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童的苦难遭遇（图）
——采访陈淑兰之女李颖手记
李颖大舅陈爱忠于2001年9月12日被送到河北省唐山第一劳教所，8天后即被虐杀。小姨陈洪平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非法抓捕毒打，双腿被打断，后在高阳劳教所遭受一年半的折磨，于2003年3月5日去世。小舅陈爱立遭迫害身体极度虚弱，于2004年11月5日含冤离世。
2005年农历新年前夕，我们见到了处境十分艰难的李颖，虽然年仅十三岁，但从她那过于成熟和忧郁的目光里，我们深深的感到，艰难和不幸的生活，给李颖内心深处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自妈妈遭绑架后，李颖便无家可归。2003年1月9日-2005年2月4日，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光。 |  朝凤庵洗脑班外景（此洗脑班很隐蔽，没有任何标志） |
  李颖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多月的孤独时光。 |   李颖近照 |   1998年—2004年李颖曾经在这里就读。 |
明慧特约记者：孩子，你叫什么？多大了？
李颖：我叫李颖，十三岁。
记者：听说你一直在北京昌平的一个敬老院生活是吗？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去了敬老院，你的妈妈呢？
李颖：是那些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机构）和警察强行把我和妈妈拆散，是那些坏人，把我送到北京昌平城北街道敬老院的。我妈妈被他们（610）绑架了。
记者：那是什么时候，你能想起当时的情况吗？
李颖：那是2002年9月17日上午，我正在学校（北京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上第三节课，教导处的一位姓王的男老师，把我叫出去。
一边走他一边跟我说：“你去学习学习。”
我问道：“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
他答非所问的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
然后拽着我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
车上坐着四个大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要带我去哪里，他们也不说话。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左右，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门。
我正跟着他们往前走，突然听到妈妈（陈淑兰）的说话声，我顺着声音跑过去，看到妈妈衣衫不整，穿着拖鞋，在一间屋子里站着。不一会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妈妈，还有给妈妈做笔录的昌平国保人员叫王月或王杰成（他们都有两个名字，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这时我才知道我被他们劫持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实际是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他们要把我妈妈带走，我死活不同意，紧紧的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我就连踢带踹的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他们没有办法，就轮流出去商量。屋里还有人给我做工作。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他们要把妈妈带到哪里去，我知道舅舅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妈妈会不会也被他们打死，我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于是我更紧紧的抓住妈妈的手不放，我不能没有妈妈，我很害怕……。
我们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我谈条件，说让我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我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他们就强行把妈妈带走了。我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
记者：你知道妈妈是在哪儿被绑架的吗？
李颖：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后来听姥姥说是在我们家里被绑架的，在洗脑班妈妈也没顾上跟我说是因为什么。
记者：你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你的爸爸呢？
李颖：我没有爸爸。当时姥姥被关在河北怀来县看守所；大舅陈爱忠已被迫害死了；姥爷陈运川被关在河北石家庄北郊监狱；小舅陈爱立关在河北冀东监狱；小姨关在河北高阳女子监狱；妈妈陈淑兰也不知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
虽然我的亲人都被他们绑架了，我无家可归，可我还是想出去，因为洗脑班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儿，当时我也挺害怕的。
当天晚上，他们就轮流对我灌输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并威胁我说：不转化就不让我上学。大约到了晚上十点多才把我放开。那里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一个人在那里特别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家，还强迫我住在那儿。
