澡，浑身发臭。
在调遣处，只要不是下雨，都是在露天场地蹲着吃饭（据说2001年10月份以后改在屋内吃饭了）。吃饭前还要背诵一段23号令和报告词。炎热的夏日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照在头顶，一群人蹲在地上，汗流如雨，啃着难咽馒头，吃着难吃的漂着虫子的熬出来的青菜。五分钟之内要吃完。没吃完就扔了。
白天干活，调遣处经常是包筷子，用写着什么“高温消毒”、“卫生筷”等字样的纸将筷子包起来。那只包筷子的手，真的是脏得不能再脏了，上厕所、擦鼻涕等等，从来就没用水洗过。连喝的水都困难，别说有水洗手了。包筷子时，那筷子在床上、地上到处都是。进去过的人出来后没人敢再用所谓的“卫生筷”。想起在里面时，是怎么包的那筷子，都感到恶心，更别说用那种“卫生筷”了。每天的任务都非常重，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干活，中午是没有时间休息的，晚上要干到7、8点钟，有时要干到十一、二点。其他人还要帮那些牢霸干活。有时有好几个不干活的牢霸。
平时没事时就坐着，晚上有时看看电视，但是坐的时候必须坐得端正，坐得笔直，稍有不正，便会挨牢头的毒打。
很多普通劳教人员在里面都暗自流泪，对那些牢霸恨之入骨，对社会、对政府、对干警充满了仇恨。
那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好，包括那些牢霸，他们被逼于警察的压力和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管着大法学员，不让学员相互之间说话等等。但是在里面也有一些因一时的错念做错事的善良的人，他们经常在暗暗地帮助大法学员、生活上照顾学员。
通过和学员接触，那里面也有一些警察明白了大法好，知道法轮功是被诬蔑、陷害的。他们不敢公开与大法学员谈话，只是私下里偷偷地和学员谈论这些事。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30/28227.html）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恶警凌辱虐待大法弟子的事实
（明慧网2003年6月1日）我是97年10月开始修炼的。99年迫害发生后，我一直坚定的走过来。
2000年6月28日晚，警察来到我家非法抓捕我。但是阴差阳错，他们和我擦肩而过，阴谋没有得逞。但是，从此后，我便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在外漂泊了近十个月。2001年4月10日凌晨2点左右，我在睡梦里被惊醒，睁眼一看，一群来势汹汹的警察已经闯进房间。从此，我的牢狱生涯开始了。
我下面揭露的是“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恶警的犯罪事实。从拘留所到被非法判刑（只要是在北京被判的）之间，有一个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集中营，即所谓的“劳教人员调遣处”。这里的恶警也在参与迫害中犯下重罪。
2001年5月29日，我和几名功友同时被绑架，并一起被劫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外面是砖红色的大围墙的地方。不久，从大铁门出来两队警察，用凶狠的语气训斥我们，叫我们分男女两队站好，并且强迫每个人把头低下，我前面一位年轻的女功友，没有低头，一个警察用电棍一直电到她低头为止；进入大铁门后，恶警又要求我们全体低头，一恶警向我吼道：“第四个的白头发没有低头！”一个皮肤很黑的女警察马上象猛虎一样朝我扑过来，对着我的头，一掌打了下来。我心里一点都没动，还觉得它们真可笑，犯得着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这样大动干戈吗！
警察左转右转地把我们带到一座灰色的破旧的大四合院里，命令我们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并一一叫进办公室写“保证书”（让抄写现成的“保证书”），那位女队长坐在椅子上，让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蹲在她脚边，用穿着尖头皮鞋的脚不停地踢这些大法弟子。还罚我们两手抱头，头低到两腿之间，脚跟并拢。罚我们在院子蹲一夜，喂蚊虫。
后来，我们又被强迫面墙而立，不准动，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都要这样折腾一天。有好几个功友因蹲在大太阳底下，膝盖都被晒出了亮亮的大水泡。它们还采取污辱的方式强迫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并把衣服和被子撕得乱七八糟，这是对人格的莫大侮辱；
天快黑了，才给我们“分到班里”，当我们把破旧的衣服拿到班里时，又要受班长的训斥，强迫我们进门必须大声喊“报告”、“是”，并说今后只要是门，进出都得说这三个字，一定要大声，否则的话，就让你一直喊下去，直到发不出声音为止。
