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医生自述得法修炼和遭受迫害的经历
得法
我从小就喜欢医书，记得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爸爸买了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就经常看。后来考大学，爸爸要我学医，我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医学院。
我被大连医科大学录取。在校期间，我集中精力学习。二年级时学院开始教气功，我也很喜欢，最喜欢的是太极拳。为了学习更多的气功方面的知识，我查阅了图书馆中所有的关于气功和中医经络方面的书，又看了许多气功杂志，总觉得不解渴，不是我需要的。
我以优秀成绩毕业留校。后来我去了鞍钢铁西医院，在那里我被选为第三梯队，1994年脱产去党校学习三个月，还公费去广州、深圳实地考察。我的名利心越来越重。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工作不到一年，就开始咳脓痰。我不抽烟却咳脓痰是什么原因？不少同事也都如此，他们说，在医院待得时间长了，咽部就被院内的细菌感染了。我也没办法，吃点消炎药就好了，药一停就又犯。从工作第二年开始，我每年年底都发烧，第一次是38.5.C左右持续1～2天，第二次是3～4天，1994年年底那次持续近10天，每天体温38.5～39.5.C，
内衣被汗水浸透了一套又一套。即使是用消炎药也不见好，一点食欲也没有，只是懒懒的躺着，心里不断在想，现在我年纪还轻，身体还好，以后病情年年加重，身体会越来越不好，那么总有一天我会抗不住病的袭击，可能用不上几年就会死。
1994年下半年我回大连医科大学進修，工作实在太忙。那一年师父正好来大连传法，我听说了，但没太在意，以为与以往的气功没什么区别，就没去听。得法之后回想此事真是后悔。
1995年我开始往大连调转。4月份我在鞍钢体育馆正门旁发现了一群炼功人。优美的音乐、高深的解说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我一直等到他们炼完功，才向领头的打听，炼的什么功？怎么学？他给我作了解答。我觉得还不够，向辅导员借书看。第二天她给我带来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我不认识她，她也没问我叫什么名，就放心的把书交给了我。这份信任就使我震动。我告诉她第二天晚上还书。回家后我几乎一宿没睡，把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真是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思想深处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第二天一大早4点我就出门了，去参加4：30的早晨炼功，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第二天晚上我又参加炼功，并把书带去。可我还没看够，又向辅导员续借一天。第三天晚还书的时候我们互通了姓名。这时我才知道辅导员的名字。她建议我看《转法轮》。我麻烦她给我请了一本。这回看得我心花怒放，太好了！我还从来没看过这么高深的书。
再后来参加集体学法、交流，看教功录像，我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岳父母为了不让我回大连私下里给我设置了许多障碍，使我产生了怨恨，学了大法后我消去了报复心。
1995年6月我回到大连，把得法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希望他们也来学。初回大连我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就象孤儿一样，后来找到了炼功点，又参加了集体学法、炼功。条件成熟后，我们在家附近建立了炼功点，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自从得法后，我不再收患者钱、物，不再接受患者吃请。同科室还有一个护士学大法，我们经常在值夜班时交流心得体会，往往是整宿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越谈对法的认识越深，越谈越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两次到北京证实法
1999年7月20日大连市开始了对辅导员的抓捕，大家都去市信访办要人。后来我们被单位书记蒋峰领的一些人带回，工作、生活受到监视。后来在派出所不保证就关押的威胁下，违心的写了“悔过书”。虽然自以为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我心里甭提多痛苦了。
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捱到2000年2月，我几乎要崩溃了。正在这时，我看到了师父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觉得自己太差劲了。通过与同修交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讨公道。妈妈希望我能带着她一起去。可妈妈替妹妹照看着外孙女，孩子太小无法脱身，于是我们带上孩子一起去。