于是我就跟他们说：要不然就放我出去，要不然就让我的老师来陪我（我本来是想难为他们）。可没想到他们真的把我小学班主任胡敬芝老师给找来了。他们就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转化工作的人员还有我安排在了一个屋里。
我很感激胡老师陪我度过了使我害怕而难忘的那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们硬要我看反面录像。这些人太坏了，把妈妈带走了，也不知道给带到了哪里，还不让我回家，第二天也不让我上学，还强迫我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我以困为理由说不看。一个姓高的女的，拿出录音机逼我听录音。我不听，一边跟她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个姓高的用胳膊挡着我不让关，并嚷了起来，再次威胁我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之后还跟别人诬陷我，说我要砸录音机。
还有一个叫任家杰或任家怀的（他们都有两个名字，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男，40多岁，是被转化后帮助他们做转化工作的。他要我写决裂书，我不写。他就写了一个让我抄，我不抄。
我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
他们不让我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他们都不让我睡觉。
他们还恐吓我说，不签字，不写决裂书，就不让我回去上学。他们那么多大人，一个个凶巴巴的整天围攻我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儿。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和人身自由。
有一天下午，他们把我反锁在一间小屋里，四、五个人围着我给我讲他们的那套理论。我便跟他们讲我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我说不过他们便用力去开门，门也打不开。直到下午吃饭时他们才把我放出来。我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二、三个人跟着，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八天后，为了能回去上学我被迫签了字。可是签了字他们也没放我回家，还是把我留在了朝凤庵住，每天由学校用车接送我上下学，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他们这些人都太坏了，我们一家人都被他们绑架了，连我一个小孩儿都不放过。我大舅被他们给杀害了。一想起大舅我就难过。大舅被他们迫害的很惨，为了说真话，几进几出，我亲眼见到他们打大舅时的那种残忍。
那是零一年元旦那天，我们一家七口去天安门证实大法，那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早上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打开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有二米多长，红布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我们全家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打手，不由分说把我们都按倒在地，抢走我们的横幅。当时我被压在最下面，我歪着脑袋看到一个打手用拳头猛打姥爷的后背，另一个打手用穿着皮鞋的脚踩着大舅的头像辗烟头一样来回辗，当时就把舅舅的耳朵踩出血了，但大舅很坚强，依然高喊着“法轮大法好！”周围那么多人围观。
后来他们把我们强行塞到一辆大轿子车。车上大约有六十多人都是大法弟子。一路上我带头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喊一声大家跟着喊一声，就这样我们喊了一路……。
记者：你后来在那个朝凤庵洗脑班呆了多长时间？
李颖：大约有三个星期左右吧。他们天天折磨我，我没办法，八天后，我被迫签了字。第二天他们才让我去上学。但我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每天都有人看管着，晚上还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去住。我讨厌那个鬼地方，我不想住在那里。大概有二、三个星期左右，我就跟他们提出来说要去小饭桌住，（注：为那些父母工作忙而临时代管孩子的营利场所）因为妈妈被绑架的前一天帮我办了一个私人的全托小饭桌（管吃管住），再说我的亲人都被他们绑架了，我能去哪儿呢？
就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姓名不详）又把我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让我当着他们的面再做一次口头保证，然后她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我说口头保证。当时她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儿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我跟他们熬了好长时间，当时已经非常晚了（确切几点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后半夜吧，我很困，最后实在不行了，我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做了所谓的“口头保证”，然后她才把我放了。我现在想起来当时说了些对不起大法的话，我很后悔，是他们逼我，我也挺害怕的，我只想尽快离开那里……。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小饭桌。周一至周五可以住在张阿姨开设的辅导佳饭桌，但周六周日这两天小饭桌就不开了，因为周六周日所有的孩子都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去过周末了，这两天我又无处可去了。后来经过学校商量决定，由几个老师轮流带我到老师家吃住。有的老师我都不认识。虽然她们待我都很好，可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似乎是个多余的人。
