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纽约（译文）
这时，闹钟响了，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们中断了谈论。发完正念，我看着他说，“那好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写？”
去年夏天我就意识到我应该来纽约。当时，我刚好准备入大学三年级。不知何故，我的父亲告诉我离开学校找份见习工做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工作经验对毕业后找份工作是有帮助的。
去年十月，出于私人原因，我离开加利福尼亚州的家要飞往东岸。于是决定在纽约停留数日帮忙，或许找份工作。我的父亲认识美国一间大银行的人，在不同的部门帮我约了三个面试。
这间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自1902年开始与中国生意往来。与中共政府的交易肯定是有的。所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讲真象。因为如果他们不聘用我，他们也许没有其它机会知道真象。
头两个面试人没有录取我的表示，但我却让他们听到了真象。
第三位面试人是银行的一名高层管理。我比预约的时间早到，他不在办公室。门开着，我往里瞅了瞅，墙壁上挂满了奖状和西点军校的饰针。他回来了，我们坐下来开始谈。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工作及做一名数千人的经理的感受。他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做管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放下你的自负。”他停了一停观察着我的反应。我饶有兴致的看着他。他说他每天都会打坐冥想。“是真的吗？我也每天打坐。我炼法轮功。”余下的半小时面试我们对打坐，放弃执著，和吃苦提高做了哲学上的探讨。他似乎理解我的纽约之行非是为了钱或是纽约的刺激，而是吃苦磨炼自己的个性。
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可当我回到家，一些同修分享了他们的想法，觉得我不应该辍学去纽约做证实大法的事情，要不然我就不算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不知所措了。我真的想为将来留下一条坦途。但我又想，那么将来的人会明白，这是为了证实大法。
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借口不成立，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借这个理由辞去工作，离开他们的家人，只做大法的工作。因此我决定不去纽约。
但我又想了想，看到许多我应去的点化：父亲的提议，见习工就更不是偶然的，以及过去几个月来其他人的暗示。
我确实有份工作，所以我可以养活我自己。在人的这层，可为将来累积工作经验。学校和我的父母均大力支持，家庭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
因此我带着父母的鼓励和祝福，申请离校一年，飞来了纽约。
初期，我对在大公司工作是有保留的。象许多银行一样，他们过去都做过许多令人质疑的事。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们每年都与中国做数百万美元的生意，我也不会去那里。但是，我知道许多人需要讲真象，加上支付我一份薪水让我能住在纽约，这不是间接对大法的贡献吗？
因为我是独特的见习生，他们把我安排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在我的要求下，我在唐人街的分行工作了一个月。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
我决定等一段时间才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每个人，一旦形成了负面的想法，就会阻止他们了解我。所以我用友好的方式接触他们。当同事见我说中文，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好感。他们愿意与我交谈。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的一名同事向我吹嘘他将来会成为中共的高官。我知道我需要跟他谈并该他得救的机会。以前我讲真象时，我会错误的要求他们洗耳恭听并告诉对方真象是什么。最近与同修的一次交谈，我悟到提问题会是更好的技巧，聆听对方讲，寻找他们的观念是什么，然后破除这些观念。刚好之前的晚上我看了《九评》，觉得智慧被打开了。
“你知道天安门广场事件吗？”我问我的同事。
“知道啊，学生攻击并焚烧官兵。”他答。
我问他是否看过西方媒体播放的官兵事实上杀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学生。他说他并没看过。不管怎样，中国要保持社会稳定。那没党，哪来的中国？
我问他，“社会稳定究竟是为了谁呢？政府还是人民？人民不是最重要吗？”他点头认同。“中国共产党只出现了50年，但中国人却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从历史上讲，这些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所以有没有中共，中国人不是也挺好吗？”他似乎听明白了。我又继续，“但中国政府杀死了那么多自己人--大跃進，文化大革命……。”
但中国在進步呀！他说。我说我的朋友刚刚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数百万天主教徒惨遭迫害。法轮功也是一样。
“噢，法轮功不同。”他说。
我要找出他是如何被人毒害的，我问，“你知道法轮功什么呢？”
