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绝食70余天　丁彧仍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

2002年9月1日早6点，我们18名大法学员从牡丹江市看守所出发，于中午11点左右抵达女监。下午1点左右，我们开始一个个被干警领走了，我被一名干警领到小号的一个房间内，由现任看守队林冠（男）和两名女干警负责转化我。我被强行蹲在地上和他们交谈，其间不断有干警前来询问：“还没搞定啊？”有的人劝两句看不听就走了，也有干警恶狠狠的扇嘴巴子，踢几脚也走了。

集训队于畅（现在九监区）进来后，让我靠近她蹲下，问转不转化？写不写保证？我说：“大法这么好往哪转啊？不写保证！”她恶狠狠一脚把我踹倒在地，又命令我蹲过来，问一句打几个嘴巴子，踢几脚，打累了喘口气再打，实在不行了也走了。林冠几个人晚12点钟左右，看我仍不转化，一下蹿到地上揪住我的长头发，拖起我瘦小的身体抡了好几圈。当我披头散发含着泪水被领回三楼中厅时，已有好几名同修在那里了（董林贵、刘坤、赵欣、孙贵芝等），看到她们的模样，我知道她们也遭受到了和我一样的迫害。

林冠跟当晚值班干警耳语几句就离开了，晚上2点左右我们剩下的8名同修戴背铐和衣睡在地上的行李上，度过了初来女监的第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对我们全身搜查，在中厅众目睽睽之下，要求我们脱掉所有衣服，不服从就强行执行，并要求每人下蹲三次，以便检查阴道内是否夹带物品。在这里我们毫无人格尊严，参与搜身的犯人高红霞（现在小号任杂工），干警王亚丽（现任巡逻队副队长），集训队姚杰拿过犯人找来的一些破旧囚服让我们穿，让杂工犯人给我们剪头，一剪子下去，有的地方都露出头皮来了，有点象文革时搞的阴阳头，这是残害人身心的另一种方式。接下来是十几天的“强制体能训练”，走正步、立军姿、做体操，不合格就在烈日下曝晒半小时。刘坤当场被晒昏过去，被送到医务室抢救。现在七监区的孙贵芝说：“我是炼功人，只炼功，不练体操。”50多岁的老人一遍遍被罚蛙跳（双手后翘，下蹲向前跳），后我们因不报告自己是犯人，被王亚丽、郑杰（八监区大队长）抡了几个嘴巴子，并罚站开飞机（双手后翘，上身半蹶）。拳打脚踢是常有的事，睡地铺、戴背铐，由当时狱政科犯人王丹、吕迎春（现集训队）看管，当时王亚丽任集训队队长，负责迫害我的是郑杰、姚杰。

2002年10月份，我被分到八监区。在八监区大法学员的“吃穿住行”都在五联保犯人的严密监控下进行，互相之间不许交谈，有的大法学员连日用品都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大法学员给提供；更有甚者同在一室也不许交谈，不许到室外放风。因我不承认强加的犯人身份，不在衣物上加盖“犯”字，有时我弟弟接见他们不让拿东西，有时只拿东西不让接见，最长一次半年多才让家人接见。我母亲的来信多次被扣留。

2003年4月大法学员们开始陆续罢工抵制这种迫害，任淑贤、王洪杰等人被加戴戒具，反铐双手，脚尖点地十字架型吊在监舍铁床上，由犯人王凤春（已出监）、张明美等人看管长达20天之久，任淑贤双腿浮肿，皮肤皲裂。

2003年7月初大法学员张淑哲、赵欣在狱长领“五查”参观之际，向狱长反映情况，被关入小号，之后我与张淑琴、吕玉君等人也拒绝出工抵制迫害，每天早上“五联保”，犯人王晓东、李铁丽、王文杰、刘丽等人将我从监舍走廊一直拖拽到楼下，再拖到车间三楼，衣服裤子鞋都被拖坏了，后背磨破了，脖子被勒出一道道血印。有一次大头朝下被拽上楼梯，我差点被勒死过去。白天反绑坐在车间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王爱华等人也被拖进来，被犯人杨平、李桂香（现五监区）连扇带打。吕玉君被吊在暖气管上，双手拳过头，脚尖点地，整整一宿没放下来。我也被绑在凳子上，犯人李贵红（现已出监）用竹条使劲抽我的腿上、身上。狱里最终同意了我们不出工的要求，7月中旬车间的30余名大法学员回到监舍。