在这里，大法弟子被剥夺了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那些队长动辄大吼大叫，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我们没有一点人身的自由，就连上厕所也受到监视。只允许用2分钟上厕所，而且必须请示组长，班长，队长，有时是整队人一起去，低头抱首，走路时脚要抬成90度，还要走直角，放下去，要听得到“劈啪”声。否则，头部立刻遭到重击。上厕所时，还有一个人坐在你对面看着你。我本来大便不通畅，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月只有几次大便了。
洗漱也只给五分钟。一到时间，水就被强行倒掉，不准洗。因为经常不能刷牙，偶尔有机会漱个口，也是满口血水。
十几个人住在12个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只有八个床位，多余的人就睡在床下的地铺上，头还必须露在外面，要让队长看到。里面很脏，到处是苍蝇，蚊子。晚上搜身点名之后，就锁上门。大小便就在头旁边的小桶里。睡觉时还有人看管我们，我有好几次是被从睡梦中叫醒的，他们说我在炼功。
每天很少睡眠，一睁眼就要干活，拼命干。比如包筷子，一百多斤的大麻袋都要我们去扛，装卸。干不完活的话，不准洗漱，不准换衣服（夏天），不准睡觉。“调遣处”就靠我们干的活创收。
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准讲话，两个人之间插一个非法轮功学员监视我们。我们学员之间就靠眼神和微笑保持沟通。在里面恶警们就是变着法子折磨大法弟子。
我们在里面不但要遭受恶警察们的折磨，还受到其他恶人的侮辱。除了这些最常见的折磨方式，更残忍的还有“坐飞机”——把两手向后高抬起，弯腰低头，长时间地让你保持这样的姿势；还有让下蹲起身，不停地做，要做三百多个才行；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恶警用电棍电年轻的女功友的下身等等。
我在里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折磨的只有七十多斤。我能讲述的折磨形式只是一点点，挂一漏万，那种对我们精神的摧残用任何语言来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后来被非法关押的地方——北京新安劳教所（又名北京女子劳教所），原来只有一个大队，100个人，后来增加了6个大队，非法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不断地有进有出。恶人折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我们从身体上，精神上摧残到极点，令我们崩溃。然后，逼我们违心的写一纸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为了强迫一群遵从“真善忍”的人们，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写一纸“保证”，恶人们不择手段。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有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有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有年轻人，也有七十岁的老人，都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的，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冤狱啊！连劳教大队的队长也承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有这么多白发老人和妇女被关在监狱里”。但是即使这样，几乎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没有被所谓“转化”。我们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和累，侮辱和折磨，因为我们坚信“真善忍”是没有错的，做好人是没有错的，大法是最正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是邪恶压不垮的。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5/36968.html）
我在北京调遣处和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经历见闻
