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属于大法
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大家好！
我是1997年春天得法的，一直是闭着修，除了身体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外，在身体的表面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但是在实修中，却深深感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得法初期，我曾看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其中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他当时身无分文，就把自己的“身口意”全部献给上师作为供养。我当时就想：我也应该这样：把生命的全部都交给大法。因为我的生命（不只是表面空间的肉身，生命的微观、层层生命直至生命的本源）都是大法造就的，一切都属于大法。所以我没有理由把有限的资源浪费，更不能用于自身的安逸上，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用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虽然有时做的很差劲儿，在生活和修炼中始终是按这一原则约束自己，这方面我不想多讲，我只想谈一谈在修炼中的几次教训。
回想起六年来正法修炼所走过的路，虽艰辛，走的“跟头把式”的。但每一次的摔倒再爬起，都能深切的感到恩师的慈悲呵护，真是“佛恩浩荡”，每次的提高与升华，都会感到无以言表的幸福。细讲起来，那真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下面，就自己记忆比较深的简单谈一谈，境界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纠正。
由于在中国大陆这种“党文化”的长期毒害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从小到大形成了许多不好的行为与观念，在修炼中往往对有些问题自己还意识不到，就是意识到了也很难去掉，因而几次摔跟头。
记得那是1999年11月18日，晚上九点多钟，我正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来访，我开门一看是公安局的四个人，進门后，其中一人说：“这位是X副局长，今天来是核实一件事，听说你这儿有法轮功的材料？”我说：“我没有什么材料”。他说：“你穿上衣服和我们到局里去一趟”。我说：“都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说：“不行，现在就走”。就这样我被他们带到了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他们已经抓了二十多学员，我是最后一个被他们“请”去的。由于一位新学员学法不深，讲了“真话”，把前两天在我们家聚会的（准备進京上访）二十几人，除去她不认识的，都说出来了。
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当时叫政保科），一位姓张的警察问我：你的材料是哪儿来的？都谁去你们家了？是谁让他们去的？我问他：“什么材料？”他说：“你不用替他们瞒着了，人家都把你供出来了。”我没有理他的茬儿，就向他洪法，讲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他不听我说，就照他手里的单子问我：“政府不让炼了，你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我说“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身体原来有多种疾病，炼功后都好了，过去上班一年挣两千多块钱，还不够付医药费的，现在一分钱药费都不用花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人听你说这些，现在就问你还炼不炼了？”我说：“为啥不炼哪？大法这么好，为啥不让炼哪？”我看他也是听信了电视的造谣宣传，就说：“你不要相信电视的宣传，那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都是骗人的。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这时一个长得很瘦、满脸阴沉的人進来，坐在姓张的对面，伸手要过“审讯记录”，他看了看，满脸的不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又回来了，走到我跟前问我：“你的材料谁给你的？”我问他“什么材料？我没有材料。”他对我凶狠的说：“你还不承认。”然后把一摞子纸拿到我面前说：“这是什么？”我一看，他把我的手抄经文等一些用过的纸（准备作打印试版用的纸拿来了，同时抄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当时不知道），我站起身来，大声质问他：“你们抄家呀？”他当时火了，“什么抄家？有你的家人在场。”我说：“那也不行，你们没经过我本人同意”。他这时气得暴跳如雷，对我吼道：“你的书呢？你把书交出来！”（其实我的《转法轮》当时就在床上放着，他们竟没看见）我也大声对他说：“书！？在这儿哪！”我手指着脑袋。他瞪起了双眼，我说：“你不信？我给你背”，我就开始背“论语”，他没等我背完一段，就不耐烦了，阻止我，他越阻止，我说的越来劲儿（从7.20以来造谣媒体整天诬蔑、诽谤大法，我正有话没处说）我便滔滔不绝的讲，简直没有他插嘴的份儿，嗓门儿越来越高，全走廊的人都能听到。后来竟把他气走了。当天晚上他们把我和另外两名学员关在国保大队的一间办公室里，让我们坐了一宿，凌晨我们开始炼功，值班的警察睡醒一觉，发现了，说：“别炼了”，我们谁也不理他，他也就不管了。