2003年9月初，狱里派出狱侦、狱政、教改、卫生科联合转化八监区大法学员。开始我们每屋三、四个人分别反绑坐在各自居住的监舍水泥地上，我和田贵青、贾淑英、赵欣四人由犯人顾文娟（已出监）看管，不许洗漱、睡觉、说话，反绑吊坐在地上，最严重一次我们双手反背吊在铁床上最高处，脚尖点地，20多分钟后手就发麻变青，胳膊肌肉被严重拉伤，大粒汗水和泪水流下来，一小时过后，道长赵艳华通知都放下来时，很多人的胳膊、手都不会动了。

十几天的时间里同修先后被拉到后院男犯监区强制“训练”，每天早上都可以听到同修被拉拽时的哭喊声，当时带队的有郑杰（大队长），张春华（专管法轮功的副大队），八监区几乎所有干警都参与了此事，谁当班谁跟队，犯人是专门抽调上来的，有王凤春、赵燕、郭淑贤、王丽红等人，四大科室十几名干警由教改科长肖林带队，又从服务大队抽调了十几名犯人协助迫害。打、骂、踢、拽、罚蹲、跑步、吊挂在铁栏杆上，用电棍电、打，每人一天只给几口饭吃，不让喝水，68岁老人王淑芝也不例外。

晚上这些大法学员被关在旧楼被称作“拐巴子”那间屋的地上，拴在一根竹竿的两头，一个动就全动，不允许闭眼睛、睡觉、洗漱，有时上厕所也不给打开手铐，稍不服从就连踢带打。王爱华被绑吊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被犯人王凤春、黄鹤等人打得浑身青紫，面目皆非，张艳芳（狱中得法）被扒光裤头用木棍、小白龙（塑料管）抽打，又用盐水往上抹，为掩盖其令人发指的罪行，她们二人被送到小号40余天，刚进去时原来认识她们的干警都认不出来她们了，恶警们对外宣称送进病号养伤了。

犯人王凤春拿着将近一寸见方的木棍打我和张淑哲、里玉书、王洪杰的脚骨头上，棍子打折了又换一根，在以后一年里我们脚总是不时的疼痛。最后我们也被绑在一根竹竿上，不允许闭眼，犯人赵燕（哈市人已出监）把牙签折断支我们眼皮，拿带针头的针管往我们眼睛里哧水，不允许睡觉，睡觉就用棍子打，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许坐垫，不许穿棉衣。当时旧楼改造，10月的凉风从刚换上塑料钢窗与墙壁之间的大缝子中吹进来，彻夜无眠。

大家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第三天灌食张淑哲因身体虚弱，当时被灌得大小便失禁，手脚不停抽搐，紧急抢救后被安置在一张海绵垫子上继续灌食，我们几个人一直被反扣坐在地上，给我们灌流食，从鼻子插进一根长约1米、粗6-7毫米的胶皮管一直下到胃里，24小时不取出，鼻腔、咽喉肿痛、发音困难。第六天我开始出现神志不清，高烧39度，卫生所商晓梅检查后强行给我打退烧药，并将胃管取出，发现胃管底端已被胃液腐蚀溃烂。自此我们每6天被取出一次胃管清洗，长达50天之久，其间每天灌食两次（一次奶粉、一次玉米面粥，每次14管共350毫升），为让我们喝水，里面加入大量食盐，一袋500克食盐6个人用，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光了。更有甚者大法学员刘丽萍一次就被灌了半袋盐，当时刘丽萍大便失禁，拉黑水，嘴里两侧的肌肉咸得发木，失去知觉，道长赵艳华还说：我这是为了你好。灌食过程无狱医在场，完全由犯人宋丽波、郭淑贤操作，11月初结束了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2003年12月五监区大法学员因反对犯人的管制被强行拉到外面冻，不许穿棉衣，不许戴帽子、手套，赵亚伦甚至穿线衣线裤被埋在雪里，为了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我们八监区大法学员集体绝食，要求停止迫害。20几名绝食的大法学员每天被吊挂在各自居住的监舍里，晚上集中在“便衣库”戴背铐坐在水泥地上，不许睡觉，由犯人郭淑贤、顾文娟等看管。11天后刘丽萍、张淑哲、我三人被当作组织者关入小号，在小号因盘腿我被干警曹静云用凉水从头浇到脚，并强行光脚站在水盆里，双手反扣吊在铁栏杆上一天之久，棉衣棉裤浇透了，冻得浑身发抖。刘丽萍、张淑哲坐在铺板上也被浇了好几盆水，12月29日解除禁闭。