每当放学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父母来接，而只有我孤苦伶仃的一人，无处可去。
特别是到周末别人总是问我：怎么没人来接你？这时的我真是无言以对……。这时我就会想起妈妈，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总被当成宝贝似的爱着，可现在呢，没有人再像妈妈那样爱我，我觉得自己好可怜，我想哭，但又怕别人看见，就这样忍着……。
记者：你在小饭桌大概度过多少孤独的日子？费用谁来承担？
李颖：大概三个多月吧。小饭桌每月费用500元，我妈妈遭绑架的前一天为我在小饭桌交了半个月的费用，后来的费用是由学校承担的。
2003年1月9日下午，他们（610）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那地方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我每天步行上学，我很害怕，特别是冬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边没有一个路灯。我小时候就特别怕黑的地方，往那边走，又人烟稀少，走在那条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风一吹树就摇晃，好象鬼一样，心里直发怵……（注：笔者实地测了一下，从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到城北街道敬老院，大概有2.5---3公里的路程，每天小颖都要往返四次。）
记者：那你把这个情况向他们反应过吗？
李颖：我多次向敬老院副院长凌国军，610副主任康丽反应过，我说我害怕，并提出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下学，他们不同意也根本不理我。这时我真想我的妈妈，因为除了我妈妈没有人会重视我和关心我……。
没办法我就每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走在那个恐怖的路上。每到冬天晚上一放学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恐惧，我不知道我还要在那段恐怖的路上走多长时间。（边说边摇头）
记者：自从你到敬老院后，见过几次妈妈，是一星期见一次吗？
李颖：他们完全是骗人的，两年多我才见过一次妈妈，而且还是我小舅活着的时候带我去见过一次，他们这些人坏透了，他们净说些骗人的鬼话。
在敬老院里，我享受不到在这个年龄里的孩子应该享受的那份关爱，不如一个乞丐。他们还有自由，我连自由都没有。住在敬老院里的人，不管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的都有亲属去看望，而我呢？被他们610放在那里就不管了。我要求去见我妈妈或者是去姥姥家，他们也不允许。
记者：在哪儿见到的妈妈？是哪年？还记得吗？
李颖：那是2004年2月16日，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妈妈被他们判了七年半，折磨的不成样子了，妈妈的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我只想哭，但我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
那里的狱警看出我内心的悲伤，骗我说：妈妈在那里过的很好。可谁都知道，在监狱里面谁能过得好呢？七年半的刑期，毕竟不是个短时间啊！
当时，妈妈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小姨死的很惨。是他们把她从河北高阳女子监狱给送回来的。回来时大脑已经痴呆，连姥爷和姥姥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
记者：小姨是那一年去世的？
李颖：2003年3月5日。小姨很漂亮，现在我还珍藏着小姨的照片呢。
记者：那次接见妈妈一共多长时间？
李颖：只有30分钟，而且是隔着大玻璃通过电话说话，好多心里话一点也说不出来，旁边还有警察盯着，我多么想让妈妈拥抱一下，我好想亲妈妈一下……。
记者：后来呢？
李颖：后来小舅就带我离开了天堂河女子监狱。分手的时候，我忍着眼里的泪水，只能挥挥手跟妈妈道别。
我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和小舅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很后悔当时没多看小舅几眼。
2004年11月5日小舅也被他们迫害死了。我苦命的姥爷、姥姥，这么大年纪了，一共生了4个孩子，现在死了3个，就剩下我妈妈一个了，还被判了七年半的刑期，对两个老人来说，谁受得了，更何况大舅、小舅、小姨他们还没结婚呢，就被他们迫害死了。现在姥爷、姥姥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唉……。
记者：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李颖：名义上是由北京市政府提供300多元最低生活保证金，610和教委再承担300元，一共是600多元吧。
记者：你要买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怎么办？
李颖：我要买什么东西，必须先提出申请由敬老院副院长凌国军审批同意后，他们再带我去买。我也不知道够不够，反正他们从来都不给我买好的，什么东西都是买最便宜的。
我也没有零花钱，只有每天的早点钱1.5元，也没人给我买零食。真是怀念以前，妈妈带着我去超市买回好多好多我爱吃的东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幻想。
我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那个鬼地方呆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也省得“每逢佳节倍思亲”了，孤独一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我现在最讨厌警车和警察了，是他们带走了您，害得我无父也离母，亲人惨遭不幸，姥爷姥姥也孤苦伶仃，无人照顾，是谁害得我们家如此凄惨？
记者：你指的“特殊化”是什么？
李颖：比如开家长会，别的同学的家长都去了，而我却没有。还有需要家长签字什么的，我只能去敬老院扣公章。同学都问我妈妈呢？我没法回答。还有很多事情我也无法去面对，我也知道他们都很歧视我。