第二天早晨，在他们上班之前，我们就帮他们打扫卫生，擦桌子、扫地，后来又帮他们清理卫生间的下水道，值班的警察吃饭回来，发现我们都不在了，吓了他一大跳，他四处找我们，当他看见我们在帮着搞卫生时，才松了一口气：“我以为你们跑了呢”。其实当时完全可以走脱，但是当时谁也没悟到应该反迫害。第二天我们二十几名学员都被送到了县看守所。别人都送到了监号，唯独留下我，说是“特殊照顾”，送到里面（小屋），号里的犯人跟我说：“你的罪不轻啊！”我问：“啥意思？”她们说：“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等着判刑的，人家外边大屋的都是有期限的（行政拘留15天）”。这时我才明白“特殊照顾”的意思。我心里说，我才不在乎呢，不就是判刑吗？没啥了不起的，我可以把牢底坐穿。但是想叫我背叛大法、出卖同修那是痴心妄想。
过一会儿，我丈夫来送被褥，在走廊里破口大骂，……然后又对我吼道：“明天就跟你离婚。”结婚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对我这么凶。因为头天晚上抄家后，他也被带到了公安局，局长对他说：“你挺有钱啊！给你媳妇买这些玩意（电脑、打印机），你媳妇炼法轮功你不知道吗？”我丈夫说：“法轮功挺好的，这几年炼功病都炼好了，真不用吃药了。”局长一听就火了“你媳妇是法轮功头子，你是保护伞啊！”（自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说真话了，对我的态度也由支持到不支持，后来被迫跟我离婚）这次我被关進牢房，给他“丢了面子”，他责怪我不听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政府不让炼就别炼了”，孩子也曾劝过我“你也像别人那样交两本书，说不炼了，然后偷偷在家炼。”我说：“我不能说假话，师父在《转法轮》285页写着“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我修的“真、善、忍”，我怎么能说假话呢？”尤其是书不能交，师父说“以法为师”，《转法轮》这本书就是法，把书交出去，那不就是背叛师父吗？因为“4.25”那次進京上访的事，7.20迫害以后，把所有進京的学员都找去了，很多学员都说了模棱两可的话，交了书，应付过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没去，几次找我找不到，就去找我丈夫。我丈夫几次劝我去公安局：“人家说，就差你一个人没去了，等着结案呢。”我说：“上访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我又不是犯人，上公安局干啥？”
在这个小屋呆了不到两个小时，管教就把我调走了，又转到了另一间大屋，但是就我一个人，并派了一个刑事犯看着我。这个刑事犯一進屋就跟我说：“你真行啊，敢跟公安局打架”。我想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又一想，这可能是师父借她的嘴点我。冷静下来反思自己，这次做得太差劲儿，简直不像个炼功人，争斗心那么强，整个一个常人，这么长时间白学了，光顾自己发泄自己的郁闷，忘记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禁不住泪水不住的流，越想越后悔，感到对不起师父。
第二天上午非法提审，我问了一个管教，是谁来了？他说：“这次是专门负责法轮功的副局长亲自出马”，我问他长得什么样，听他一说才知道，就是昨天要打我的那个人（此人非常凶狠，自1999年7.20他追随江氏极为卖命，曾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拘留、罚款、抄家，并在其中索贿受贿。2000年的时候，一次将二十几名学员全部报上去劳教，但是上边没批。之后不久此人于2001年7月突然患癌症死亡）。管教提醒我：“回答问题你可得加点小心。”我的心里并没有怕他，但是见面后，我为我的态度诚心的向他道了歉，听我这么一说，他反倒笑了。这样气氛缓和了许多，我就把我炼功以来身心受益的情况，心平气和的叙述一番，他也没再多问什么，只问了我，中央的什么“两高”解释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说了一些“法轮功问题可大可小，毕竟不是刑事犯罪，以前抓的学员怎样处理的……”类似的话。三天后，他们把我转到了行政拘留这边，告诉我说：“15天以后你就可以出去了”。一共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8天。临走那天，他们把我连同行李一起送回家，也没人问我还炼不炼的话，也没签什么“保证”，好象是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回到家，丈夫把我反锁在屋里，不让我下楼，不许我接电话，断绝与外界的任何来往。我没把它放在心上，在家里先静心学学法，过几天这一切也就解除了。