（明慧网2003年8月16日）99年4.25以后，政府当权小人一方面在4月27日和6月24日向全国人民公告“各级政府对各种健身气功从来没有禁止过……”，另一方面却派警察便衣以“查户口”等各种名目对修炼者进行骚扰。每天有一名警察（便衣）来我家中坐两小时，炼功点外围有便衣在暗中盯梢。当时我想，我们做好人，他们不理解，就给他们一个了解的过程，让他们也学学，所以不管是跟踪还是来我家，我都把我们的修炼心得等资料给他们看。可是一个星期后，因为他们把精力搁在我们这些好人身上，造成小区刑事案件急速上升，我想也不对劲了，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定，打击刑事犯罪，他也承认我是好人就不再来骚扰了。可是集体炼功时仍有高音喇叭干扰，成群便衣监视。
7.20以后，我仍然坚持堂堂正正地修炼，并向派出所所长说明打击“法轮功”会给国家、社会、给人民和他们自己造成危害，他同意我们炼功。但随着迫害的加重，他害怕了，以“非法聚集点”为名，用开除公职，没收房产等诸多手段逼迫房东违约要求我搬离。我不得不带着两个幼儿和保姆流浪。在我流浪期间，他们又以“有国际背景、政治势力、丈夫能弄到中央情报”等诸多莫名其妙的借口，四处寻找我直到最后将我绑架。（其实我丈夫也不过是一位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99年9月20日那天，我和保姆去交电话费的途中，正在有说有笑地走着，突然几辆黑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几个彪形大汉把我和保姆分别塞进两辆车，并用棉袄把我蒙住。当时听见他们一路上打听看守所，好像是看守所都满了，他们就把我搁在监狱关了三天，然后又把我转入一个边远省城的看守所，在没有提审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关押了100天。后来我们给公安厅长写信：如果我们连做好人、祛病健身的权利都没有了，并且这样无休止地非法关押下去，我们只有绝食来抵制迫害。此时他们才露面，并无耻地声称：“把你们抓来以后给忘了。”他们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行为，给我和我的亲朋好友造成了巨大的身心摧残。当时我被绑架后，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丈夫找遍了北京所有的看守所，谁也不承认抓了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费了很多周折，花很多钱打通层层关系才找到我。在这期间，我的父亲和公婆等老人因承受不住打击，纷纷病倒，孩子无人照管，丈夫因四处寻人无法干自己的工作。可是这样的不幸又何止我一人一家呢？当时我是因为当地关不下才转到外地的，而外地看守所也是人满为患。还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提审时被打的满身伤痕累累，回牢房时只能扶着墙根，拖着沉重的脚镣，一跌一撞地爬进来！
2000年6月，因我在公园里静静地炼了几个动作，恶警又把我非法关押了110天。当我问他们为什么又如此违法关押我时，他们却荒唐地说：因为找不到抓你的单位，不知把你放回何处。可是他们还要求我写保证，不到公共场所炼功才允许律师保我出去。那时真有一种被黑社会绑架的感觉。
我刚回来两个月，因拒绝上洗脑班(那时美其名曰“研讨会”)，又被派出所五花大绑从家里把我抬走。当时我想我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来了解我们，并且通过一年多他们反反复复地接触大法弟子，他们也都认同了这确实是一群好人，那我就不能再容忍其无理迫害了。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后，我在牢房就坚持炼功。同室的恶人就把我拉到风圈，当时是1月份，冰天雪地，他们要脱光我的衣服，戴上飞行员帽子，准备给我泼冰水，并且几个人把我按住，准备用胶皮管打我(据说在我来这号以前已经有一名大法弟子被打折了腰，一个月无人问津，最后被送劳教了)。我想我必须制止这种邪恶的行为，于是大声疾呼：“打人了！”管教来了，把我和号长都带进了管教室。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给我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被欺负者戴上了飞行员帽，并把我的手脚锁在一起，还向上级虚报：“此人因自杀而戴上械具”。我不能再容忍如此的流氓行为继续下去了，就采用绝食的方式来抗议。没办法炼功我就坚持背法，他们准备了一块擦地的抹布准备随时堵我的嘴。当时他们让我坐在冰冷的地上，抹布也结了冰。