记者：你在敬老院里住多长时间了，你生活方面具体谁来管？
李颖：算上今年，我在敬老院里已过了三个大年了，和一群没有共同语言的老人在一起真的很孤独，很无奈，也很难受。还有他们牙不好，所以饭菜都是烂烂的，很难吃。
敬老院里就我一个小孩儿，两年多没有人来看过我。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我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唉……有时放学晚，饭凉了，我就得凉着吃，没人给我热。我要求买保温饭盒，也没人管。饭不够吃，就得饿着；菜不够吃，就吃水泡饭；有时人家忘了给我打饭，我能怎么样！遇到嘴厉害的阿姨我就得老实的听着，象个受气包似的，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
在敬老院里，除了上学，我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出门必须由院里同意。我生活方面主要是由副院长凌国军来管，但是他从来也不主动管我，很多事情他都拖着不办，都是我主动找他，而且都要找好多次，实在拖不过去了才给我办。有些事情他也得请示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康丽。
一次我无意中在值班室里，看到一个红皮金字的光荣榜小册子，里面都是反法轮功的先进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凌国军的名字，还有昌平区区长的名字。
记者：想妈妈吗？
李颖：想！可我没有办法。不过我可以看妈妈以前给我来的信。
记者：能把妈妈给你的来信给我们看看吗？
李颖：可以！还有小姨生前给我们写的信呢。
李颖你好：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半年过去了，你现在生活的好吗？过春节去姥姥家了吗？小姨来信要及时回信，要好好学习，多看书，只有多看书才能做好你要做的事情。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妈妈现在挺好的，不要担心，来信告诉妈妈，你姥姥、二舅的身体情况，有时间给妈妈和小姨各寄一张你的照片。
保重身体，没有零花钱可以找小刘叔叔要，妈妈出去还。
祝你天天快乐！（这是陈淑兰2003年3月在昌平看守所写给女儿李颖的信，略作删节）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的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到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
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这是2004年5月26日李颖的妈妈陈淑兰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女儿来信的部分内容）
……姐（陈淑兰），你不用担心我，放心好了。我知道咱家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姐就别再为我操心了，你的处境确实也很难，让你受委屈了。虽然你在信中从未提过，我也能想到你的家庭环境，难哪！不过我了解姐是个刚强的人，正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才把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托付给你。你比我强，换了我，也许早就倒下了，你一定要挺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我想时间不会太久。（这是陈洪平生前写给姐姐陈淑兰最后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此信是2002年9月23日陈洪平在河北高阳女子监狱写给姐姐陈淑兰的绝笔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陈淑兰一直都没有看到，因为陈淑兰于2002年9月17日已遭绑架，至今被关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
记者：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
李颖：（沉默良久）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象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
结束对小颖的采访，内心一片酸楚。
中共对她一家惨无人道的迫害，给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从精神到肉体造成的伤害是无以言表的。她一家的悲惨遭遇，是千万个法轮功修炼者六年来惨遭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更多信息，请看河北张家口大法小弟子李颖处境艰难）
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全球正义的国家、组织及个人，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制止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已经持续了六年的这场群体灭绝运动。
昌平区委副书记、昌平政法委书记：王书合（主抓迫害法轮功） 电话：010-89703046
北京市昌平区610办公室
主任：梁士强 010-89741645（办）
副主任：康丽 010-89741539（办）
北京昌平城北街道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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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国军（办公室）电话：6974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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