98年，企业全员“买断工龄”。失业后因年龄大，一直没找到适当的工作。2000年5月份我买了一台二手复印机，求亲戚装了一台淘汰的（486）电脑。准备开复印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电脑。表面是为了自食其力、再就业，实质上是为了我们印自己的东西方便。因当时我们地区找不到能突破网络上明慧网的同修，和明慧沟通一直很困难。就靠个别同修，有在市里住的亲属，几经周折，才能得到一点明慧资料。有时偶尔从外地传来一份传单，我就复印出来，有时都折得皱巴的，压平展后，把字迹不清的地方用笔描上，做底稿。到2000年的“十一”前，由于我们邻县有40多学员進京上访，所以市公安非常惊慌，紧急下达命令，要求各县把辖区的学员看住。
那几天，先是街道两位干部来到我家劝了一番，我就对她们谈了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我说：“其实不像电视说的那样，若真是谁一炼就走火入魔，或是投河、剖腹、上吊了，那谁还敢炼啊？不用谁劝，早就没人炼了。正因为给人们带来了好处，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才会有那么多人炼。”这两个人听了，说：“是啊，现在的人谁也不傻”。没过几天，镇上领导把电话打到了我家，又查问了一番……。为了阻止学员進京上访，片警就挨家挨户收学员的身份证，并强迫交什么“保证金”。这期间片警先后两次来家里骚扰，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炼功、不進京上访。当时我没有给他签字。我说“我不会给你任何承诺，因为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准人上访，国家设信访局干什么？‘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象。片警回去后向所长作了汇报。结果那天晚上，我丈夫一進家门，就训斥了我一通：“你怎么跟人家说的？人家说你不给签‘保证书’，话还挺硬。公安局长说了不把握（没写保证，可能会進京）就收進来（关進看守所）”。我说：“我也只不过说了真话，我讲的是道理”。“我们头儿说了，你得把你媳妇看住了”。就从这天起，每天都有人在监视我的行踪，一天要接到几个电话，察看我在家不在家。
10月3号，从外地传来了一点明慧消息，消息说，“十一”在天安门广场抓了许多上访的学员，看后我的头脑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能再等了，我要進京去护法”。但另一个我说“如果進京回不来，丈夫、孩子怎么办？他们肯定会被牵连”。在那之前，所有進京上访都被抓回来了，押回当地后，有妥协的、签了“保证书”15天或1个月后放出来了；不妥协就被送去劳教。面对严酷的现实，真是進退两难。为此我流了许多泪。我从大法中得到那么多，今天师父遭诽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为了维护大法，也顾不了那些了，常人中有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最后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卫护大法。
从3号到10号这几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因当时形势严峻，很难想象進京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把丈夫、孩子平时换洗、换季的衣服、家里腌的鸡蛋再过多长时间该咸了……一切事情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和交待，最后把家里的存折交给了丈夫，并嘱咐他：“这是给孩子攒的读大学的学费”……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其实是人的观念。后来有同修笑我：“你進京上访咋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当时我想：在哪都应该是一个好人，在家里也应该是一个贤妻良母，我就这样一走了之，这不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吗？所以应该有个交待。）这时一些同修听说我要進京，也来劝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同修们是担心我此行“凶多吉少”，怕我万一回不来，我们地区与明慧沟通会更困难。我已考虑再三了，進京护法是我很久以来的夙愿，我意已决，九牛拉不回。
临走的那天，丈夫拿来一大堆打字、复印的活，我跟他说：“我不想干了，没心思。”我只给他印了几样，剩下的打字排版的活让他拿到街里的复印社去了。我一看，再不走出去，就会被他们拖住后腿，困在家里。所以，当天晚上就踏上了進京护法的征程。
2000年10月11日我只身来到北京，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正想着要是能遇见同修就好了，这时从我的左侧走过来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她歪头冲我一笑，快步走到我的前面，我断定这就是同修，我紧追几步，走到她身旁，她小声问了我一句“你是‘登泰山’的吗？”我会心一笑，问她你是哪的？她说是长春的，已经来了一周了，并且嘱咐我“现在这儿的便衣特务特别多，你要警惕点，谁要问你干啥来了，你就说你旅游来了”。分手后我来在天安门右侧的长椅上，与人聊天，询问“十一”以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长椅上坐着的多数都是上访的学员，我们谈话的内容被混在学员中的特务听到了，然后就是被翻包、盘问，我问那个武警：“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说：“看看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就因为我说了一句：“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警察不去管坏人，干嘛专门抓好人？”