后来恶警管教来和我谈条件，要我停止绝食。我说作为一名管教你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做不了更多的事，只要不干涉我们学法炼功就行了，她说了一些粗话。晚上把我带回号里，因我的手脚锁在一起，人自然短了半截，头也没法抬起来。管教为了表示自己的威风，骂了一阵，并把我的下巴拨起来。我静静地慈悲地正视她的眼睛，当时我看到许多囚犯的眼睛都湿润了。管教罚她们坐板，然后把《转法轮》拿进号里，谈一句歪曲一句，我跟她讲了一些道理，指出她歪曲的地方。后来她突然走到前面给号长两个耳光，说她们打我是在害我，又给自己一个耳光，说自己没管教好。我看出她在演戏，但我也真心希望她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不愿满屋子的囚犯陪我坐板，决定给她一个机会，就要求她让所有的人睡觉，她答应了。晚上其他人都睡了，号长又蛮横地说：“我打你谁看见了？”我觉得她真可怜，就给她讲了做人的道理，过了一会儿，她跪到我面前跟我说：“阿姨，我错了。”泪流满面。当时我真想抚摸着她的脸，可惜我的手脚锁在一起不能做任何动作，只好用眼神表示，并告诉她：其实我们放下一切走出来，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是想唤醒你们的善心，只希望你们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她说：“我也知道法轮功好，真希望你们快点把法正过来，我也好炼，我也不想打人了。”我看到了生命在邪恶的高压下依然存在的善念。第二天管教又来采取了一些软硬兼施的措施，在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为所动的情况下，她只好答应我的要求：不打扰我们学法炼功，不牵连他人，绝食可以随时采用。这样我停止了绝食抗议。
一个月以后，我被送到位于大兴县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后来得知那里是专门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来一个所谓“下马威”而设的。那里充满暴力，没有任何人权与尊严可言。一进门警察就分男女站在两边举着大刀大声吆喝：“低头、抱头、蹲下、不许东张西望……”，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被限制：炼法轮功的人不能说话，不能上厕所，刷牙洗脸必须在两分钟内完成。用厕所时间很短，一个班只有2分钟时间，20多人一班，但厕所只有几个蹲位。很多人来不及，还有的进去还没轮上就被叫出来。不准洗澡、洗衣，包括内衣，苦不堪言。每次打饭时一腿蹲一腿跪，向警察报姓名、报身份，全部都是侮辱性的，不照着做就被罚飞、罚站、罚蹲、用电棍电。
在调遣处第一件事是低头抱手，眼睛只能盯着脚尖，被单独带到一间屋里写保证。我想告诉管教，我是从家里被抓来的，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话没出口就被揪起头发往地上一掼，两根警棍一起乱打。当时我喊“窒息邪恶”，后来又加上了电棍。大约折磨了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快要咽气了，这时我体会到原来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打死的。随后打我的姓付的警察（是调遣处的大队长）出去了，从外面捧了一大捧雪盖在我的头上（因我头上被打而肿起的大包太突出，快要流血，人也处于昏迷状态），一边开门一边说：“我的手下不来了，不然的话还要打你。”这时我从地上爬起来，劝她不要再打大法弟子，回头是岸，不要再助纣为虐了。还有一些老年人被折磨得血压升高或出现其它病状，四、五个吸毒犯人踩住病人，用铁勺撬牙齿，灌完药回来浑身是血、满脸是伤，恶警不敢让受伤人回自己班就送到其它班。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干活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到一点。
一个月后我又被送到新安劳教所（现北京女子劳教所）四大队。一去就被安排由几个犹大围着讲，不让睡觉。开始还挺有耐心的，可如果几天下来仍坚定修炼，就罚蹲、罚站、拳脚相加、讽刺挖苦一齐上。当时我对正法认识不清，思想被邪恶干扰，有一段时间糊涂地被那里的伪装所迷惑，有一些错误认识，给自己证悟到的一切抹了黑。尽管后来努力走正，还是给大法带来过损失。[注]
我目睹了刘桂芙因坚持修炼不妥协，被连续罚站十八天不让睡觉。打昏了往身上泼水，腰被打伤了，爬着上厕所。队长徐艳玲还悄悄把她带出去打，暗中唆使吸毒劳教人员和邪恶帮凶宫艳艳、韩力文、张跃美等对她拳脚相加，还用罚全班18人不睡觉的方式逼她妥协，声言如果再不转化就罚全队被劳教的人不许睡觉。以后连续3个月的时间，每天只允许睡1个小时，眼睛都熬花了。
我还目睹了刘祥芬头被打了个洞。五、六十岁的曹桂荣被送进集训队后，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青紫，让她蹲着走路，鞋都走碎了，换了鞋继续走。警察还强迫她在地上匍匐前进、练扔手榴弹（一种体罚形式）。我还亲眼看见刘秀萍因坚定信仰，她的管班队长张淑贤长期不让她睡觉，而使她精神失常，生物钟错乱不会睡觉了，说话做事颠三倒四，恶警还诬蔑说她是炼法轮功炼的。大学教师章慧容因为承受不了迫害而违心妥协，内心矛盾极大，造成精神失常，结果招来了更残酷的迫害，天天被罚蹲在门后，身上被踢得青紫。赵小华被打的惨叫，夜里几个人压着她跪着，她痛得无法忍受而把大家吵醒。好几个法轮功学员因听不了这种反复刺激而哭泣、呕吐、晕倒。