我们一行三人于2000年2月下旬的一天飞到了北京。到时已是下午，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我们在旗杆和纪念碑中间炼功，做的是“头前抱轮”。不一会我们被一大群警察和武警包围了，接着被推上了一辆依维柯车。车里已经坐了几个大法弟子。车转了一圈后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登记后我们被关進了铁笼子里。有一位女弟子带了一本《转法轮》。被警察在笼外发现，他進来抢，我阻止他，被他一连串拳头打得两眼冒金星。那个女大法弟子还是被打倒在地，又被拖了出去。
我们集体背《论语》、《洪吟》，震慑邪恶。不一会大连的驻京警察来了，领头的叫王国庆，把我们三人带到北京建新宾馆16楼。在那里我们被搜身，翻包，并被限制自由。由于我双眼淤血，3天后才由大连的警察接回。火车行到瓦房店，两个警察都睡着了。我们同行的7、8个人都没有下车，这是我们悟性不好，对邪恶的本质认识不清造成的。
回到大连我们被关進了大连司法局戒毒所（位于净水厂附近）5楼。当天，小外甥女由我妻子接了出去，六天后爸爸交了4000元罚金及240元伙食费才把妈妈接出戒毒所，却又被派出所送進了看守所拘留15天，并被要去了200元看守费。
我被关押之初还觉得我会很快出去，可是10天过去了，情况却越来越不好，特别是不能学法，真是痛苦万分，加上邪恶的“转化”，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又有新学员進来，带来了大法书，我们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轮换着学法，认识到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证实法，不能顺从邪恶。
我被关押在戒毒所的第20天，我想我不能在这，我要出去。那天下午恶警又组织学诬蔑大法的材料。我说我不参加，被恶警带出用拖鞋底左右开弓打我的脸。我坚决不屈服，没有感到痛。后来认识到是师父替我承受了。610办公室姓姚的头头来找我谈话，我明确的告诉他，以后类似“学习”我绝不参加。他没说什么就走了。不一会，来了一个恶警威胁我，说要把我送教养院。我说送哪都不“学习”。隔了一天，就是我被非法关押的第23天早晨，610办公室的滕主任又组织“学习”，我坚决不参加，有好几个学员也跟着一起抵制。恶警把我关進了2楼的“小号”（2米长，1米宽四周无窗，地面有一铁环，叫地环），并用手铐穿过地环把我的两手铐住，还把我的鞋脱掉扔在小号门外。
后来他们把我的爸爸找来，逼他交了4000元罚款及880元伙食费才让我离开。我住地派出所的张副所长又把我带到派出所，由冯警察作了笔录。由于自己对邪恶没有充分认识，觉得正当上访不怕别人知道，就在笔录上签了字，配合了邪恶，被加重迫害。他们又向我爸爸要了200元看守费后，又把我送到了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由于自己对抵制邪恶的认识不明确，配合了邪恶，在它们的材料上签了字，顺从了邪恶的迫害。
在治安科我对拘留决定抗议，不签字。后来邪恶说是公安部的规定，并拿出报纸作证，我居然被它们骗了，在“大法弟子还怕拘留？”的刺激下，签了字，中了“激将法”，犯了证实自己不怕关押，而不是证实大法的错误，实为遗憾。
说是行政拘留，却实实在在的被关進了监狱。15天到了，张副所长把我接出了拘留所，在看守所门外，五院的书记蒋峰、党办主任宋荣娜等在那里，她们都来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他们就一起把我带上车，把我送往戒毒所。在路上他们威胁说只要炼就戒毒所和看守所两面来回送，这辈子就别想出去了。
到了戒毒所，看门人认出了我，立即打电话找610办公室的姚主任，说戒毒所不收我。派出所也不收，就把我送回了单位。蒋峰和宋荣娜非常不满我对北京警察说出了单位，抱怨连累他们。我说上访不说明来意和单位怎么对呢？当时对邪恶迫害的严重性认识还不清楚，还认为上访不报姓名不够“真”。
后来我被停止了工作，每天在大会议室里“反省”。一周后让我去科里当卫生员，拖地、扫厕所，每月只给270元。当时认为我们是好人，应该让人慢慢理解，甚至想当年“右派”都干过这样的活，我们也能干。顺从了旧势力的安排，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承认、接受了迫害。继而出现了摇摆。
党委书记蒋峰与610勾结，找来了大连教养院一伙邪悟的人做“转化”工作；又找来了马三家教养院一伙犹大来“帮教”；又把我们4人送去马三家教养院“学习”；又找来了610办公室的于主任来威胁要把我们送進教养院；又以党的纪律相胁迫，被逼之下写了不该写的东西。这以后我每天在痛苦中煎熬，明知大法好，却不能说真话，真是生不如死。
因为我的工作无人能替代，我又恢复了工作。通过与同修交流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上网声明自己在被胁迫下写的东西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是错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此后我的状态有了好转。
2001年2月，我准备再去北京为师父申冤，弥补自己的过失。此时蒋峰又来威胁要把我送教养院，说我的存在影响院长先進了，影响书记先進了，影响全院人员长工资了。为了不牵连任何人，我向单位提出把关系转到人才交流中心。