他们不由分说，就拽住我的胳膊“一看你就是法轮功”，我把胳膊一甩，大声对着广场过往的中外游客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抓人？”围观的游人越来越多，他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拽我，这时，另一个警察在打手机，不到五分钟，就开过来一辆（依维柯）警车，几个警察就把我推推搡搡抓上了警车。上车后穿制服的警察便马上拉上车窗帘，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打我的耳光，紧接着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我的肚子狠狠的踹了一脚。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弄懵了，他对我吼叫：“还喊不喊了？”
他们把我送到“驻京办事处”。到了“办事处”后，一个女的把我带到厕所進行搜身，收走了我的身份证。然后有一个姓贺的被称作“书记”的人，跟我唠了一阵子家常，也没说什么，就告诉我说：“你在这儿呆一宿吧，明天家里来车接你回去。”我又被带到了另一个套间。等到他们吃过晚饭，那个姓贺的人，喝得醉醺醺的，开始“审讯”我，问：“是谁派你来的？来这儿和谁联系？还有谁要来？”问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我告诉他们：“我是自己来的，没有人派。”他就是不听，硬逼我交待他想知道的问题。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然后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打我耳光，当时看他的那个样儿，真象个小丑，真可笑，我禁不住笑出来。这一笑把他激怒了，更加凶狠的打我，先是打我的脸，打得我是鼻青脸肿，后来又抓着我的头发往后抡，我摔倒在地上，然后他又是连踢带踹，踹得我满地打滚。屋里的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上前劝他停手。他也打累了，呼呼直喘粗气，这才算罢休。他让我坐到沙发上。当时我心里没有恨他，师父教我们“与人为善”，当时只是觉得他也挺可怜的，他这种行为是在无知中害自己呢。因为人无论在世间做了什么，都得在将来自己去承受、偿还。学了大法，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等他冷静下来，我对他讲：“虽然你打了我，但我心里并不恨你，因你也是受蒙蔽的，不了解真象。我是炼了法轮功，这两年身体好了。不然的话，你就得打出人命来。”我就给他讲我炼功后受益的情况。我说：“政府不应该这样无理智的迫害，这也违反了国家当初对气功的“三不政策”，这样下去势必造成像“六四”一样的重大冤案。后来他态度上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对我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我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怨的。是你们公安局长来电话，让我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派你来的？和谁联系？还有谁要来？”我说：“你问这话挺可笑的。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上访的结果是什么？这不明摆着吗？如果我派你上访你干吗？给你拿路费你也不干哪。”听我这么一说，他也笑了。我又对他说：“只是觉得我们在大法中受益了，应该说句真话。但这也需要勇气和胆量。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敢说真话？尤其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很多人都在违心的说假话。它让人出卖良心、失去做人的尊严，让人成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他们听完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他对我说：“觉得好就在家偷偷炼呗，把大门一锁，小门一插，谁管你呀！别出来惹事，这不给人找麻烦吗？”我说：“如果不是这场迫害我们都在默默的做好人、静静的在炼功，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
当天晚上他们分成了两组看着我，一组先睡觉，另一组整个晚上打麻将。整个房间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的。这一夜，我在反思自己，我被抓的过程。我非常后悔：我怎么就这么不理智呢？刚刚学完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他们抓来了呢？我来这儿干啥来了？什么都没做。不行，我得走，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易的把我弄回去。产生了这一念，我就做出走的准备：开始他们叫我在墙角坐着，把我的包放在窗台上，后来我移到中间茶几边，把包也移到了脚旁边。第二天，我抓住了时机从那个套间走出来。走到楼梯处，就跟在两个打水的人身后，随着她们往下走，结果多走了一层，走進了地下一层，她们進了房间，我跟着又向前走了几步，发现正走到一个破仓库的门前，门没上锁，我就临时躲進了仓库。过了大约半小时，我估计他们找不到我，也该回房间了，所以我就从容的走出了驻京办事处。其实我能顺利的走脱，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自己只是有这个愿望，其实都是师父在做。