六十岁左右的张嗣温因在调遣处被逼超长时间的抱头蹲着，被折磨得头抬不起来了，被送进劳教所后，罚站两个多月。恶警队长暗中唆使吸毒劳教人员打晕她，写好“三书”，拉着她的手按上手印。杜荣芬在调遣处因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大字形铐在木板床上达40多天，还不给她接大小便，进劳教所时给她戴上头盔。在劳教所她因为拒绝妥协而被警察指使的邪恶帮教殴打，随后坚定不屈的她在升旗仪式上喊“法轮大法好”而被送进集训队。在集训队好几回被打得象死人一样，还被延期，至今仍然关在集训队。陈丽娜因有人举报她是“假转化”，被恶警队长李子平狠狠抽了几个耳光，三九天在水房里罚蹲、罚站、罚飞两个多月。蔡如芬在武汉被非法劳教后受尽折磨，出所后到天安门请愿，又在北京被劳教。进所后被罚二十多天不让睡觉，还挨打。李昕曾被警察逼得从楼上摔下来，腰上打着钢板，我却看到她在劳教所同样被罚站，整夜不让睡。
四队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同样残酷的折磨。很多老年人承受不了四队这样的精神刺激，看到这些就落泪，浑身哆嗦，甚至患上了重病。王春娥半身不遂，连话都说不清了，杨桂萍肠痉挛三天两头地发作，她两人经常栽倒在地。苏桂英年近七旬，进四队一段时间后一条腿动不了了。对于这些重病的老人也没有一个能保外就医。看到这些罗容血压急剧升高，眼睛看不清东西，还被要求劳动。对于在劳教所里得病的人，如四队的李继容等，警察从没同情过。
我们只因坚持修炼真善忍、向民众讲清真象，就被无辜抓进监狱和劳教所，失去人身自由后亲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警察却说是我们伤害亲人，不照顾老人、孩子。而警察们对外宣称的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春风化雨”、“慈母、姐妹般的关爱”，又迷惑了多少人啊。
然而，让我们看看江氏集团把过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都转化成了什么人！
我看到张小杰因为忍受不住42天的罚站、罚蹲、罚飞而彻底放弃信仰，放弃做好人，走到了“真、善、忍”的对立面，替邪恶做帮凶，大打出手。有警察说，张小杰非常赞同这样的摧残和折磨。张小杰不但对自己昔日的同修这样，还特意向团河劳教所的警察建议：要求对其丈夫也要采取这样的酷刑。为此张小杰受到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的青睐，电台上播出了张小杰因受到她“慈母、姐妹”般的关爱而背叛正信正念后与李继荣“亲密无间”的镜头，真是江氏集团摧残生命与人性的铁证。遇到有人来参观采访，就要忙一阵子装假，又背台词布置环境，食堂的黑板上明明写着一周菜谱：今日凉菜二个，一是……，二是……，热菜……，可是吃饭时却不是这样，有人当众问警察，警察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场迫害真是不但处处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而且也在处处都用谎言来掩盖。
犯罪恶人：
北京女子劳教所四大队电话：60278899——5401
大队长：李继荣
副大队长：徐艳玲
小队长：张淑贤，文××，孙明月，陆婷婷等
[注：作者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北京大兴调遣处恶警暴行
（明慧网2003年10月28日）我因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曾被关押在北京大兴调遣处。所有在那儿呆过的人都知道，女队有一个一班，是牢头的住处，那里同时也是残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这个屋子里除了放牢头的床外，还有一张光板床，由于在这张床上残害过无数法轮功学员而使床板已变的很光亮了。这些恶警让牢头把所有抵制迫害和不按它们要求签字的法轮功学员，用“五马分尸”的样子把手和脚用手铐铐在床上。冬天无论天气多冷，只给穿一件单衣服。不配合恶警要求的法轮功学员，被长期铐在这张床上，拉、尿全在床上，最长的在床上被铐了一个多月。这些牢头轮流值班没日没夜的折磨这些法轮功学员，随时用刑。不仅如此，法轮功学员们还要承受被灌食、灌水的痛苦，许多人的嘴、牙床、被它们用东西撬破了，肿的很高，牙也被撬掉了。由于不许起来大、小便，就只好拉、尿在裤子里，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难闻的味道让人直想吐。这些牢头就更加气急败坏，象失了控似的拿法轮功学员撒气。有些学员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恶人们害怕学员死了，这时就松开铐子，让学员在地上蹲着。
