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邪恶多猖狂 照样做我该做的事
得大法才知道活着的目地
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尤其是我七岁那年，在吃瓜籽时，不慎将瓜籽掉到气管里，当时没能拿出来，引发了一场大病。从此，疾病便伴随着我，多次住院治疗，也没有多大好转，真是痛不欲生。我幼年丧失父母，跟着哥嫂生活，受尽折磨，再加上家里没钱，生活贫困交加，结婚后也是如此。对生活极端悲观失望，真是度日如年。
就在我极度困苦之时，96年的春天，我偶遇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说这个功法好，我听后很想学，就到朋友那请来了宝书。看过之后，使我明白了许多从前不解的问题，我非常高兴，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从那时起，我风雨无阻的每天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从心里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和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也使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的目地是什么，同时我下决心坚修到底。
下决心不做对不起大法的事
就在99年7.20，国家突然开始了全面对法轮功的镇压，电视、广播等媒体不停的造谣、诽谤师父和大法，我心里很难受，也很压抑，这么好的功法遭到了迫害，不知上哪说理去。过了没几天，突然有一天，街道组长闯進我家，逼我交书，我不交。组长说如不交，派出所和街道来收，我丈夫当时很着急，我也不知所措。因我家里还有一批学法点上的书，丈夫让我交两本应付应付。为了保住大批的书，在着急、没智慧、没正念的情况下交了两本。过后很是后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觉着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我觉着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痛苦的简直不想活。到第五天早上，我生起了正念，决心把书要回来。于是我去找组长要书，她说让街道主任拿走了，我就让她同我一起去了主任家，那主任说书交到市里去了，拿不回来了，我很失望，心里很难过。因自己没做好，使大法受到损失，当时我给她们讲真象，告诉她们不要迫害大法。过了不长时间，一天有一位学员找我说要给政府写联名上访信，问我签不签名。那时，大家都知道，签名有可能被抓、被打、被迫害，但我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我要证实大法，我要说句公道话，于是我签了名，那次签名的共有40多人。自从那次签名后，我感觉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好像心里堵着的东西一下就散开了，交书的痛苦一下就烟消云散，我知道自己做好了，洗刷了我因交书造下的业力，我下决心以后一定不再做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
到北京证实法
99年末，一位学员找到我借钱，说要進京上访，当时我也悟到应该去证实法，说句公道话，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允许炼，但还有个怕心，怕丈夫不让。经过几天的学法，放下了怕心，我急着马上就走，又两次找到学员，经商量定好了日期。那时邪恶很猖狂，车站的检票口都有警察监视，我俩走时，没有告诉家人，直接买了去天津的车票，为的是避开警察。第二天早晨到天津后，又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客车，上午就到了北京信访办，我心里非常高兴，终于能来国家信访办，向国家领导反映大法的实际情况啦。那天我们刚到，工作人员说不接待了，前面的人听后都走了。我听后很着急，我想我是来证实大法的，我的上访信如果递不進去，那我不是白来了吗？我必须把信递上去，哪怕只有一人看，我也没白来。我站那没有动，趁机把信递進去，周围的人只有我一个交上了上访信，工作人员看后叫出隔壁的警察，把我和另一个功友送到北京派出所。那里有各省的大法弟子十几个，警察挨个提审，边审边骂，审完后又把我们交到各省驻京办事处，在那里住了五天，每天让我们拿50元住宿费。一恶警政保科长问我们还来不来，我说大法不正过来，我还来。恶警听后骂我一顿。五天后，我们被押回居住地。在路上警察说让我拿一万元就放我，我正告他，我是修炼人，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我不能那样做。那警察很不高兴，骂了我几句。过了一会，家人又打来电话，说让我配合警察，我告诉家人我做好人没有错，我没有犯法，我不能配合他们。到本地后，警察直接把我们送往派出所，一个个的進行审讯。审完后让我签名，我一看是审犯人的目录，于是坚决不签。他们很生气，咒骂我。后来这个警察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当场就把我放了。那次我们市上访的被送回9名学员，只有我一人被放回，其余的都被送進看守所。我知道是我有正念，是师父在保护我。
回家后丈夫很生气，把我亲人都找来了，他们很不理解我的做法。丈夫知道我去北京后，他也去了北京找我，但没有找到。他先回来了，在到家的第二天我的亲戚也都来了，丈夫气得要跟我离婚，把我的衣服都拽坏了。亲戚也都劝我别炼了。那时我真的很难受，心想谁是我的亲人，我那么多的疾病谁又能替得了我，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我告诉我的亲人，就是要饭，我也要修炼，我决不会放弃修炼。在我的坚定下，他们也不太管我了。我又告诉我的亲人，大法遭到迫害，师父遭到诽谤，我不能只想在大法中得到好处，我要说句公道话，我要做我应该做的。
闯出洗脑班
