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木斯大法弟子自述五年来遭迫害经过
99年7.20镇压开始，佳木斯市公安局就将当天进京上访阻截回来的同修和他们知道的炼功人全部劫持到各个公安分局。第一次走进向阳分局，我的心怦怦直跳。从小就胆小，不敢做任何错事的我，还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品学兼优的我，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违法乱纪损害社会公德的事。面对警察的提审，感到是对我的最大侮辱。下午两点多钟，恶警强制我们看诬蔑大法的录像。明令禁止去炼功点炼功，不准进京上访，不准串联，由所在单位领导层层包保，不准出问题。
政治打手很快便在本系统内开设了两次洗脑班，强迫给我们灌输了大量的邪理。洗脑班结束回单位上班时，恶人又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去保卫科签到。并扣压了我的身份证，不准我出本地区。如要走，必须向包保人汇报。。向阳分局的警察也经常往我家打电话骚扰，每到所谓的敏感日都被严密的监控。并让我打电话及时向领导汇报在哪里，我不打，他们就打电话骚扰，给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严重干扰和极大的不便。由于我坚持信仰真、善、忍，也使我所在的部门受到了株连，比如不能参评先进集体，我个人更是失去了评优的资格。在一次评优条件中没有提到炼法轮功不能参评，结果我被评上先进。但上报后我还是被拿下来了，我找领导询问原因。这位领导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是她在评选条件上漏掉了这一条。
2000年，我依照国家宪法规定去北京上访。申诉法轮功的清白，要求还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讲诉由于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药费，道德回升等事实，以及电视对法轮功的歪曲报导。和许多上访的学员一样，我马上被带到当地驻京办，由单位接回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每天两顿窝头，有时带有霉味，黑乎乎透着铁锈味的大头菜汤。每天要收伙食费20元。家里怕我吃不饱，不得不花高出实际价格几倍的钱订一份午餐。晚上睡觉就更难了，十平方米的地铺要容纳二十多人。一个人头在这边一个人脚在这边紧紧挤在一起，稍一动身就会被两边的人挤进来。使人再也无处容身躺下。七八月份天气闷热，监舍空间狭小，也不让到外边透透空气。一排排坐在地铺上（叫码大排），一会儿一身汗。有几天监舍内人数增加到三十几人，一反一正的躺着也没有地方。刑事犯就让大法弟子在地铺左右两侧的狭缝中间躺着，两侧把脚收回。但经常是睡一会，就被两侧的刑事犯伸腿给踢醒，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艰难度日
由于我被非法关押，丈夫不得不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上班工作，还要为营救我而东奔西跑。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顾而变得沉默不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我丈夫找到一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亲属，说了许多好话又拿了6000钱。就这样被非法关押了近两个月后我走出了看守所。
2000年末单位又办了半个月的洗脑班并要求表态。2001年4.25前夕，单位又要我们每人写一份对大法的认识。如果这次写合格了就不再找我们了，如果不写就送市里办的洗脑班（三个月，每月费用800元全部自理，如不转化直接劳教）。我们中一位同修知道后，就给领导写信讲真象。并说如果这样继续骚扰我们，我们还去上访。这一举动震慑了邪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2002年5月13日，四名便衣去单住抓我没有找到，便在我家楼前蹲坑。迫使我流离失所，也使单位一些工作联系中断，造成一定的损失。他们没有找到我，就去我丈夫的单位强行将他绑架，逼问我的下落。由宋某某带领7、8个警察抄了我家，然后将我丈夫带到环路巡警办公处。变态的心理使其强令我丈夫踩师父的照片或骂师父，被我丈夫严词拒绝。中午也不让他回家吃饭，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放他回家。以后的很长时间他们还在跟踪丈夫和孩子，企图抓捕我。
2003年我因讲真象被举报，被桥南派出所警察魏某某非法绑架。而后由所长蒋国锋带领魏某某、李某某、还有一名警察又一次抄了我家并把我关进看守所。年迈的公婆听说后，因受惊吓而病倒，全家陷入一片混乱。家人为营救我，给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支队长陈永德5000元，给国保大队教导员陈万友2000元，给市法制办公室孙某某7000元，各方面打点又花了近1000元我才被释放。
几年来在江氏流氓集团的一手操控下，恶徒们不遗余力的执行他们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使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及家庭、单位都受到了株连。给修炼者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几年来，我几次失去了升迁的最佳机会，外出学习也受到阻挠。取消所有评优资格，两级工资没涨，精神文明奖扣发，非法监禁和流离失所期间工资全部停发。身份证至今还被扣押在单位，使我失去了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但我坚信真理的曙光定会普照大地，作恶者不会长久。一切不正的东西定会在强大的正义之场中灰飞烟灭，普天同庆这一天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