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发正念之行及体会
我首先来到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大门口有警卫，因为是周末，又是新年之夜，院内灯火辉煌，很热闹，進進出出的人也很多，我很坦然，镇静自若的随着人流走入了校园。一進入校园，我便如入无人之境，开始散发真象材料，贴不干胶粘贴，办公区、教学区、学生宿舍、自行车棚都做到了。不到两个小时，一大包真象材料便发完了，还贴了几幅大幅真象标语，以及若干小的不干胶粘贴“法轮大法好”。
回到旅社后，我一看时间还早，同修还没有回来，又带了真象材料出去了。这次我首先来到了一所机关，门口警卫很严，双岗，行人也很稀少，我一点也没有胆怯，旁若无人的往里走。我是在救度众生，不许任何干扰。警卫问也没问我就让我進去了。这个院不大，我转了一圈，半个多小时就都发了真象资料。还剩有一半的资料，我又来到了一个居民区，往楼道里、自行车筐里撒发，发完真象材料后又去发真象卡片。正当我专心发真象卡片的时候，一个保安发现了我，跑过来问我在干什么，说他们这里经常丢东西、怀疑我是小偷。我心里很清楚是邪恶在指使人捣乱，我没有紧张慌乱，拍了拍那个保安的肩膀，打着哈哈说：“小伙子，挺负责任呢？你看我象坏人吗？你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偷的。我路过这里，发现自行车碍事，整理一下自行车。”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往外走，平安而归。途中又沿途贴剩下的不干胶粘贴，贴完为止。两位同修也做完了自己的事情，我们虽然很疲劳，但心里非常高兴。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出发去天安门广场。虽然是元旦，天气也很好，但天安门广场游人很稀少，给人一种压抑、冷落、残败的感觉。在天安门广场各出入口都停有警车，纪念碑周围也停有警车，但好象警察和警车并不多，还没有五•一来北京时多。仔细一瞅，便衣很多。那些在广场和四周晃悠的，穿着黑色或褐色羽绒服或夹克，紧身打扮，眼光不时冷冷扫向游人，表情强悍的粗壮男子，十有八九都是便衣。这些人职业特征非常明显，身上都带有一种邪气，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住，稍一留心便能认出来。
我们先对着公安部发正念，然后对着中南海发正念，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在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我们都发了长时间正念。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两个多小时，不停的发正念，头都快念木了。一位同修很想上天安门城楼发正念，希望我陪同一块去。当时我心里稍有点犹豫。我知道上城楼检查很严，而我贴身胸袋里装有几十份不干胶粘贴和六、七十张真象卡片。和我同去的是两位老年女同修，我担心她们出事，真象材料都交给我了。但我转念又一想，同修有这个心愿，应该成全她，怕什么，有师在，有法在，哪里的邪恶也动不了我。于是我答应和她一起去。路上我发现同修有一些紧张，于是轻声鼓励她：“别紧张，大大方方的，没事。”同修后来跟我讲，一听到我这话，她心里一震，马上踏实了，也不害怕了。到检查口时，我很镇静，发着正念，把双手抬起让检查。说来也奇怪，在我前面的人检查都很严，用仪器在身上探来探去，还搜身，衣服敞开搜内兜。但轮到我时，只是摸了摸我腰部就让我过去了。装着资料的上身根本没有检查。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希望同修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不要简单的效仿我们的做法）
天安门城楼戒备很严，游客只能在内层栏杆观望，城楼外墙侧身站了一排便衣，脸朝向游人，虎视眈眈。我们上城楼大约是中午十二点，正好是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我和同修在上面大约发了近一个小时正念。在对着广场发正念时，清楚的看见警车驶向国旗杆附近，把抗议的上访人士抓走。从城楼上下来因为同修要去给北京城里的亲戚讲真象，我们便分手了。去邮局办完一些事情后，我独自回到了旅社。
晚上，我独自带了真象资料，又去了一所大学。在校园里转了一大圈，发完了资料，贴了几十份不干胶标语。返回路上，又在北京大街上、电话亭、电线杆、过街天桥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粘贴，一路走一路贴，贴完为止。回到旅社后，我已很疲劳，腿都抬不动了。打开箱子一看，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真象材料，一叠不干胶粘贴，还有一叠真象卡片。我想，绝不能再把真象材料带回去，一定要发完为止。于是收拾收拾又出门了。这次我就近来到了住处附近一家著名的研究院，院很大，里面很安静，人也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干扰，一个多小时我就都发了真象资料。
这次去北京，来去只有短短的三天，我们比较满意，因为做了所要做的事，达到了预期目地，一切都很愉快，感觉很充实、很高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感受和体会。
第一是北京的邪恶场确实比较强，警察多，保安多，值勤的退休老年人也多。很多院里不但有保安，而且还有派出所和警务区等。很多高层住宅楼出入口有值班室，电梯间有工作人员，就连很多商场、大院自行车棚都有值班室，有人值班看守。因此，我们发真象资料时一定要胆大心细。