这些恶人个个心狠手辣，利用恶警给它们的权力，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拿学员的头往墙上撞，要么就打嘴巴，或罚蹲着、“飞着”。蹲着就是两手抱头，并且要把头低到两腿中间，它们还觉着不解气，还让其他的犯人按着学员的头。“飞着”是一种死不了活受罪的刑罚，就是把整个身子向前弯下去，头低下，后脑勺贴墙，同时两只胳膊再从后背翻上来，两手也要贴墙，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恶人的目的就是把人折磨得经受不住的时候，向它们妥协写保证放弃修炼。凡是从这个班出来的学员，个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全身伤痕累累，眼球充血、鼻青脸肿、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手腕和脚腕肿得都发亮，穿不了鞋（被手铐铐的）。经常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是以付文奇为首的，其次为：国丽娜、莎雪梅、韩江兰、秦小兰等等。
恶警国丽娜经常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的软组织部位，例如：大腿根、脖子、腋下等部位。罚学员“飞着”是她惯用的惩罚方式，此人年纪虽轻，但十分凶残。一次，这里被送进一个30岁左右的女大法弟子，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这位法轮功学员刚刚被送进大门，恶警国丽娜就开始了迫不及待的迫害，扇嘴巴，电棍电。由于这位学员拒不配合邪恶，一帮恶警上来在院子里就开始了拳打脚踢，最后揪着她的头发生生把她拖进女队铁丝网。恶警国丽娜怕她的罪行暴露，大喊着：各班把门关上。然后，这位法轮功学员又被恶警们拖进办公室内，继续进行迫害，四、五个恶警围着躺在地上的她，拳打脚踢。当她出来换劳教服时，我见她已被打得眼睛充血，全身青紫。这还不算完，它们又把她拖进一班――这个人间地狱，直到被转送到新安劳教所。
恶警秦小兰在一次值班时，把一大法弟子叫到办公室，上去就用电棍电，电得她满身青紫。当这位学员用手挡时，手指甲划破了秦小兰的手，秦声嘶力竭的咆哮着：你袭警，我要给你加刑。
如遇有什么人来这里检查，恶警们就把这些被打得脸上、身上青紫的法轮功学员排在后面，低头呆着，以免恶警的暴行被曝光。
曾经在一班担任班长的牢头有：王萍萍（卖淫犯）、宋小蔓（贪污犯）、赵小麦（设赌）、兰淑琴（诈骗犯）、刘娜（偷窃），她们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虽然她们是被迫的，在执行恶警的命令，但也同样逃脱不了罪责。
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在北京调遣处和女子劳教所遭受的残害
（明慧网2003年12月9日）我于2001年4月因坚持信仰被迫害流离失所，2002年7月4日被派出所恶警抓住，由于我头部被摔伤，被送进医院，缝合了三针，恶警们串通大夫把我身上的150元钱全部拿走，而后逼问我其他的流离失所的同修的下落，因我不说，他们就把我按在地上踢打，还把我的头发捆在床头上，整个头都不能动弹。看守所恶狱医恶狠狠的撕掉我头上的纱布，还用双手抠我的眼眶，鲜血直流。
7月9日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送往北京团河调遣处，由于我抵制那里的警察，恶警叫来五六个犯人打我，见我还不屈服，就把我关进一间房子打，六七个人把我打翻在地，把我鼻子捏住，又用牙刷把扎我的嗓子，还往里不断地塞馒头，一边扎一边塞，这还不够，还灌凉水，我被她们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将近一个月不能进食，还吐血，连说话都困难，从那天我的脚趾就开始麻木，还一点点的向整个脚扩散。
9月5日我被送进北京女子劳教所，在那里被强迫不得睡觉，只要不屈服就不让睡觉。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被迫向邪恶妥协。
在邪恶势力每天的高压下，我的脚越来越麻木，走路都困难，恶警们还说我是装的，最后我站立困难，走路摔跤，他们只好把我送进医院，经CT、核磁共振检查，腰椎压迫神经，还问我是否受过硬伤，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看着我双下肢肌肉萎缩的厉害，经公安医院的专家会诊，也不敢下结论，而我的病情无法控制，麻木已经超越膝盖，最后没有知觉，卧床不起，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恶警们怕担责任，给我办了保外就医让我回家看病。