在2月的最后一天早晨，我从地铁站东口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我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并打出横幅，一边喊一边向天安门方向走。许多人看到我，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北京恶警的残暴
在广场走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一个年轻便衣向我跑来抓我，我躲闪开，在广场上跑，摆脱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从人群中又跑出来一个中年便衣男人在前面拦住了我。他们把我抬上一辆依维柯车，拉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那里的值班警察还没睡醒，嘴里不干不净的嘟囔着要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我就是不配合，他就掰我的手指，我咬牙坚持还是不让他铐我，可这样掰下去非把我手指掰断不可，我就看准他的一个小手指，一把握住用力掰，他害怕了放开了掰我手指的手。这时来了一个电话，趁他接电话的时候，我跑出了派出所大门，可惜被外面的警察堵住了。
二次回到派出所里，它们把我带到一间空屋里，又跟進来十多个警察，他们都没有戴警号。突然一个警察向我面部打来一掌，而我的脚下却被绊住了，就仰面摔倒在地砖上。警察们一拥而上，给我戴上了背铐（右手在右肩上铐住，再把左手从左腰部向后上背与右手铐在一起）。有人踩住我的背，有人按住我的腿，我一动都不能动。它们问我姓名、住址，我一概不回答。它们就褪下我的裤子，用多根橡胶警棍一起打我的臀部和双侧大腿后侧部，那真是刀割般疼痛。我此时心里只有一念“死也不配合”，咬紧牙关，没有一点呻吟声，心里一遍接一遍的默念《正大穹》。过了一会，我一点也不觉得痛了；又过了一会，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在我的脸上泼水，我醒过来，发现有警察在我的臀部和双侧大腿后侧部穿着鞋踩来踩去又拧来拧去，又用橡胶警棍碾来碾去。还有一个警察把一种液体用棉签涂在我的颈部和鼻孔里，被涂的部位火烧火燎的痛。接着它们把我拖到铁笼子里，放在铁椅子上，又在我的两手上了铐子。我意识清楚，但睁眼的力气都没有，身体就象不是自己的一样，一动不能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恶警又往我脸上泼冷水，又往我颈部涂那种使皮肤火烧火燎的药水……，后来有人问我姓名、住址，我一言不发，又问我是否喝水，我仍不回答，我知道它们是在判断我是否清醒。我一动不动的半躺在铁椅子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个恶警抬起我的腿往瓷砖地面上磕，我一动不动，它把我的鞋脱掉，脚后跟往地上磕，我仍不动。
反复多次后，我听到有人打电话说：“我们这有个截瘫的，快点来看看。”
后来恶警把我的手铐打开了，我就这么躺着，可能是到中午吃饭时间了，没有人在我身边，我走出铁笼，去了趟厕所。我想我得出去，就往外走，走过警察待的房间门口时我被发现了，它们把我拦回了铁笼。我就伏在笼中的长椅上，就这么伏了一下午，我仍想我得出去，就等待时机。
下午它们改变了方式，不断的诈我说：“王玉斌起来吧，已经查出你来了。”又点了许多人的名字，就象是他们真认识我似的来试探我。后来又有许多各地驻京警察来辨认我，他们都说不认识我。我甚至听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的警察对某地驻京警察说，：“就当作是你们那的×××把他接走算了。”那人在它们的央求下已经答应了。当他过来看过我的情况后就立即变卦了。
到了下班时间了，许多警察站在铁笼外商量着。其中一个象是头头的对一个小警察吩咐些什么后，就都走了。我觉得应该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该走了，就起来了。那个小警要我给它拖地，我没拖。它就推我，我就顺势坐在地上。它说你走吧，就扶着我走出了派出所。它一边走一边问，你恨我吗？我说不恨。它又说你得感谢我，给了你那么大德。它又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来，我都没告诉它，它把我向火车站方向扶，走不太远，它就回去了。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后，我想我还得回天安门，就问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旁的冷饮亭小贩，他们告诉了我天安门广场的方向，我就向那边走，刚走不远，那小警就跑来了，它又把我引向火车站方向。
我也没体力了，口渴得很，我走進一家商店，想买点东西，刚问完价，就晕倒了。醒来时被两个便衣警察架上了出租车，拉到了另一个派出所。他们用我的十元钱付了车费后，就把我关進了派出所的隔离间，他们问我脸上的伤是怎么搞的，我告诉他们遇上歹徒了。问我姓名、住址我都没说，他们就不放我走。我要了些水喝，头脑清醒了许多，觉得不能在这里待着，就反复喊头痛，值班的看守去请示后回来问我有钱吗？我说有没有钱都得上医院，看守看我没钱就把我放出来说，你自己去吧。我说不认路，他说出门往右拐，一直往前走就能找到。出了派出所走出一个长长的小巷，我一路打听找到了火车站，搭了一宿大客车到了沈阳。下午乘火车晚上回到家。
再受迫害
在家里休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