从北京回到家乡，同修们见到我都感到意外的惊喜，想不到我能这么快就顺利的回来了，从而破除了人的思维模式（進京上访就会被抓、被打、被判刑），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知道我安全回来的同修都受到很大的鼓舞。
虽然回到家了，但是我丈夫的压力很大，不敢让我在家住。因为这次進京，公安局跑了空车，没抓到我，他们就逼我丈夫找了一张我的照片，上网通缉我，从此我就在外面流离失所（这也为我提供了方便——在一位同修配合下，为本地区做资料，保持与明慧的沟通）。直到2001夏季，因孩子上高三准备高考，丈夫才不得不硬着头皮让我回到家，他把原来住的房子卖了，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
记得2002年2月4日辽宁法轮大法日那天，我们全县不论县城还是农村，到处可见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天上人间同贺法轮大法日”条幅、粘贴等。那天丈夫回到家，满身酒气，進门就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随后他又把电视机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我阻止他，不想让他看，他非要看。他总想从电视里找点“理由”和“证据”来说服我，让我放弃大法。当时我很生气，看他醉醺醺的样子，一时也跟他说不明白，就说了一句“人话你不信，你专信鬼话”。我心里怪他，不该相信电视的造谣宣传，你明明知道大法好。过一会儿快到八点了，我就去另一个房间发正念，他一看我不理他了，就更来气了，过一会儿，他过去看到我立掌，上前就把我的手搬倒，我不理他，再立起来，他看制止不了我，就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我还是不理他，眼睛都没睁，还是接着发正念，他就到另一间屋子的立柜前，拉开门，把里面师父的法像摔到地上。等我发完正念只看到像框和地上的碎玻璃，没看到师父法像，我想他不敢毁坏。从那天起，我便与他分居。心想我这次得给你点教训，看你还敢不敢再对大法不敬？你不是不信有报应吗？这次就叫你遭点报应。（其实还是用常人心对待这一关了）
后来有一天，他从我婆婆家回来，跟我又提起离婚的事（以前已经几次提出离婚，但我没答应），他在外地部队工作的弟弟今天跟他说了：“像我嫂子这样（不放弃修炼），你若在我们部队，早就把你开除了”。弟媳也说：“在我们那儿，孩子高考政审时，家里有炼法轮功的都不让上大学”。公公、婆婆一听着急了：“把你媳妇找回来，赶快跟她离婚，然后让她远远走着”。（我在外住的事，他没敢告诉他的父母）。我对他说：“你真够蠢的，现在关键是叫孩子安心学习，全力以赴准备高考，在这关键时刻你又要把我撵走，孩子能安心学习吗，每天都担心妈妈，她能考上大学吗？”我跟他说：“我不会和你离婚的。”我没有担心孩子政审的事，心里想：人各有命，能不能考上大学，那是她命中注定的，但我没跟他多说。9月份孩子顺利的考入了她理想的大学，并没有经过什么政审。在这期间，他逐渐有了一些转变，有时我趁他高兴，也能给他耐心的讲一些真象，后来他也能主动的看一些真象光盘。到6月份孩子考学前夕，才与他和好。虽然和好了，但我这样任性，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也给我们的婚姻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孩子送走后，又到了“十一”所谓的敏感日，我想他一害怕，又得撵我走。所以我先做了离家出走的准备。果然，有一天我吓唬他：“有人发现我在家了”。这次他真的又害怕了，给我准备点钱，叫我赶快走，就这样我再一次流离失所。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已经偏离了大法还不自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要最大限度的去符合常人”，这个法就是针对我这类学员讲的，修炼不能走极端。可是，当时也没理解那么深，就想着全身心的投入大法中，我也不愿再听他没完没了的唠唠叨叨，什么“不想整天跟你担惊受怕，不想跟你操这份心了……”。我没有遇事为别人着想，结果被魔钻了空子。
一个月后，2002年11月11日那天，县公安局出动了几辆警车、十几名干警，副局长带队，还有个肩扛摄像机的（可能是县电视台的）。一名恶警先把门骗开，谎称是查电表的，我把门打开，他看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照片，认出了我：“我们已经找了你两年了”，他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挣脱与他撕扯，结果把拖鞋弄掉了，光着袜底、踩了一脚泥（刚刚下过一场雪），他把我连拉带拽关進了路边停着的警车里。过了大约半小时，他们又把我拽回我的房间，到屋一看，十几个警察正在折腾，整个房间被他们翻得一片狼藉。他们还录了像。那位副局长一把将我推坐在电脑前的凳子上，然后对我吼：“把电脑打开！”（他们已经弄了半小时了，因有密码，他们没打开），我对他说：“电脑坏了”，这时，他们把摄像机又转向了我。我站起身对那个扛摄像机的说：“你把它放下”，他没有放下，我就伸手去拉摄像机。那位副局长就左右开弓“啪啪”打我两个大耳光，并且满口的污言秽语。他们把我的电脑，打印机、手机、BP机、电话，还有大法书籍、磁带、录像带等都拿走了，就连电脑桌、皮箱等物品都搬上了车。还有三千多元现金，都被他们抢去。