我被抓时身体健康，四肢灵活，到现在却被迫害成生活难以自理的人，我不明白当权者为什么不允许人民身体健康，而不择手段地迫害我们，难道说真话、做好人不对吗？！我自知给大法抹了黑，罪孽深重，我只想用我的被迫害事实告诉善良的民众，我是无辜被迫害的，是江氏集团的‘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把我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只想告诉那些政治工具们，不要再助纣为虐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吧。
19岁女孩在北京调遣处被折磨成痴呆
（明慧网2004年2月9日）在北京大兴团河的劳教人员调遣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严重，因为这个地方无人问津。有一名19岁的小女孩李远东，因说“法轮大法好”，被打得尿血，全身没一处好地方，嘴里被撬烂了，连饭都无法吃，头也挨了很多打，变成痴呆状态。
在调遣处，洗漱、刷牙、上厕所就给1分钟时间，稍微出一点错就被体罚。许多大法弟子在这里饱受折磨。大法弟子杨小京、曹竖玲、杜荣芬、徐丽娜被绑在床上达40多天，连厕所都不让上，还经常挨打。在队长的指使下，这里其他的劳教人员经常殴打法轮功人员。有一位老太太于2001年11月底被送进调遣处，当天因坚持炼功，被副大队长和两名吸毒犯人兰淑琴和马玉红打得生命垂危，送进了医院。事发后，副大队长只是被调离他处，而兰淑琴和马玉红也只是换到其它地方。还有一位60岁老太太，因不写保证书，被恶警强迫在雪地里蹲了一宿，还不允许她穿棉衣。
这些迫害在调遣处时有发生，恶警们为了掩盖事实，不准劳教人员谈论这些事情。
江××政治流氓集团一直对广大民众撒着邪恶的谎言，宣传说对法轮功采用“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而实际上一直采用的手段就是酷刑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逼得精神失常了还不放过，学员王淑云就是被四队的警察孙明月指使她手下的班长田永红打疯了，又被送到专门打人整人的集训队继续折磨，最终因精神失常被保外就医。
北京女子劳教所（原新安劳教所）为了执行上级命令，为了达到“转化率”指标，不择手段地对待坚持炼功的人。据悉，劳教所的工作人员“转化”一名法轮功人员，获奖励1000元，如果反弹一名（表示继续修炼），责任警察就被罚款3000元。有的警察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想利用打压法轮功往上爬的，丧失人性、不计后果地诋毁大法，迫害大法弟子。
这个全国所谓“最好的”劳教所采取的迫害手段包括：不写决裂书不让睡觉，并罚站、罚蹲、罚飞；冬天在雪地里或风圈里（通风处）不让穿衣服挨冻；打背铐，关禁闭，绑大板；戴飞机帽，灌食，用电棍电，指使其他劳教人员毒打不接受洗脑的法轮功学员；等等……。对已被洗脑的人就进一步强迫学习造假的欺骗性资料，强迫写揭批文章，长时间劳动（平均每天劳动达12小时，最长达16小时以上），有时一边学洗脑资料，一边干活。
有的有点良心的警察看不过去了，说这些恶警太邪恶了，怎么能这样对待炼法轮功的呀？据悉，有的警察被派去进修，进修的老师也告诉她们：“你们对法轮功实在太残酷了！”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6/45508.html）
北京市公安局劳教人员调遣处的罪恶
（明慧网2004年3月3日）在北京大兴县团河有一个非法关押各类劳教人员的中转站，名叫“北京市公安局劳教人员调遣处”，从2000年4月开始启用。该处条件之恶劣、恶警之残暴，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当数世界之最，而其中女劳教人员受到的虐待更甚。调遣处最初是平房建筑，女队在一个小院落中，十几间低矮约12平米的囚室内，每间关押十六、七个人，晚上锁门，白天门口挂上帘子。夏天室内恶臭，冬天室外内寒风刺骨，不少人手脚冻伤。
劳教人员被关进这里，先要过“罚蹲关”，即以两手抱在脑后，头埋在两膝之间，两脚跟并拢的姿势蹲着，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即使在夏天烈日下也不例外，因此，不少人被晒晕，膝部被烈日灼伤。大法弟子不接受这种凌辱，就会遭到恶警及其爪牙们的毒打，用毛巾堵嘴，不准叫喊。折磨一天后，到了晚上要过第二关：写“保证书”，大法弟子拒绝写保证书，一群恶警便蜂拥而上，拳打脚踢、用电棍击，把人打倒在地，用脚踩、踢，由两名恶警把大法弟子架起来，抓住两手强制写保证书。第三关是“忍渴”，每个囚室每天上、下午各发一次水，每次给4碗水，大法弟子能喝上两口都难。后来改为排队发水，每人半碗。第四关是“忍尿”，上午喝完水，到午饭前本应有一次“放茅”（上厕所时间），但恶警通常不给“放茅”，直到下午大约两点才“放茅”。劳教人员经常忍尿，又加上长期蹲坐在囚室内干活，造成人人腿部浮肿。第五关是“忍便”，因“放茅”是和洗漱、洗碗同时进行的，每个囚室总共才给3分钟时间，卫生间很小，遍地脏水，水龙头和便池数量很少，要排队等候，根本没有解大便的机会，再加上喝水少，吃菜少，很多人便秘，几天甚至十来天解不出大便是常事，其痛苦难以言表。
