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教养院男队恶警恶行录
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这巨难面前没有被击垮，为了向被蒙蔽的国家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澄清事实，证实大法，救度世人，越来越多的修炼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本着对政府的信任，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邪恶之首强加在广大人民头上的灾难的抵制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1999年底，大连教养院被送去了第一批在专制独裁政权下敢于讲真话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弟子。
这些人中有博士生、大学生，高学历人占了相当比例，教养院强迫被关押者做的活很苦很累，为了配合江××的邪恶镇压政策，达到用高压逼迫法轮大法修炼者放弃信仰，并帮助迫害者栽赃，即所谓“洗脑”的目地，教养院更是强迫让法轮功学员承担远远超出其他被关押人员的劳动量。
为抗议非法关押，大法学员堂堂正正的炼功、绝食，教养院为了加重迫害，将很多大法学员转送马三家教养院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余下的大法学员被分隔开，也关押到各个大队，承担的劳动有：推手推车的 - 也就是推造砖用的泥土，还必须一路小跑，从上岗到休息一刻不停，有四防拿着电棍在旁边看着，稍不如意就要挨打，一个近六十岁的大法学员，腹泻十几天，必须照样劳动；捡豆的 - 一包豆一百斤，每天捡几包，从起床捡到后半夜，以至到后来，无论睁眼还是闭眼，眼前全部是豆子，扛着麻袋包，人都直打晃；码包的 - 规整的一层层摆放，一个大法学员曾一个人码一千五百包豆，人几乎虚脱。
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许多大法学员生了疥疮，痛苦不堪，喝的是大井里的脏水，一喝一股臭味，就是这样的水，每天还要定量。教养院每个大队都有经济指标，恶警为完成任务多分钱，他们就没有人性的逼迫劳教人员超时超强度劳动，而对大法学员，更是通过这种方式迫害。由于长期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大法学员的身体都很虚弱。面对非法关押、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面对嚣张的恶人，大法学员不应该选择默默的承受和逃避，应该主动的破除邪恶，开创环境，于是大法学员集体罢工，这在教养院可是史无前例的，恶人一下子都蒙了，大法学员赢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
为了更彻底的争取合法权利，争取自由，2000年底，近百名大法学员集体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事件惊动了市政府，司法局，上上下下一片惊慌，邪恶出动了各路人马，采取各种方式，威逼哄骗，进行打压，由于他们一贯对生命的漠视，最终导致一个人死亡，这时送到新收的大法学员不再往下分，单独在五大队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分队，在短暂的表面平静下，一个更大更残酷的镇压阴谋正在悄悄的酝酿。
邪恶之首为推行其镇压政策，不惜民脂民膏，大量给司法系统拨款，一幢耗资几十万的新楼拔地而起，成为女队的转化基地，这华丽的外表下，更多的是血腥和对人性的扭曲。（半年后，在这里一个坚定的大法学员被酷刑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男队则由以前装点门面的教学楼改建，内外粉饰一新，据政委讲，男队安装监控设备当时就耗资一百多万（据说教养院接收一个法轮功学员，政府就拨款三千元。）同时为了更好的贯彻江××的镇压政策，教养院派出人马到抚顺、马三家等迫害更严重的教养院“学习”，到那的人一看，什么所谓的“亲情感化”，（其实都是暴力加威逼、电棍、体罚、不许睡觉、等各种形式的迫害，才导致有的学员承受不住而违心的所谓“转化”），大连教养院的恶警如获至宝，恶人准备下黑手了。
对于新入院的男大法学员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就象武松初到配军，要先打一百杀威棒，（后来听说女大法学员新来的也一样）。这新收就是教养院为摧残人的尊严、毁灭人的精神、进而将人变成任其驱使的行尸走肉的严管场所。规定新收人员一天只许上四次厕所，不许洗手洗脸，不许换洗内衣，一天只在临睡前给一遍水，而且规定晚上不许起夜，以致经常发生犯人尿在床上的事，每天从早到晚笔直的坐在椅子上，由于大法学员人多，就和其他被关押人员间隔着坐，不许说话，不许互相看，每人手举一本《院规院纪》，高度要与下颌平齐。睡的是大通铺，一百多人睡在一张床上，人多时只能睡“刀鱼”要盖不知多少人盖过的垃圾被，而且是两人一床，屋里臭气熏天，上厕所要排好队，一队一队的去，而且有时间限制，大便两人挤一个坑，只给巴掌大一张纸，四防喊一、二、三就要起来，起来晚了就要挨揍，厕所水管漏水，偷着接水被四防看见也要挨打，大便完就直接抓玉米饼子吃。因为环境很脏，虱子成灾，呆几天身上衣服里面就被爬满了虱子，大队从来不管，而且规定不准抓虱子，咬得再痒也得任它们里里外外的爬，因为虱子也是代表政府工作以显示其专政威力的一种工具。当然对那些给队长表示了银子的人上述政策就都不存在了。
