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昌邑恶人恶警之恶行
1999年10月12日我又去北京上访，被送到北京公安13处监狱非法关押了40天，在此期间，被审讯室一个叫“7审”的恶警毒打，一天被打了三次，我前胸、脸部被打得一片青，臀部被打的象茄子一样成了紫黑色，手在流血，棍子都打断了。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送進精神病院两次，共8天，在那里我们被强行打针、吃药、扎电针、绑“死人床” ，所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还被非法送進少儿托管所一次，强逼我们与精神不正常、四肢残缺的丢弃儿童住在一起，房间及被褥、餐具都被弄得肮脏不堪的，以此来折磨我们大法弟子。狱警们见我们不屈服，又强行把我们衣服扒掉，只穿短裤和背心，在室外从傍晚5点冻到第二天早上5点，有位黑龙江的女同修被冻昏过去了。人被冻的缩成一团，真是度日如年啊。挨冻的同时，狱警逼我罚站并不让睡觉，叫10个犯人监视我，连续48小时。
此后我被我们镇派出所非法押回家乡，我提包里的750元钱被派出所警察搜抢去，一个姓唐的女警察说是作为他们去押送我的路费。在派出所里被绑在铁椅子上受刑达两天两夜，镇党委委员魏天魁打我耳光、党委秘书宫志强对我腿部死命猛踢。此后被非法关进拘留所15天，还逼我家人交了300元所谓的生活费才放我回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警察翟建涛等4人又把我及其他4位同修非法抓到镇政府的计生办，关押35天，直到农历新年才放回家。
2000年农历正月十一，镇党委副书记刘介松和妇女主任去我家，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他们就叫派出所管国峰带4人来我家把我抓到镇政府计生办。当时抓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党委委员魏天魁叫嚣着说：上边有令，对法轮功上不封顶（意思是可以随意整治）。
党委秘书宫志强、计生办主任尹照杰、明照江等恶徒疯狂的用各种刑具打我们；逼我们头顶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大木头、砖头蹲着走，或者双手举着冰块长时间罚站，走慢点他们就逼着跪在木头上，再用皮带劈头盖脸的抽，打得我们血肉模糊。还用针扎脚心，每只脚都被扎出三个黑洞往出流血（这种伤一个多月都不能够恢复好），就这样变换各种手段的折磨了我们两个多月。然后又逼我们每天8小时按上班时间给镇政府打扫垃圾、扫街。镇党委的恶人还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晚上休息时强行把一男一女两个大法弟子关在一个没有灯的小屋里。在3月6日晚10点左右，魏天魁、宫志强喝了酒，闯进关押我们大法弟子的大屋里，進门就疯狂的对我们每个人连踢带打，从屋里打到院子中，有的人被打得连声喊叫、满地翻滚。一个随着恶徒喝酒、去看热闹的人见此情景都害怕了，说声“快出人命了”就跑出去了；他俩直到把一人打的昏死过去了才停。随后把我们关在一个空屋里冻了一夜。
2000年春天，镇党委书记郭光林、刘介松为了向农民征收集资、恫吓没有钱交集资的农民，就把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拉出去游街示众，把我们脖子上挂上写有诬蔑字样的大牌子，欺骗农民说是不交集资钱的人。有些农民被吓的闭门锁户、弃家出逃。
这次我们被关押了4个多月，最后被勒索了非法罚金才放了我们。我家被勒索了3200元，魏天魁当场就从中扣押了200元，说是去安丘市抓我时花的路费。
我丈夫开机动三轮车拉货，停车加油时，镇派出所恶警翟建涛等人看见了，公然不据任何理由就把车抢走。我丈夫去要车、质问为什么，翟建涛说：是因为你老婆上北京上访，不拿钱不给车，你就当是被强奸了，爱上哪告上哪告。为了要车，我家被勒索去2000元钱。
2000年冬，我丈夫和儿子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镇政府非法抄我们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走了我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一台电视机、录音机（前后一共抢走4台）等物品。
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2001年初），镇派出所恶警把我家三口人都非法抓去关押，镇党委委员魏天魁到派出所去对我们八、九个大法弟子随意打骂，我儿子制止他骂我们师父，被打的口鼻出血、牙都被打松动了，还把阻止他打人的我们同修的头用皮鞋底打的满头是包。后来我们一起绝食反迫害才放了我们。
我回家才过了一夜，镇政府就派人又把我抓到镇政府计生办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在那里强行“转化”，不让睡觉，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电视录像，我起来反驳，被郝顺升打太阳穴，当时我就昏过去了。
此后被送到昌邑市610转化班，郝顺升也被调去干转化。他把我的脖子与双腿绑在一起，还用电线把我双手各一个指头捆绑拽紧代替手铐上背铐，当时痛疼难忍、手指变成黑色。并且不让吃饱、不让上厕所，我绝食5天后才放了我。
2001年5月4日，镇派出所恶警管国峰带4个恶警非法闯进我家强行绑架了我，准备第二天送济南劳教所转化。我当天找机会跑出了魔窟。
自99年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几年中我十几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时间共计达一年之久。我婆婆、公公在家里一听到汽车响就全身哆嗦；街坊四邻一听警察去抓人就心惊肉跳；我二姐因为惦记我被抓，哭的眼睛看不清东西；我家中所有的亲戚都为此牵肠挂肚、提心吊胆……我现在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