恶警对劳教人员的精神迫害更残酷。强迫劳教人员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一群蓬头垢面的人在囚室里麻木机械地拼命完成定额，恶警则四处巡视，不停地骂人。只有在吃饭和“放茅”时才能到院子里走几步路，还要按恶警规定的姿势走：低着头、看着地面，两手交叉在腹前，两脚用力跺地面发出啪啪的响声。恶警们经常对劳教人员施行体罚：罚蹲或“放飞机”（背靠墙，两脚直立贴墙，弯腰头向下，两臂向后高举贴墙），恶警还经常踢、打大法弟子，或把大法弟子铐在光床板上不许动弹，或把大法弟子铐在床柱上用电棍击打。这群恶警中以国××和付××最凶恶。劳教人员每天每次排队打饭时，必须向恶警单腿下跪，并说：“×队×班劳教人员×××谢谢队长”，后来，把单腿下跪改成向恶警弯腰90度。
2001年年底，调遣处搬进了耗巨资新建的楼群，虽然外表漂亮，但楼房内仍然充满了罪恶。天网恢恢，清算这里恶警对大法弟子犯下恶行的日子不远了！
清华大学研究生秦鹏遭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迫害
（明慧网2004年7月23日）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法轮功学员秦鹏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经受严酷迫害。
秦鹏，男，32岁，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三大队被非法劳教两年，经受长期的高压体罚强迫洗脑仍未向邪恶妥协，在劳教到期时，恶警为掩盖其长期对秦鹏的非人性迫害，酷刑折磨秦鹏，在其神志不清写了所谓的“四书”后，把一幅自称其家人“赠送”的锦旗挂在三大队的大厅里。然后又到处宣扬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转化”了秦鹏。然而，秦鹏解教后仅几个月时间，又在讲真象中被抓，而此时那幅所谓的锦旗还挂在三大队的大厅里，团河恶警怕谎言被揭穿，不敢接受秦鹏，致使秦鹏一直滞留在调遣处一大队，遭受严酷的迫害。
为示抗议，秦鹏从2004年春节前后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反而遭受更严酷的对待，连大小便都被严格限制，到四月份，秦鹏已连续绝食几十天，骨瘦如柴，不能行走，大小便不能自理，然而恶警仍对其迫害，野蛮灌食。秦鹏有性命之忧。4月份以来，外界已不知其处境与情况，希望善良与正义人士给予关注，希望清华校友给予帮助。也希望知情者能提供更多情况。
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大队大队长：邓××；副大队长：申××
目前，北京团河劳教所集训队严酷折磨北京朝阳区善各庄大法弟子魏××，该队于2004年大年初一至初五仅五天时间就把北京大法弟子彭光俊电击殴打致死，2004年4月27日三大队几十名大法弟子集体反迫害，多人声明在高压下写的“四书”作废，惊恐万状的恶警立即把几十名大法弟子隔离到集训队，進行残酷的“回炉”再“转化”。大法弟子白绍华受到了严酷的迫害，后在各地学员及正义人士的共同声援与谴责抗议中，白少华的环境才略有放松，但恶警已不允许其回三大队，并宣称直到白解教，只能在集训队接受集训严管。
北京各劳教所咨询台电话：（010）1600225转
团河劳教所管理科电话：（010）61292590
团河劳教所教育科电话：（010）61292591
北京市劳教局局长：郑振远政委：张兴荣副局长：戴建海等
北京市团河劳教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张京生副所长：李爱民（2002年11月从调遣处至团河，重罪犯）赵所张所杜启文
团河二队大队长：宋大队长副大队长：倪振雄赵大队长何琨队长：李队长
团河三队大队长：何大队长副大队长：白中银赵江尹大队长队长：刘国玺郭君军
团河五队大队长：杨保立副大队长：岳清金郭金河张大队长队长：岳伟华魏国平刘斌杨队长
团河一队副大队长：王华（曾任二队队长，阴毒凶狠）
团河七队大队长：赵爱国（2002年1月4日前，任三队大队长，狡诈狠毒）
团河管理科科长：任宝玲（男）副科长：龚伟蒋文来（曾任二队大队长，极邪恶）
团河教育科副科长：姜海权（虚伪凶狠）杨金鹏廖科长张福潮
团河原集训队大队长：刘金彪（2002年1月4日调往生产科，极邪）原集训队队长：张宜军
团河集训队副大队长：徐建华
团河原副所长：庄许洪（极邪）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副所长：李静（男）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队长：李继荣（因对大法犯罪成为16大代表，极邪恶）焦学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