他们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又把摄像机对准了我，拉着架式要“审讯”我，一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理他，我对摄像的人义正辞严的说：“你们是不是也想搞一个假新闻来蒙骗老百姓啊？没有用，你们录了也没有用。”（后来问常人，那天的录像他们一直没放过）。我又对那个警察说：“你们连我的名字都不清楚就把我抓来了？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我不是罪犯。”我对那个副局长说：“你知道我们是被冤枉、被迫害的，还这样对待我们？等到将来我们平反时，你怎么办？”他说：“到那时你们再抓我。”随后他们给我带上了冰冷的手铐。
他们派警察日夜倒班，轮流看着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象，半个月后，差不多已经都讲过一遍了，这时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漏洞？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已经放下生死，没有怕心了，为什么还会遭受这种迫害？虽然还有一些执著，但都算不上“根本的执著”……在法理上我第一次感到困惑。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正念也越来越弱的时候，我的亲属巧妙的把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及时送到我的手上。捧着师父的讲法，我泪流不止，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师父的讲法，越读心里越亮堂，越来正念越强。师父在讲法中说“这些问题出现的目地，是旧势力觉得有的学员认为修了大法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只要是大法弟子了，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它们看到了：这不行，这不等于上了保险了吗？学了大法就不怕了，这本身这颗心还不够大吗？所以它就要在大法中制造麻烦。”自己以前确实有过那种想法，也许是这一点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是师父的慈悲引导，使我走出了迷茫。
一个月后，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再一次摆脱了邪恶，5个月后回到了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队伍中。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自己也在一点点的清醒，通过同修之间的交流以及每周仔细阅读明慧周刊上弟子切磋文章，更多的是师父借同修的嘴一次次的点化，使我渐渐的找到了自己许多一直意识不到的执著与漏洞——做事爱走极端、钻牛角尖，这好象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到大都这样，同修也几次对我说：“你不够取中”，师父的经文《取中》这一篇也学过多少遍了，但没有理解更深。
回想2002年10月6日的离家出走，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在那之前，因为看到外地同修流离失所、全身心投入大法，产生了羡慕之心，心里想：这样也好，也免的跟常人浪费时间。当时虽然对师父讲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没理解那么深，所以被魔钻了空子。另外自身还有很多非常顽固的人的观念，比如：从读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就几次说过我“目中无人”，在走入修炼以来，自己也一直有一颗骄傲自满的心，以为自己走的正，在修炼这条路上从没动摇过，没向邪恶妥协过，没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污点，（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是自己走偏了）。所以一直是趾高气扬，看不起别人，表现为不宽容，遇事总是强调自己，爱发火，听不進别人的意见，意识不到自己无形中成了领导。长期以来在整体中的作用很坏。现在看来，我没修去的哪一样都可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因为它们是以个人修炼提高为目地的。
摔了跟头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才渐渐认识到这些自己该修的东西，自己必须从零做起，从头开始修。破除人的观念，修去这些顽固的人心，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今天，以我的教训提醒众同修，少走弯路，在剩下这有限的、最后的修炼道路上勇猛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