2004年3月1日因不服从象犯人一样管理，不点名、报数、不穿囚服，我、张淑哲、刘丽萍三人又被关入小号长达9个多月。大法学员进小号一律戴戒具（双手反扣、锁在地环上）每天两顿玉米粥，几根咸菜，有时咸菜太淡已发霉变质。晚上不给被褥，我们三人头枕脚围成一圈，冻得彻夜难眠；戴反铐躺着，手臂肩膀一会儿就又疼又麻，经常调换姿势。4月中旬我们开始绝食抵制无限期关押，三天后强制灌食，因为是流食，身体承受太大，我们坚决不配合，小号程丽干事通知八监区队长张春华指使犯人宋丽波、赵艳华等人强行将我们反扣吊在铁栏杆上，双手举过头顶，为不让我们拔管，头上、脸上缠满胶带，口鼻都不露出来，只给眼睛留条缝。但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拔，最后狱里只好决定每日给插四次管。

第七天他们找来家属规劝，郑杰给家里打电话，传达狱长刘志强、科长肖林的要求，让家属给买白蛋白，并要求家属签“生死状”，即绝食期间生死与监狱无关，由家属承担责任。我父母未签字，此事郑杰、张春华、黄静、肖林等人都知道，肖林和我父母谈过，因狱里要求，父母买了二支白蛋白，250元一只。这种药品是身体极度虚弱，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危重病人使用的，另外每只白蛋白还需配用1000元左右的脂肪乳点滴7小时以上才有药效。我们绝食7天身体还不是太虚弱，根本不需要使用白蛋白，而且没有脂肪乳，只点滴3、4个小时根本达不到效果。其实这是狱里对我们在经济上的一种迫害方式。

因长期关押小号，加上灌食，我们身上又酸又臭，经多次要求，来到小号二个多月后，我们被允许可以更换内衣，每半月洗一次澡。后经大家一致要求，又要来被褥，但由于我不按他们要求铺白单，10天后又把我的被褥撤走了，直到8月份时才给。7月夏天太热，因为我们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头发经常又脏又痒，一次大法学员王洪杰早晨放便时间用凉水、肥皂洗了头，被犯人吕春光一把将脸盆掀翻，还给了两个耳光，并将手铐扣到肉里。

7月4日小号内大法学员张淑哲、刘丽萍、杨秀华、王洪杰、蔡密和我再次绝食抵制长期关押，这次我们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为了给我们灌流食的目地，在我们关押五个月小号，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将我们吊在铁栏杆上，双手反铐，并用绳子拉着拴在走廊一头的暖气管上，几乎没有缓冲余地，一会双手就又疼又麻，双膝、双脚也被绳子紧绑在铁栏杆上，头上缠满胶布，只留眼睛，口鼻也不例外。当时施暴犯人是杂工犯人吕春光、宋淑波、任秀丽；灌食的是卫生所商晓梅。

在绝食期间，我也曾因炼功被加戴脚镣，背铐一个月有余，当时我全身浮肿，双脚发炎，红肿象馒头一样，仍被戴脚镣子挂在铁栏杆上。狱卫生所院长诊断为心脏病、高血压，并因长期营养不良没有阳光照射，浑身浮肿。我和张淑哲因不配合灌食，曾多次被商晓梅、宋淑波、吕春光等强行注射“冬眠灵”，几天都昏昏沉沉不清醒。

到9月16日我绝食70余天，身体极度虚弱，打点滴扎7-8次都不回血，血液呈黑紫色，被由小号调出，在旧楼一楼一个房间由八监区四名犯人（张春光、申秀坤、王文杰、姜卫平）包夹“单独管理”。不许和任何人接触24小时监控，孤独、寂寞遭受另一种精神上的摧残。到10月8日，我吃饭20余天后，由于仍不服从管理，再一次被投入小号。我被关在男犯小号的五号房间内，是那里唯一一间有上水的房间，潮湿、阴冷，地上水迹从未干过。四面墙壁有两面已完全湿透、发霉长毛、两面半湿，后来发展到顶棚也开始漏水，水滴滴在我睡觉的铺板上，棉被都被溅湿了，半夜我只好喊当班陈秀兰干事将我换到另一块没水的铺板上（24小时加戴戒具无法自己换位置）。此事我曾多次向狱政科杨立滨、小号王亚丽队长及当班干警反映，请求调换房间均被拒绝。11月30日我再次被调到旧楼四层单独包夹，40天解除，结束长达10个月之久的摧残。

现在大法学员因学法、炼功，不穿囚服仍在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一月份五监区十几名大法学员被关在监舍吊挂，上私刑，并时常遭受干警及犯人的打骂，迫害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