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
7月21日国家取缔法轮功，而后镇压愈演愈烈。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诬蔑宣传；单位领导还找谈话施压，当时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电视上宣传的和《转法轮》书中写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电视在歪曲事实。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对共产党的话产生怀疑。如果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真的不敢相信堂堂的国家媒体竟能如此颠倒黑白！
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坚持在家炼功，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人问到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都堂堂正正的回答说还炼。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还坚持炼功，以此来证明法轮功没有被镇压下去，有机会我还会告诉世人法轮功并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虽然我得法晚，学法少，执著心多，悟性差，但我能摆正大法在我心里的位置。自从决定修炼以后，我就坚持每天炼功，别人干完工作都在聊天、玩游戏，我就看《转法轮》。我看书从来不回避别人，直到今天我在单位都是公开看书学法，没有任何人难为过我。
我与同修来往也是堂堂正正。学大法是最神圣的一件事，尽管政府镇压，那是它的错，我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我体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把大法摆在应有的位置，言行上才能做到堂堂正正，那么别人也才能尊重你的信仰。当我看到有些同修见面都不敢打招呼，躲躲闪闪，总象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心里就难过。
1999年9月，当时已有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访，直觉告诉我应该去北京，可我在法理上还没悟到。我是一个做任何事都要想明白了才去做的人，也就没打算去，尽管如此，单位领导每次让我保证不去北京，我都没保证，因为我想通过学法，总有一天我会想明白的，那时我一定会去的。就这样单位把我报到了派出所。9月28日派出所到单位找我，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让我写一个不去北京的保证，跟我说了很多好话，说他们也要吃饭，如果我去北京，他们就保不住饭碗了。本来我在法理上就不太清楚，加上人心重，就写了保证，但还需要单位保证才能放过我。单位怕承担责任没保我，这样我被送到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同修，我们在一起学法、炼功、交流。同修们对大法的认识，以及大善大忍的言行深深的感染着我。通过交流，我对什么是修炼才有了初步认识，明白了法轮大法不仅是教人锻炼身体做好人，还有更深的内涵，而且明白了要想提高层次必须脚踏实地的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同时也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五天以后，在同修们的绝食努力下，市里才决定释放我们。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抓紧了学法。在那些日子里，我着重学了《挖根》、《大曝光》、《道法》等经文，慢慢的我悟到了，作为大法弟子，看问题的基点应该站在法上，而不是站在常人的观念上，现在大法遭迫害，身为大法弟子，我有责任去北京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即使见不到信访人员，我去北京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对大法的支持。当时我也只悟到这一层。于是在11月底去了北京。结果我在信访办胡同口就被截住，送到了当地驻京办事处，之后送回当地拘留15天。
在拘留期间，先生托人说情见到了我。他告诉我，这次我要还坚持修炼就要送劳教，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睡，对我来说，这就好比是生死选择。以前单位曾威胁说再坚持修炼就要开除，那并没动了我的心，我可以失去工作，但对于劳教，我就没那么坦然了。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修炼前对人生的失望与无奈，以及修炼后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地，我也想到了孩子、家庭，特别是劳教所的残酷，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继续修炼。我流着泪在一张草纸上给我先生写了一个条：“你不要为我托人活动了，如果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那么我就要走下去，照顾好孩子，多保重。”托第二天出去的人捎给了我先生。当时我心里很苦，因为我的情很重，做出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派出所来提审，让我写保证不修炼了，我说不能写，原则上的问题我绝不能让步，他说那你就只写不去北京、不在户外炼功就可以了。我当时认为只要能修炼就可以，在哪炼并不重要，而且我暂时也确实不想去北京，于是就同意了。以我当时的心性，对法掌握的程度，还以为自己做的不错。写了保证，回到单位，单位已撤销了我的部主任职务，并调离了原工作岗位。