2000年末一天早上六点多我正在炼功，突然有人砸门，我丈夫不加思索就给开了门，一看是三个警察，院里还有警车，他们来抓我去转化班。我丈夫不同意，他们强行把我抓走。那天早晨抓了十多名学员，有的穿的衣服很少，都没来的及穿棉衣，大家早上都没来的及吃饭。在车上，我和一名学员一路上背着《洪吟》和经文，心想我们一定要坚修到底，决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不能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一切，我一定要做好。
快到中午我们被送到转化班。下车后看到好多武警拿着电棍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每天早晨我们被逼军训跑步，做不好，恶警就拳打脚踢，不许学员之间说话，还有犹大昼夜看管强行转化。就在第三天早晨跑步时，累得我头晕眼花，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手脚冰凉，呼吸困难，不能行走。他们把我拖到广场边，一武警把我背到住所，护士给我量血压，高压190以上，一上午血压都不正常，大夫检查说有生命危险，经过他们研究，报到市里，下午将我送回家。不久我身体就恢复了健康。我知道是我不配合邪恶，有正念，是师父使我闯出了那个邪恶的转化班，回到正法的行列中。
只要看到就不放过邪恶标语
2002年的春天，我悟到我应该去北京证实法打横幅。我带上在家写好的横幅，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当列车开到一半路程时，我家亲戚带着三个乘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我给丈夫留了一个纸条，说我出门几天就回来，他估计我是去北京了，所以就给我远房亲戚打了长途电话，叫他在中途把我截回。亲戚在车上找我两次没有找到，就找乘警说了实话，让乘警找到了我。乘警要带我去北京邀功，怎么说都不放我，后来我亲戚给了乘警100元钱，才放我们走。就这样，亲戚把我一直送回家。这次我没能到地方就被送回来，心里很难过，回家从新做了横幅，贴在当地马路边的墙上。这个条幅在那里贴了好几天。那时邪恶很猖獗，每天晚上总有警察在路上来回巡逻。
2002年末的一天，我丈夫去学校接我外孙女，回家后说学校大门旁边贴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通告，上面写着“抓一个大法学员奖励500-1000元”的话。我听了很着急，我想不能让邪恶这样逞凶，同时也为了让世人少造业，我决定清除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当时这个邪恶的通告多的可以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我想我一定要揭下来，不论白天黑夜，白天不能揭的就晚上揭，多难揭的（有的粘的很牢）只要我看到都不放过。那时邪恶很猖狂，晚上丈夫不让我出去，我只好说吃完晚饭出去散散步，6点多到8点前回来。这段时间路上的人和车很多，通告又都贴在马路的墙上，车和人总是不停的在走，要揭下来很难。我第一次揭时看到上边有公安局的印章，心里有些害怕，我想“怕”是为私为我的心，我要去掉，我不能让邪恶迫害。这样想就不那么怕了。只要近处几秒钟没有人和车我就揭，有的不好揭要揭几下才能全部揭掉，有的要揭要好长时间，因为路上人和车太多。但是不管怎样难，我只要看到都不会放过，每天要揭好几张，一直做了近20天。其实不仅仅我自己在做，好多大法弟子都是只要发现就撕掉。最后那天晚上我正揭时，被坐在车里的恶警当场抓了，其实是我被人发现后举报了。恶警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我不配合，它们就拳打脚踏，拽我头发，用拳头使劲砸我头，砸了我半个多小时，说要打死我，我想打死我也不怕，我都得了法，怕啥。后来恶警把我关在一小屋里，冻得我直哆嗦，那时我想到要背法、背经文，过不长时间就觉得不冷了，我感到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呵护。我下决心要做好，不能让邪恶得逞。我家人找了我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找到我，然后就到处求人，要求放我，经过多方努力，到晚上才放我回家。到家后丈夫很生气，我就给他讲真象。我想我是修炼的人，要提高心性，不能跟他一样，照样还做着我该做的事。
坚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刚走出家门，突然又遭恶警非法绑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由分说强行把我架上警车，拉到派出所，抢走我的门钥匙，在家人不在家时非法抄家两次，又对我强行逼供迫害。恶警拽我头发多次对我拳打脚踢，在我头晕时用烟头熏我鼻孔，还不让上厕所。我给他们讲真象，他们还骂我。这些恶警在江××的庇护下，已经丧失了人性。最后我被这些恶警折磨的头昏脑胀，他们看我不配合他们，晚上就把我送進看守所。在那里又经过几次提审，提审时我正告他们，我是好人，我没有做坏事。有机会也给犯人讲真象，犯人都说我们大法弟子是好人，有的还要学法。我在看守所几次晕倒，不能行走，大夫检查说血压很高，心脏也很不好。家人知道后，着急上火，多方求人营救，半月后把我释放，还判我劳教一年，所外看管。回到家后看到家里狼狈不堪，柜和抽屉都被撬坏，丈夫说抄家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这次抄家使我家在经济上蒙受很大损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更为痛心的是大法资料也损失不少。
从大法被迫害以来，5年的时间里恶警多次到我家骚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多次砸门抓人，吓得我丈夫心脏也出了毛病。几年来邪恶虽然猖狂，但我从没有停止过修炼，我想无论怎样，我是大法弟子，就应该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想我要修去不足之处，以后更要做好，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一定要坚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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