2001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替妻子送琵琶去琴行修理，回来时路过人民广场，向一妇女讲“法轮大法好”，却被她举报。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恶警赵勇对我体罚逼供。把水从我头上倒下，淋湿全身，然后开开窗，把我放在风口上吹；把我强按在墙上象壁虎一样伏着；不让坐，只许站；不许上厕所；不许睡觉并拿走了我的两部传呼，一串钥匙，一部手机和50元钱，毁了我的乘车月票。第二天早晨，我正念要离开派出所，我从手铐中褪出了手，闯出了派出所，我找到了一个同修家待了一天，并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们（此为失误，不该告诉任何人），晚上回了家。过了十多天有人到我们那个单元登记住房，说是办产权证，我妻子告诉了他们我的姓名，配合了邪恶。2001年5月15日，在路上有人向我打招呼，我答应了，事后却想不起在哪见过此人，可能是警察为确定身份用的伎俩。
2001年5月16日早晨，我妻子上班刚一开门，人民广场派出所恶警赵勇带人就冲進了我家，把我绑架到了人民广场派出所。它们把我铐在铁椅子上，不让穿鞋，只穿单衣，解去腰带，椅子上倒上水，我坐不得，站不起。我绝食抗议。当时由于情重，以及对法理解不深，认为承认自己学法炼功不是错，怕连累家人，有可以闯出派出所的机会也没走，又在笔录上签了字，照了像，配合了邪恶，使迫害加重（应该坚决不配合）。
第二天下午，它们把我送進了姚家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的第11天赵勇和另一个恶警来提审我，我不配合它们，也不在笔录上签字。它们威胁要把我教养三年，就走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第53天，它们又来了，宣布无罪释放，我刚在释放证上签完字，赵勇就拿出了教养通知书，要把我教养1年。我说我没罪，拒绝签字。它们就强行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推上一辆吉普车，送到了大连教养院。在教养院我拒绝签字，还是被送了進去。
教养院新收大队是5队。在那里，白天都在板凳上坐着，大热的天，一天只给两次水喝；每天只许上3次厕所，每次只有数3个数的时间；不能洗澡，床上、被褥上到处有虱子。许多人身上长了疥疮，我也被传上了。在5队呆了一个月后，送我们去女队“转化”，因为能作“转化”工作的只有邪悟的人。眼看着一个一个被“转化”了，我想不能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就与曹玉强商定，抵制“洗脑”，再让我们去“转化”，我们就高喊口号。可后来警察却再也不让我们去接受“转化”了。
2001年8月9日我与其他19名大法弟子一起被送到辽宁最北部的关山子教养院。第一天夜里我就开始炼功，被阻止。第二天我与同去的大法弟子探讨炼功问题，意见没能统一，但在发正念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集体发正念。我们房间10个大法弟子晚上9点集体发正念。在我们第二次集体发正念时，恶警指使20名被教养人员来阻止我们，给我们每人都戴上了手铐，分散开架到楼上各个房间。我和冯刚被押進了小号，背铐挂在墙上的铁环上。一天一宿后，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才把我们从小号中放出来。我们继续绝食，要求允许炼功。我们绝食的第5天，它们把我们俩拉到卫生所灌食。它们把我双手铐上，又绑到椅子上，往我的鼻孔里插胃管，我正念抵制，虽然我的两个鼻孔都被插出了血，胃管它们始终没有插進去。它们又把我绑在床上，往我脚上的血管里注射药水，我全力抵制，结果把我的脚都打肿了也没扎好。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在睡梦中，恶警又指使被教养人员在被窝给我们戴上了手铐，押上汽车，送到了马仲河2大队。2大队有5个中队，第2、3、4、5中队分别关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炼功要求得到了默许。我在那里坚持炼功，出入不报数，不穿号服。它们把我们用手铐分别与“包夹”人员连在一起43天，最后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才摘掉。
后来我又被送到6大队，我又绝食5天，争取到不戴手铐自由炼功的权利。冬天来了，从6大队回到关山子教养院院部，我不听王书记的支使，又被关進小号13天。我被关期间小号门敞开着，人就象坐在院子里一样冷，每分每秒都十分难熬。我被关進小号的第3天，我身上的疥疮加重，出现了淋巴管炎。关山子教养院狱医张帆来看过，知道病情严重，说应该治疗，问我接不接受，我认为大法弟子被迫害，也应享有就医权，就接受了治疗。全身抹上硫磺软膏，用灯烤。又静脉输了液。在后来就在小号里输液，我认识到不该接受这些东西，每次输液就把输液针头从血管里拔出来，但不让针头脱离固定的胶布，这样警察看我在接受输液，实际上药水都顺着皮肤流到小号的下水道里了。后来我就坚决的拒绝输液。由于做得不纯正，被人情带动，觉得很艰难。后来我又回到6大队，不过是换到了另一个中队。开春后我又随6大队去了河屯砖场。
最后关山子教养院多关了我一天，在多关的一天里我不再吃教养院的饭。出教养院时我不签字，也不允许亲属签字。
回到家里我学法，学习明慧文章，找到自己的不足。原以为做得很好，可还是顺应了邪恶，被剥夺自由1年。这个迫害根本就不该发生。
写出来供大家吸取教训，减少损失。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