通过和同修交流，我认识到写保证是不对的，是对邪恶的妥协甚至纵容。我也反思了自己的所为，为什么关键时刻把握不好，主要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明。通过这些经历我充分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
2000年6月份，有同修说别的地方开始发传单了，可是传单怎么做，写什么，怎么发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监狱里迫害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就想应该把监狱里的情况报道出来，我根据同修提供的监狱的情况，编写了一篇揭露监狱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打印出来，到复印店复印了50份做底稿，分给同修分头去复印，我自己留了七份。这是我第一次发传单，确实让我费了很大心思。
我家住在高干区，省市领导很多都住在这里。虽然我也很害怕，但我想一定要让这些领导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选了七家，观察每家的报箱是否在使用，确定后开始投放，当时拿传单的手都是哆嗦的，这七份传单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投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觉得很可笑。
从此以后我开始了讲真象的历程。开始我是在自己家附近做，因为我总觉得对我周围的人有一份责任，特别是我住的地方又特殊，除了治安员高密度固定站岗外，巡警24小时不断，别的同修不了解地形，很难在这里做，我家就从未接到过真象材料，那么我就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那时我每周发100-200份，选择有针对性的放在领导家的报箱里，逐渐的扩大发放范围。我还和同修一起去农村发过真象材料，受到了很大锻炼。
记得本地区法轮大法日那天，决定凌晨3点大家同时挂条幅，我很想找一个同修做伴，可偏偏找不到，凌晨2：30我就起床了，我想求我先生陪我一起去，因为我从小就很怕黑，但我先生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你就应该自己走。我想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吧，大法弟子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我毅然走出家门。奇怪的是到外边我就不害怕了。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在树上挂了一个条幅，不理想没完全展开，我沿街寻找着合适的地方，最后来到公园，公园里树很多，一个灯也没有，但却很亮，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我顺利的挂了剩下的条幅，安全返回。有段时间资料来源断了，我就买来彩纸和记号笔自己写真象标语，有一天晚上我去贴真象标语，我来到一处白天人很多的地方，但有一盏路灯非常亮，我就想，路灯要是灭了就好了，我刚想完，灯就灭了，我迅速的把真象标语贴上了，真切的感到师父随时都在我身边。
师父发表《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经文之后，我认识到了面对面讲真象的重要性。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少主动与别人打招呼，面对面讲真象对我来说就难一些。但想到师父的慈悲苦度以及众生的期待，就没有什么犹豫的了，决心一下，障碍也就没了，机会也随之而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很多机会。现在我已经形成习惯，只要有机会就讲真象，效果也不错。由于学校的环境，学生很难接触到大法真象，我觉得我在大学工作就有对那里众生的一份责任。我想了很多办法讲真象，比如：我和同修配合，在食堂吃饭时讲真象，因为食堂的饭桌都是四个人一桌，互相挨的很紧，两个同修配合讲真象特别方便有效。
此外，我把光盘放在教学楼、图书馆里学生必经之处，学生看到就拿走，赶在学生上下课人多的时候，随时放随时就被拿走，既安全又可靠。
自《九评》出来以后，师父又发表了《向世间转轮》，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也觉得时间更紧迫了。首先我自己先学习理解《九评》，认清共产邪灵的本质，发正念铲除自身的共产邪灵附体，清理家里共产邪灵的物品、书籍，声明退团、退队；然后在亲属中传看《九评》，劝其退党及其相关组织；接着是给同事、朋友讲，我每讲一个人都会总结经验，不断摸索改進自己讲真象的方式，让世人更容易接受。
其实讲真象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在讲的过程中，很多心都能反映出来，那么就及时去掉，有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通过讲真象，别人的提问，反复的思考，也理清了思路，真的感觉自己在提高。我想只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尽心尽力去做，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
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跌跌撞撞，过不去关时，也曾悲观失望过，但责任两个字始终萦绕在心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走向成熟。我知道未来还有路要走，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底气十足的说，我一定会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坚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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