这时邪恶之首策划导演了一出“天安门自焚”丑剧，为其加重迫害加注砝码，关于这件事，教养院的一位领导就曾说过：“其实在自焚发生以前我们就知道了（上面的关系告诉的）”，虽然世人很快识破了这起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阴谋，但新一轮的迫害已酝酿成熟，经过精心策划，以司法局副局长郝宝昆、教养院院长郝文帅、张宝林、政委张子亮、恶警乔威、王军等为代表的一些极邪恶之徒，正式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
大约在2001年3月11日左右，各个大队的法轮功弟子被集中起来成立了法轮功男队和女队，男队被分成高学历、疥疮、普通等九个班，当时专、本科学历的人数占三分之一，其中还有大学教授，男队又称八大队，四防大都是从各大队抽调上来的凶恶之徒，集中后，有的大法学员被恶警找去谈话，一连几天不见人回来，回来后变得消沉，大家觉得很奇怪，一再追问下，他失声痛哭，原来恶人为了试验从马三家学来的经验，挑了几个大法学员上去进行酷刑折磨，逼写“三书”，大家听后很气愤，3月19日上午，有弟子找队长朱凤山等谈话，谈到打人问题，两个恶警一听抄起电棍就打，大法学员大喊“队长打人”的喊声，恶警朱凤山将其推倒在走廊，一棒打在他脖子后部，该大法学员一头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这时楼上楼下的大法学员都听到了“队长打人”的喊声，各个班的大法学员都从班里冲出来，高呼“不许打人”，两恶警吓得脸色煞白。
这时大队长乔威等领着四防拿着棍棒也冲出来，劈头盖脸地乱打，大法学员恪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默默的忍受着，很多大法学员被堵回屋里，走廊里是两排被罚“小燕飞机”的大法学员，这时被打昏的大法学员已经苏醒，被双手铐在铁床上，一个个大法学员被拖到队部，就在他面前酷刑折磨，有的大法学员被电棍电得头抵在地上痛苦的惨叫。恶警乔威一边电一边狂笑，“叫得真好听，让他再好好叫叫，”有的同修肛门被插电棍电，有的生痤疮的同修被扒光衣服毒打，屁股破口的地方被胶皮棒打得血窜起多高；有的大法学员被扒光衣服绑在铁床上，泼上凉水，十几根电棍齐上，而且专电手心脚心、腋窝、生殖器等部位。
大法学员姜云天被扒光衣服，五根电棍齐上，恶警朱凤山找不到地方，就电生殖器，一边电一边笑，（因为姜云天在春节晚会上报了一个口技的节目，吹奏的是《普度》、《济世》，赢得了大法学员和普教经久不息的掌声，恶警凸起疑心，后来知道吹奏的是大法音乐，气得不行。）
这时他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电棍没电了，恶警就插上电源继续电，姜云天默背师父的法挺了过来，电完后已经没了人样，连警察后来见到都哭了。
大法学员刘长海被上老虎凳，腿被绑在床沿上，大腿小腿各一根皮带，脚下塞进了24块床板，连皮带都绷断了，四防不敢再垫了，请示恶警王军，王军看长海不屈服，捆绑起来吊在窗棂上毒打，后又扒光衣服用电棍电，导致长海一个多月卧床不起，身上留下了累累疤痕，而长海曾发明二笔输入法，在社会上是一个有建树的人。
朱凤山还将一个大法学员双腿双盘捆住，恶狠狠的说到：“我让你炼，你炼吧！”长时间捆绑不给松开，该学员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恶警王军将一个学员按在水桶里呛水，有的大法学员嘴里被塞上袜子、拖布后，捆绑住，往鼻子里插上两支点燃的烟。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二十岁的小伙，全大队共有一百零八人经历了几天几夜的集中恐怖与酷刑折磨，没妥协的。恶警们加班加点继续酷刑和其他方式换着花样继续折磨，违心屈服的被集中到几个房间喘口气，换一种方式迫害，即帮助教养院说谎，在电视上掩盖迫害、甚至协助其迫害、不断的被强迫接受各种进一步迫害方式任其摆布，一旦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教养院迫害所需要的不一致，就被视为妥协不彻底，再重复暴力迫害直到屈服。有一个学员在第一轮的强力迫害中屈服，到了“转化班”后，内心仍在承受恐怖的巨大精神压力。
（同一天女队也一样是惨不忍睹）有的大法学员跟恶警乔威据理力争，声明恶警的做法严重违背国家法律，恶警叫嚣：“跟我讲什么法律”，随之是更为残酷的殴打；被罚“小燕飞机”的学员一个个扑通扑通的不断摔倒在地上。头上的汗珠一会儿淌一地，整个大楼充斥着恶警的狂叫声，得意的笑声，骂声，电棍的噼啪声，棍棒的乒乒声和大法学员令人心碎的惨叫声与皮肉烧焦的糊味，那几天几夜，真是无法形容的恐怖和漫长。
标榜为“优秀”的大连教养院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如人间地狱般的渣滓洞。最开始挨打的那个大法学员被捆在床上，目睹他的同修一个个的在他面前受刑，被打倒、打昏、被逼写“三书”，他的心灵受到怎样的创伤啊？
以后的日子，恶警将强迫下违心写“三书”的分为一班二班，未写全“三书”的分为松动班（三班），始终未屈服的分为严管。刚开始，大家以为这是偶然事件，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知道一切其实都是有预谋的。（当时女队也发生着这一切，到第二天八点多，不写的全部被转移到五楼，还是继续体罚，继续长时间的折磨。尽管副局长郝宝昆这样说：“死人我们也不怕，明天还接着罚，”这种疯狂持续了二十多天，恶警每天在这住，不回家。
在新收大队里，恶警则手拿电棍，把学员包围起来，在黑板上写上辱骂大法的“三句话”叫其他被关押者大声念，并用录音机录下来，绝食抗议的学员则被拖到大队办公室毒打，在4月11日和5月10日又发生了同样两次大规模的使用酷刑对大法学员进行强制转化事件，加上一些平时的酷刑和对从马三家教养院转到这里学员的用刑，在“3.19”以后，得知的就有50人左右被用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