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文革受迫害 长大炼功受迫害
小时候我就生长在被恶党迫害的家庭里，十三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被打成反革命。那个时候运动特别暴烈，人人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这场“瘟疫”。可是爸爸没有躲过去，村里满街的大字报都是针对爸爸的，各种各样的罪状也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只记得爸爸动不动就被毒打一顿，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也受到牵连，在学校里，老师同学齐声骂我是小反革命。那种压抑和无助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当时我虽然不懂得反革命到底是多大的罪，可我深知生我养我的爸爸是个好人，不干坏事，他没有罪。然而在那个昏天黑地的疯狂年代，人就象被附了体一样失去了控制，有谁会听一个孩子的哭诉呢？都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是在我简单的头脑中怎么也想不出文化大革命到底好在哪里，现在想想真是“好糟糕”！
文革的伤疤尚未痊愈，今天我又因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里我就把我为啥修炼法轮功及受到迫害简单地说一说，把邪党这张伪善的画皮扒下来，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原形，曝曝光。
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如：甲亢、脑神经病、痔疮、贲门炎、肠炎、中耳炎等病症，生不如死，虽然也多方医治，均未见好转，后来就放弃了医治，听天由命。可能冥冥之中有定数，也许真是命不当绝，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很快我被书中的法理所折服，我明白了我一生都不得其解的问题，我终于找到了真理。通过学法炼功，全身的疾病不知什么时候竟不翼而飞了，全好了，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奇使我激动不已，我捧着老师的书：老师真好！大法真好！村里人都说我变了。我确实变了，变得健康了，变得快乐了，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我坚定不移地修炼起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及恶党开始了又一轮对好人的打压，谣言满天飞，一夜之间，恍如“文革”重演。他们欺骗得了不了解真相的民众，却欺骗不了我，我就是一个“活”的广告，于是我便开始了我的正法修炼之路。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又一次进京上访，回来村干部及乡派出所人员闯入我家，翻走大法书，强行把我带到乡中学办班洗脑，半月后放回。
二零零二年，我以我学法后身心健康的事实，写了一份心得体会给乡政府，想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神奇、美好、真实不虚。不料，过了两天，村干部、乡派出所、县公安局等四人闯入我家，翻走书及资料，并把我劫持到义县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只有一元钱被他们搜去，当晚被毒打。不法之徒迫害了我一个月，从我家勒索3000元钱，才把我放回。
二零零二年十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乡派出所李福全、王有利、三胖子（绰号）三人无故闯入我家，进门二话不说，东、西屋乱翻起来，把衣服和其它东西乱扔一地。我和丈夫同他们讲理，他们不但不听，还把我丈夫打倒在地，鼻子、胳膊被打出了血，抢走了大法书及磁带，并强行把丈夫带走，劫持到县看守所关押。为了躲开他们的迫害，我只好离家在外，家里只剩下十三岁正上学的女儿没人照料；庄稼收回家一半，一半还在地里，没法收拾。好端端的一个家，被害得妻离子散。
半个月后，乡派出所又来我家要钱，见家里没人，又找到已结婚的大女儿家，逼迫我大女儿，掏钱就放人，不掏钱就要带走已有九个多月身孕的大女儿，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他们也干得出来。家里人被逼的出去借钱，凑足2200元钱。由于大女儿行走不便，她的公公带着钱跟着去了派出所，把钱给了他们。让人想象不到的是，派出所的几个人竟当着大女儿公公的面把这2200元钱均分了，派出所俨然成了“分赃厅”，而且没有给当事人任何凭据。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晚九点多，我们全家正睡觉，乡派出所、县公安局十多个人又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就乱翻起来，以翻到两张旧传单为借口，又把我丈夫劫持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打电话管我要5000-10000元钱，去接我丈夫。几年来接二连三的迫害、罚款，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已是一贫如洗，而且还欠下了外债，我到哪儿去弄这么一大笔钱呢？就因为我没有钱，他们又把我丈夫劫持到锦州教养院迫害至今，家里剩下我们母女俩艰难度日。
古语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我家的迫害经历的一斑，可见共匪的全豹，它的恶霸嘴脸也暴露无遗。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只要翻开邪党的历史，便会一目了然，它的每次运动都是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过后一推六二五，找几个替罪羊了事。这样的伎俩对邪党来说屡见不鲜，几十年来它能屡屡得逞，是被它吓坏了的中国人对它的惧怕，使它得以存活到今天。它骗得了民众却骗不了苍天，它吓得住人，却吓不住神。
春风会很快吹走阴霾，全世界的退党大潮不是已经席卷了全中国了吗？人们都在清醒，都渐渐地摆脱了它的魔爪。这个谎话说尽、坏事干绝的幽灵，终于恶到了尽头。