他答，“你不知道法轮功叫人不许吃饭不许工作吗？”“你哪听来的？”我问。“真的，”他告诉我。我说，“我担保你那不是真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你又不是法轮功成员。”
“实际上，我已炼了多年法轮功了。”他显得很好奇，这样我有机会向他解释了许多的东西并回答了他的全部问题。由于他看到了我的工作表现不错，我又知道中国历史并尊重中国文化，他乐意听我讲的话。
我的工作表现不总是那么好。离开唐人街分行后，我被转去了信用卡销售部。不像分行，这里我有自己的桌子电脑和电话，挺舒服的。
第一个星期上班，我天天打瞌睡，甚至开会都如此。我以为是我太忙于大法工作每晚只睡几个小时的缘故。公司让我做的研究又难又乏味， 我工作起来慢慢腾腾。最糟糕的是，我是在一间大公司做事，我薪水的支付并非由我的顶头上司说了算，所以没人介意我做了些什么和做出了什么，也没什么人奖励。
当我的上司问我是否患上了突发性睡眠症，我难堪得无地自容。我找了些借口，说我在做义工。他叫我睡多些，他的意思是回家睡。
头一星期都是这个样子。我也没留下大法弟子好的印象。我搞不懂为什么总是那么疲劳。
我记得师父1998年《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大家都知道吃苦，那么你没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魔你、不让你修啊！这不也是你的意志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吗？我就不信你睁着眼睛非得睡？！不行就睁着眼睛炼，还非得过去这一关。” 师父还说，“学法睡觉，读书睡觉，炼功你也睡觉，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那是意志啊！大家知道，不只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魔难都得过去。”
我当自己是常人了，缺乏自制，我让懒惰的魔钻了我的空子。当我感觉疲劳时，我只是随它继续着。我又被感觉工作烦闷的常人心所影响。所以我要突破它。
第二天， 我去见我的上司表示歉意。我说我没有理由，并要承担工作不佳的责任。我保证我会更加专心努力工作。之后事情顺畅了许多。即使头一晚象从前一样不睡觉，也没再上班时打瞌睡。
很快，我又有了一次向公司讲真象的机会。我的老板问我是否想参加公司第一季度盈利现场直播，因为我会感兴趣。我想当然啦，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他替我报了名。我听说最后的一个部份是观众向执行总裁提问。我意识到，噢，那我明天应该问他个问题。但一想起问什么时，我紧张得开始发抖。起初我想问他对一个迫害几百万无辜人民的国家是如何感受的。但当天晚上，我问了一个同修，他给了我一些相当有诚意的反馈。我意识到我的问题来自偏激。同修提醒我需要从执行总裁和他的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我批评他，他肯定会气恼并不会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所以我们商量了以下的问题：
“您知道，过去的几个月中，接近一百万的人退出中共。我认为这是中国人越来越对不满他们政府的贪污腐败，镇压天主教，法轮功及民主人士的行径。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危机的话，我们有没有处理这种事件的机制或者我们可以随时撤出？”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很多，因为既道出了正法進程中中共将要崩溃的事实，又提到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也表达了员工对公司前景的担心，因此是慈悲的。
第二天早上，我坐到了录像室的前排，距离执行总裁只有两码远。全程他都在讲金融，我的心不停的在打鼓。我紧张不知自己是否能把问题得体的提出来。我想着，我干吗这样紧张？我应该平静才是，像佛那样。我意识到一定是干扰阻止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发过正念，然后对自己说，“好吧身体，你要抖就抖吧，，我里面的心可要完全静下来。”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很平静，事情挺顺利。
原来，录像带是播放给公司在全球的3000名高级经理，包括那些在中国的，以及几十万员工。怪不得邪恶要让我感觉紧张。虽然执行总裁回答说他不认为中国会有政治崩溃——唯一他敢给出的答案——希望问题的本身可以令人思考。
我感觉师父通过我的纽约之行给了许多人机会得知真象。
另外纽约也给了我极好的机会自修。
“释迦牟尼讲过这样的话，达摩也讲过：中国东土这地方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这样说，“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是这个意思。”
有时我认为纽约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又吵，又脏，又臭气熏天，太冷，太热。街上的人似乎不肯与你交换目光来躲避你，街中心挂着裸体照片，你一抬头就看见它们了 - - 多好的修炼环境！这是一个生命迷失需要大法弟子帮助的地方。
我想用一首诗结束我的文章。我原先是写出来鼓励一名想来纽约的同修。当我写这篇心得时，我意识到它不仅是为了她而写，也是为了许多同修。我起名为：跃進
凝视着岩壁下的城市，
包裹在灰尘，污垢和黑色的雪中，
即使人人小心翼翼，
也会被未知吓得惊恐不安，
原本的他，方知真我
稳住心突破下一段，
有法在，你会看透雾霭，
地球上的热量和压力
成就金刚，
从迷中救度可贵的灵魂。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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