另一方面，旧势力刻意营造了北京这么一个环境，北京表面上很繁华，高层建筑比比皆是、富丽堂皇，很多机关大院像城堡似的，森严气派，处处表现表面的强大，而且北京人崇尚时尚和享乐，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骨子里都散发出一种优越感。这些东西有时候会迷惑人，往往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压力，干扰思想，影响正念，让我们感到自己很孤立弱小，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其实，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制造出来的假象，因此我们的主意识一定要强，不看重这表面的一切，不为其所动。人明白了真象，那才是人真正、唯一的希望。
99年7.20后，我去北京上访时就有这种感觉。在去天安门的路上，感觉到整部国家机器好象对着我一个人来似的，那种无形的压力很大。现在当然没有当初那么大的压力，但仍然感觉到这种压力和干扰。虽然有干扰，但它已很难带动我了，而且我一直在发正念排除这种干扰。
这次去北京，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黑手对我的身体干扰是很大的。第二天晚上发完真象资料后，我已经走不动路了，腿僵硬、麻木，仿佛不听使唤，挪一步都困难。虽然这两天是走了不少路，但作为一个炼功人还不至于如此。而且我感到胸闷，呼吸不畅；思维也不如平日清晰、敏捷，有一些散乱、杂念。在旅社和回程的路上，我都在背诵经文和《转法轮》，清理这种思想，排除这种干扰。其他同修也有类似感觉，这说明北京的邪恶干扰确实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去北京，不仅要做好我们要做的讲真象的事情，也千万不能放松学法。别因为在北京的时间有限，只顾了做事，而不学法。
第二是進京的目地和心态要端正，正念一定要强。很多7.20后没有去过北京的同修都想去一去北京，了却这个心愿。还有的想：现在邪恶因素没有那么强了，现在去北京又不用去天安门打横幅，呼口号，只是发发正念，偶尔发几份真象材料，既参与了除恶，又没什么危险，旅游一趟似的。很多同修都有这种想法。或有的患得患失，人心很多，怕心很重。其实这种想法都不对，没有站在法上，都是在证实自己，都是人心，很容易出问题。我们当地有几位同修上北京出事都属于这类情况。
北京毕竟是邪恶的中心，较其它地区邪恶还很猖獗。在另外空间，黑手看得清楚，谁有漏专找谁下手。因此我们心态要平稳，目地要纯正。我们这次去北京，确实是从法上认识到了，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北京近距离铲除邪恶因素，讲真象救度众生。就这个目地，没有证实自己和其它的想法。而且我觉得，去一次不容易，既然去了就要踏踏实实的多做一些事，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不能流于形式。我相对来说怕心较小，做起事情来胆气比较壮，而且我做事前基本都发正念。哪怕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在偏僻的村庄，在森严的办公大楼，在邪恶密布的北京城里讲真象、发资料，我都没有一点害怕。我真的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护法神就在我的身边，谁也动不了我，所以看似险恶的环境也总是能化险为夷。当然，怕心不会自己跑掉，是修去的。只有发自内心的信师信法，坦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怕心自然就会去掉。有时候我心里也会泛起一点怕心，但我不回避，能正视它，能找自己怕的根源，能坚定正念：“我是大法徒，我是神，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心一横一闯就过去了。
第三点体会是我感觉到北京是讲真象的好场所。北京那么大，高楼林立，机关、高校、写字楼、居民区、商业区、各类市场、医院、大街小巷，都是发真象材料的好地方。北京城人那么多，流动人口也多，每天人来人往，形形色色，大法弟子淹没在其中，半点也不起眼。而且北京从早到晚都很喧嚣，半夜里都是车水马龙，晚上行走也很正常。北京是邪恶因素比较集中，这个空间体现的就是防范较严。但是怎么能够防范过来，警察再多十倍也是摆设，白搭，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众生。很多大院看起来戒备很严，令人生畏，实际上你進入其中后，真如入无人之境。再说了，警察也是生命，也在我们讲真象中渐渐明白真象。北京居民楼住的人也很杂，平日互不往来，没人管闲事。我觉得在北京发真象资料其实很容易，相比之下，比我们当地还好做。特别是北京大法弟子，更应该出来讲真象、发真象资料。你们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又有落脚地，又有交通工具，遇到盘问也好应付，三两句话就打发走了，很多地方外地人不好進，但你们可以轻易進入，更应该是如鱼得水。带几十份真象材料，随便找个地方转一圈就发完了，根本费不了什么事。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认识和体会。原来没打算写，觉得只是去北京发发正念，发发资料，太平常了，不值得写。后来想到，北京是邪恶因素聚集之地，很多有条件的同修也打算“顺便”去，我的一些体会和认识，也许对同修们有些参考。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特别是在当前明慧网上还没有号召大家去北京的情况下。
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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